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七章 文风改革

玄天历九五七四年，为了讨伐青龙，这一年玄武皇秦道广十分忙碌，他有许多大事要办:

在西南，他的军队正在猛攻凶悍的青龙；在东北方，他的大军一边在防备着白虎趁火打劫，一边他的使者又在出使白虎，给白虎皇的贵女谋求联姻；在中部，他的大军正凭借雄伟的坚堡厚城，抵挡妖兽肆虐；在内部，他疯狂调拨物资、人才支持前线，又要统筹千疮百孔的新领土，同时大造武战城谋划培养帝国未来的中坚力量。

然而，在无数紧迫的军政事务之中，秦道广却抽出时间，把目光投向了一件似乎并不很紧急的事-文学。

在文学、文艺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吸引他的大事?

秦道广所生活的朝代，早是一个笔、墨、纸、砚齐备，纸张完全取代了竹木简册的时代。然而讽刺的是，崭新的工具却没有带来足够多的伟大作品，尤其是诗词，普遍文风浮华、题材单调、乏善可陈。

秦道广极不满意，甚至是忍无可忍。他专门下达了命令，要求改变文风！

“过去的诗文，都是靡靡之音。从此刻起，朕要提倡一种新的文风，让那些浮华虚文都成为过去!”

当时的文风究竟糟糕到什么地步呢?说一句你就明白了-偌大的玄武，已经接近三百年没出过一个一流的诗人了。

往上追溯三个世纪，玄天历九三七八年，一位名叫谢朓的大诗人死去了。

他卷入了一场政治阴谋，悄无声息地死在狱中；然而，这却是一个诗歌江湖上天崩地塌般的大事。

今天，很多人或许不知道谢朓的名字，也不知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或是“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但只说一点你就知道他有多牛了-谢朓在后世有一个死忠粉，叫做李太白。

浪漫派的掌门人李太白是历史上酒文化的扛把子，一杯杯的酒在他手上燃烧、升腾，经过灵魂的跌宕、起伏，最终化为曲水流觞的诗歌。诗中有酒意，浓淡与刚柔之间，张狂与疏密之际，被他写下无数的人生喜怒哀乐、爱恨情仇。

这样的大咖对别人的作品表示服气的，有同时代人崔颢。在黄鹤楼，因为崔颢的诗太精彩，李太白觉得难以超越，不得不放弃了写作——“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但真正让李太白一生都低头服膺的诗人，则首推这位谢朓。这种思慕之严重，几乎使李太白一生都在频繁地碎碎念:我登上了高楼，就想起了谢朓；风吹起来了，我想起了谢朓；看着那月色啊，我想起了谢朓……

在谢朓生前，玄武诗歌的江湖大致可分为两大门派——山水派和宫廷派。谢朓是山水派掌门人、最后一根台柱子。他的死，使玄武诗坛失却擎天巨柱，山水派的武功日渐式微，世上再也无人能写出“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的美丽诗句。

更大的损失还不止于此。当时害死他的所有人可能都没意识到，他们所亲手毁灭的，也许是三个世纪玄武唯一的一个一流诗人。

谢朓去后，宫廷诗派一统江湖，开始肆意妄为。这一派武功的特色，用玄武皇的话说，就是“多淫丽”。

其中“丽”字是没错的，此派中人确实极力追求辞藻的精致、声律的和谐；“淫”字就略有点委屈人家了，人家也写乐府诗、也写应景诗，数量都不少，只不过都没写出太大的成就来，唯独小黄诗的创作高潮迭起。

例如宫廷派就开创了一大支派“放荡门”，“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立身谨重”是幌子，萧纲一辈子大概是从来没有谨重过的；至于文章放荡，他倒是充分付诸了实践。

这位大宗师的主要诗词题材是两个-一是大姑娘；二是大姑娘的床上用品。他的几首代表作的题目，翻译成现代语，就是《我那正在睡觉的老婆》《我那正在制作床上用品的老婆》，以及《我那长得像大姑娘一样的小白脸》。

玄武的诗坛那么惨，那其余三国呢?是不是可以用它的苍凉、古直、雄浑、沉郁、写实，撑起诗词的大厦?

答案是:你想多了，三国比玄武还惨。

惨到什么程度呢?玄武流传一个段子，说玄武第一才子庾信去白虎出使，人们问他北方文士水平如何，庾信说:“能和我抗衡的，大概只有韩陵山上的一块碑文。此外也就算薛道衡、卢思道这俩人略微能涂上两笔。其余的货，都是驴鸣狗叫、汪汪哞哞罢了!”

诗人凋零怎么办？白虎的人开动脑筋，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既然我们不出产诗人，那么把玄武的诗人抓过来不就是了?

白虎人说干就干。于是乎，玄武三个最牛的诗人——庾信、王褒、徐陵，统统被抓了，一出使白虎就被扣住不放。其中徐陵还好，没过几年放了回去。前两个就惨了，白虎下决心要留他们终老，软硬兼施，大官给做，骏马给骑，充分进行情感留人、待遇留人，就是不让回家。

白虎给这两人的待遇好到什么地步呢？

先看庾信，白虎给他的待遇，是开府仪同三司，先做车骑大将军，不久又很快做到骠骑大将军。再看王褒，直封到太子少保！

俩人就此滞留白虎多年。玄武这边多次打来申请：您扣留的我们的诗人，很不地道，请放回来了吧！

白虎这边也爽快地答应了:放!都放!不过只有两个人例外-庾信和王褒不准回去。

白虎真是直爽得可爱，可也真舍得下血本。

玄武文人顿时衣冠北渡，庾信来了就抓住封一品官，不知道我去了能给什么官，是不是皇帝要直接禅让?

玄武皇的愤怒，还不仅仅是指诗歌。在这个年代，浮华的文风深入人们骨髓，写公文、搞音乐都是如此，就连写史书都是骈四俪六。

要给这文风开刀，必树典型。

先抓反面典型，杀鸡儆猴。他很快找到了那只鸡-泗州刺史司马幼之。这马幼之人称“文表华艳”，可在玄武皇看来，此人文章写得太假大空，套话忒多，于是精心找了个罪名，“付所司治罪”，钉上耻辱柱。

抓了反面典型，还需立正面典型，有了-治书侍御史李谔。

对于皇帝的文风改革，这位李谔先生响应最积极，放炮最猛烈，很快就写出了多达一千字的长篇心得体会，叫做《革文华书》。

在文中，他强烈抨击浮华文风，“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而且指出坏风气的源头，是“西南青龙，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

李谔还表态说，坚决支持朝廷依法严惩司马幼之的决定，抓得好，抓得对，起到了教育警示作用；并积极声明:对这种类似的家伙，要“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搞大走访、大排查，一旦发现，决不姑息。

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来积极支持文风改革的大人物中，还有一个影响比李谔大得多、地位也高得多的人-太子秦瑀。

秦瑀力挺文学改革，激烈抨击浮华的玄武文学，还努力憋出一种新的边塞诗派诗歌，比如: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伟大的时代往往都是这样开启的:当门被推开时，悄然无声，人们尚在沉睡。只有光照进来之后，人们才被惊醒，发出赞叹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