第二章（1）

机关里的干部，按规定下午六点钟下班。可市委大楼的干部们，不到五点半就拨腿走了，这大概是因人多工作少的缘故吧。本来嘛，一个处室里的工作，有三个人就能全包全揽了，上面却派来七八名干部，能不清闲吗？

周倩刚到市委宣传部工作时，考虑到自己是副处长，应该给下属带个好头，还是一直坚持六点钟下班的。后来她慢慢悟彻到，她这样做纯粹是一种矫情，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她是按时下班的，因而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任何影响，至多是自己苦了自己。于是她也入乡随俗，每天下午五点半钟就离开了机关，有时甚至五点钟就走了。

机关里当副职再清闲不过了。出主意、批条子、发号施令，全是正职的事；具体工作都由干事们干，副职想干点什么也插不上手，只能看报、喝茶、抽烟，最多带着耳朵去听听会。

周倩就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从机关横跨一条十几米宽的马路，就到了宿舍院的西门，干部们上下班根本用不着骑自行车。

周倩下班后，就打火做饭。三口人的饭费不了多少手脚，有半点四十分钟就够了。她的丈夫叫周景华，是她大学里的同学，在市人事局当副局长。他总是六点钟回家，先到幼儿园把女儿丹丹接了，进门即可开饭。

周倩住的是一栋二层小楼，内部装修十分考究，是西州市里最高级的宿舍。这套房子的主人，严格地讲还不是周倩和周景华，而是周倩的公公周作恒。周作恒五年前还是西州市的市委书记，后来调到省里当了副省长。周倩和周景华结婚后，就一直和公婆住在一起。周作恒夫妇搬到省城去住，市委房管部门不好意思来要房子，便不明不白地一直由周倩两口子住着。

一种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人就会感到别扭。近日来，周倩总是六七点钟后才回家，晚饭不得不推迟到八点钟。周景华心里就老不舒服，觉得进门不能端碗吃饭，是一种不正常现象——其实社会上有几家双职工能进门就端碗吃饭呢！周景华几次想问周倩，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但又觉得这么做有点鼠肚鸡肠，会伤了周倩的自尊心，也就罢了。可是今天周倩直到八点钟才回到家里，他饥肠辘辘，女儿丹丹也一个劲地嚷着饿了。他实在忍不住了，便问：“周倩，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尽管他的声音并不高，可话里夹带着的不满情绪，还是让周倩听出来了。

周倩正在手忙脚乱地做饭，心里也不高兴。她在回家的路上，估计今天这顿晚饭，周景华一定替她做好了，谁知推开厨房门一看，灰锅冷灶，根本不像做过饭的样子。她很口渴，想倒一杯水喝，可是提起暖水瓶却空荡荡的，连一滴水也没倒出来。她从门缝里看看，见周景华仰面躺在沙发里，好像在看报。丹丹爬在地毯上，一边看小人书，一边啃着一块干面包。难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这天天三顿饭就该我一个人做吗？周倩一股火直冲脑门，真想推门冲入客厅，当面质问周景华。可是，当她想到一会儿她还有重要的事情跟周景华谈，现在把气氛破坏了，到时怕影响谈话效果。于是她把已经伸出去的手缩回来，衿了围裙开始做饭。周景华从客厅里传来的质问，又一次在她的心头撞出了火星，但她还是为了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谈话，又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激动，没有发火。她心平气和地对他说，她下班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办，就回来晚了。她解释完还故意给他道了一声歉，请他多原谅。

吃罢饭，丹丹睡了。周景华到客厅看电视。

周倩洗罢碗筷，也来到客厅，准备跟周景华谈那件事。

这是一件关系到她未来命运的大事，不能不跟他谈，他是她的丈夫呀！

周倩今天要跟周景华谈的是关于她停薪留职，到商城里承包一家影院的事。

这座影院叫五台山影剧院，建筑面积有两千五百多平米。除影院外，还有三十多间房子。这家影院原是宣传口所有单位出资建的“台子”，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干部。不许干部经商的文件下达后，工作人员都回到了原单位，五台山影剧院也不得不停业关门。租赁店铺热掀起后，文化局、广播电视局的领导也提议把五台山影剧院租赁出去。为此宣传部召集所属各单位的头头们开会，讨论怎么出租，租金收多少，由谁负责处理此事。按照当时市面上的行情，五台山影剧院全部出租，年租金应该是八万元之多。八万元，在当时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天文数字。众人想了想，觉得眼下还没有人能租赁起这座影剧院，于是又商议降低租金。商议的结果，租金降到五万元，并决定由市电影公司的一位叫陈创生的副经理全权负责处理这件事。

个体户们的文化意识很淡，还没有能力预测到未来文化市场的巨大潜力，觉得光靠放映电影、演戏收费，充其量是啃一块骨头，是吃不到大肉的，更何况租金那么高。因此租赁广告贴出去十几天，竟没有一个人找上门来寻租。

五台山影剧院租赁不出去，不能老闲着。闲一天就有一天的损失。

陈创生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是不会让尿憋死的。他稍加动了动脑子，便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建议改“租赁”为“承包”。他算过一笔账，如果影剧院的两千五百平米的建筑面积得到充分利用，每年至少可收入三十万元，除去十万元的开支，尚可盈余二十万元。承包费按四成收，承包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如此计算，承包费则可收到八万元。八万元大于五万元，这是用不着明说的。

陈创生把这笔账算给各单位的头头们听，请求批准他的建议。

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不以为然，问陈创生：“如果承包人经营不善，一年的收入不是三十万，而是十三万，照你的计算办法，偌大一座影院，每年收回的承包费不是仅有一万二千元吗？”

陈创生说：“这种可能不是没有的。可是我相信，在坐的领导没有一个人希望将来的结果是这样的。因此，我们不能随随便便把影剧院承包出去，必须选一个有头脑、会经营的人来承包。”

陈创生说服了诸位领导，可一时谁也提不出一个合适的人选。陈创生想到一个人，又不便在这种场合提出来。他害怕在座的领导怀疑他是设好了圈套让领导们钻的。更何况他还没有跟本人谈过，只是一厢情愿而已，怎么能贸然说出去呢！不过，他有八成把握，觉得这个人是会承包五台山影剧院的。

一个公司副经理，在这种会议上，通常是没有资格发表意见的，即使不自量力说了什么，也不会引起别人重视的。可今天陈创生不是以副经理的身份出席这次会议的，而是以出租五台山影剧院的全权负责人出席这次会议的，而且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专门研究五台山影剧院出租或承包问题的。因此，他有着比任何人都权威的发言权。既然大家都一时提不出合适的人选，陈创生莫名其妙地生出一种表现欲，便语惊四座地又提出一个建议。

陈创生说：“如果领导们相信我陈创生的话，这位承包人就交给我去物色吧！由我物色的承包人，一年上缴承包费不足五万元，所欠部分由我负责补上。”

又是那位副部长开了口，“你敢立军令状吗？”

“敢！”陈创生觉得这位副部长的话包涵着对他的蔑视和不信任，因此他说这个“敢”字时，有点显得激动，声音也略微高了点。

主持会议的宣传部金部长城府很深，始终没有说一句话，老迷着眼听别人说话。陈创生的一个“敢”字，像在他身边响了一声炮被惊醒似的，他立刻睁大眼睛，咳嗽一声清清嗓子，然后开始表态。他的咳嗽声像浑水里撒了一把矾，把水里的泥土都吸附着沉入水底似的，使会议室里的说话声立刻沉淀，刹那间变得鸦雀无声了。

金部长说：“既然五台山影剧院的事责成陈创生同志全权负责处理，就依陈创生同志的意见办吧。至于军令状，立比不立好。这倒不是对陈创生同志不信任，而是为增强陈创生同志处理好这件事的责任心。责任心强了工作就能干得更好。”

金部长一言九鼎，别人再有多少意见也无须提了。一项重大决策就这样定了。

陈创生想到的那个人，就是周倩。

周倩和陈创生也是大学里的同学，一起分配到西州市来工作的。陈创生想到周倩，是因为周倩曾多次在他们面前说过，她厌烦那无聊的机关工作，想匹马单枪、自由驰骋地搞一项属于她自己的事业。他自认他比周景华更了解周倩，他觉得周倩能干好这份工作，除了周倩让任何人承包五台山影剧院，他都不敢立那份军令状。于是他会后就去找周倩谈这件事。

周倩是厌烦这无聊的机关工作的，半死不活，泡蘑菇，踢皮球，耍嘴皮子……再性急、再有锐气的人，也用不了几年就变成一个懒散货。可是，去经商做买卖，她还是从未想过的。难怪陈创生把来意说明后，她感到吃惊，感到猝不及防。

周倩开始以为陈创生是在跟她开玩笑，后来发现陈创生满脸认真，才意识到他们是在谈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并需要她尽快作出决定的。她不得不收敛笑容，开始认真对待这件事。

一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是需要时间的。周倩并不因为陈创生是她的老同学，并不因为她知道他不会对她存在有任何恶意而感情用事。她是一个有着很强的理性的女人，她不仅需要有一定时间思考这件事，而且需要作一些调查研究。因此她要陈创生等她五天，到时候会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的。

陈创生很痛快地答应了她。陈创生相信，周倩五天后会同意承包五台山影剧院的。可是当他走出周倩的办公室，却又有点不放心，不得不转身返回去对周倩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你放弃了这次机会，可别怨老同学不帮你的忙。”

五天时间，坐在办公室里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可周倩为了承包五台山影剧院，却作了大量的工作。她亲自到商城里看了五台山影剧院的房屋、设施，走访了十几个曾在五台山影剧院工作过的干部，到一些文化单位了解文化市场的情况，找一些有经验的同志预测未来文化市场的发展趋向。

昨天，周倩突然想到了曼芸。她知道曼芸作采购，跑全国的大城市，对外面的情况熟悉，有必要向她了解一些情况，顺便征求一下她的意见——她是从不小看曼芸的。

如果说周倩在未见到曼芸前，对承包五台山影剧院，还仅仅有六分信心的话，那么在跟曼芸长谈一席后，她的信心已增加到九分。

曼芸饶有兴致地给周倩介绍了各大城市文化市场的发展状况和现在的活动情况，还给她出了不少主意，并竭力怂恿她承包五台山影剧院。

周倩近来回家迟的原因就在这里。

今天周倩推迟到八点钟才回家，是她想到她一旦真的承包了五台山影剧院，得有一笔启动资金作后盾，于是她去银行找她的一个熟人，打听贷款的事。当时贷款很容易，只要是用于发展经济，主管部门同意，你敢贷银行就敢给，而且利息从优计算。其实她真正用于办事的时间很短，她跟那位熟人只说了半小时话，而用于等人的时间却很长，整整等了三个小时。

周倩已拿定主意要承包五台山影剧院了，明天是第六天，她一早就得去找陈创生，办理承包手续。这件事她一直瞒着周景华，并不是因为两人感情不合，互不信任，或者中间有什么芥蒂；而是因为她知道，周景华是不会同意她留职停薪去承包五台山影剧院的。她害怕跟他谈。现在，她的决心已下，在办手续前再不跟周景华谈就说不过去了。

周景华是靠着父亲周作恒的关系当了人事局副局长的。局长已年近花甲，在即将进行的机构改革中，这位老气横秋的局长的免职是预料中的事了，他升任局长已水到渠成。除了他父亲的关系，他还有一张在当时更硬的牌子，那就是大学文凭——后来进行的机构改革，文凭确实成了提拨干部最重要的硬件。他也许是出身于官宦之家，从小就体会到了做官的好处，因此认为社会上纵有万千种职业，但都比不上在党政部门当官更好，更有前途。在周倩当年从市艺术馆调到市委宣传部工作这件事上，他的这种思想体现的最明显不过了。

结婚前，周倩在市艺术馆工作。她天生就是一块从事文化工作的料，能歌善舞，能写会画。在她来说，在市艺术馆工作是找到了自己的真正位置，干一辈子也不会心烦的。可是，周景华硬是逼着她放弃了她喜欢的工作，调到了市委宣传部。周景华跟她解释说：“党政部门的职工，也比事业单位的干部受人尊重。”这种人，当他听说自己的妻子要扔掉副处长的职务，停薪留职，去承包五台山影剧院，岂不是要暴跳如雷吗？

当周倩走进客厅时，就想到了这种谈话的结局很可能出现。因此她坐在周景华的对面，并不急于开口，而是想着用一种什么样的谈话方式更好，更能避免把话谈崩，更能遏制周景华暴跳如雷。

周倩思之再三，选择了“欲擒故纵”的方式开始了和周景华的谈话。她问他对发展商品经济的看法，她问他商品经济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变化，她问他商品经济将对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怎样的影响。她知道周景华是十分注重理论学习的，而且喜欢跟别人讨论一些理论问题，又从不说与中央线路、方针、政策相悖的一句话，他一定会中她的计的。

周景华果然如周倩所料，索性关了电视，兴致很高地谈起他对周倩所提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他侃侃而谈，高度评价了商品经济对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他说，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必然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由贫穷走向富裕，由落后走向先进，由软弱走向强盛。他还以预言家的口气说，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引起人们观念的变化，不仅是价值观念将得到更新，而且其它观念也会得到更新。他不厌其烦地举了已经更新和正在更新的人才观念、个人价值观念、消费观念、新文化观念等。他说话时的那语调、那手势、那神态，像在会议室里给他的下属们作报告似的，根本没有想到他正在往他妻子张着的口袋里钻。

受人以柄，就会受制于人。

周倩等周景华的理论讲完后，突然问他：“景华，如果我照你刚才讲的理论去做，你不会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