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内讧

神宗在等待进攻西夏的时机，为了充分利用将来的进攻时机，必须富国强兵，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

王安石离京之前，为了新法能够继续贯彻，特地推荐了韩绛接任首相、安排吕惠卿升任参知政事。韩绛是王安石的政治同盟，吕惠卿是王安石的心腹骨干，有这两人在中书，可以确保新法继续贯彻执行。

可就在王安石离任后不久，韩绛发现吕惠卿这位副宰相不对劲儿，除了处处与自己对着干之外，他似乎开始对王安石落井下石了。

导火索还是之前上梳《流民图》的郑侠，这哥们儿搞了一次骚操作自以为扳倒了王安石，开始膨胀起来。眼见着韩绛吕惠卿执政新法对新法萧规曹随，郑侠那颗不安的心再次跳动起来，上梳一副《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里面画的一边是魏征、姚崇、宋景，一边是李林甫、卢祀，然后在奏疏里讽刺吕惠卿就是李林甫。

魏征姚崇宋景大家都熟的，唐朝着名贤臣，李林甫大家也知道，口蜜腹剑大奸臣。卢祀我也单独介绍一下吧，这位也是个奸臣，之前我们不是讲过颜真卿牺牲殉国么，当时给皇帝唐德宗进献谗言让颜真卿身陷敌营的就是卢祀。

吕惠卿不是王安石，王安石可以尽量团结大多数减少对立面，吕惠卿不行，一定要有仇必报。郑侠的奏疏一上来，他就授意谏官弹劾，直接把人贬出开封。但贬谪完郑侠之后吕惠卿并没有收手，而是把王安国也打成郑侠同党，一并贬出了开封。

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熙宁变法期间一直反对新法，尤其对吕惠卿反感，曾经多次劝说王安石远离吕惠卿，吕惠卿一直怀恨在心，王安石一走，吕惠卿借刀杀人，报了当年的不待见之仇。

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可吕惠卿这位副宰相却表现得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王安国就算对你吕惠卿再有意见，变法过程中从未有过实质性的干涉，况且现在哥哥王安石都已经罢相了，这个时刻有必要对王安国下手吗？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连续打击郑侠和王安国后，吕惠卿揭开了他真正的要打击的对象-王安石。

熙宁八年正月，余姚县主簿李逢遭人弹劾诽谤朝廷，原本按律只需要贬谪就行了，可御史在调查案件时发现李逢与道士李士宁过从甚密，顺藤摸瓜审理李士宁，李士宁交代自己与赵世居来往密切，这下案情严重了。

赵世居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后代，由于宋太宗赵光义登基后一系列可疑的表现，后世对太宗系的皇位来路一直有非议，认为太宗系抢了太祖系的皇位。

赵世居也是这么认为的，在于李士宁交往中，多次提到天下应该有太祖系子孙继承，李士宁非常认同赵世居的想法，两人意气相投，李士宁还把自己贴身的一把宝刀送给赵世居，鼓励赵世居继承大业。

查案的御史做梦都没想到居然能查出来这种案情，已经完全超出自己的处理权限，马上汇报给神宗。神宗大怒，将涉案的主簿李逢、赵世居等人全部处死，赵世居子孙免除一死，但开除出宗室监禁终生，妻女全部发配为尼。

涉案人员处理了，但是其中的道士李士宁还有一层关系十分棘手：他是王安石的好朋友。

李士宁与王安石很早就认识了，两人私交甚好，王安石还专门写过诗表达了两人深厚友谊。王安石在开封当宰相时李士宁曾经在王安石家住过一阵子，很多官员为了靠近王安石都来巴结李士宁，李士宁也曾一度成为开封的红人。

因为与王安石的这一层关系，让吕惠卿意识到，彻底扳倒王安石的机会来了。

李士宁败露后，吕惠卿授意办案人员询问他与王安石在谋反案件中的来往，李士宁坚决否认王安石参与其中。后来经过神宗亲自干预过问，李士宁最终被定罪，判流放编管。

从整个谋反案来看，李士宁可以算是谋反中的主要犯罪人员，这种主犯能够免死，只因一个原因：托了王安石的福。治了李士宁的罪，那是不是就要治王安石结交李士宁的罪？

以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哪怕放李士宁一条生路，也不能把王安石牵涉进来。

谋反案的处理结果已经说明了神宗的态度，但吕惠卿还不停提醒神宗李士宁与王安石关系密切，不可不察。

韩绛坐不住了，以执政能力论自己与王安石相去甚远，就是跟吕惠卿相比也比不过，能坐到首相位置上主要是因为学识高、人品正、资历老、性格稳重等这些传统士大夫的优点，加上支持新法，属于高级文官中少有的新党，自然而然也成为神宗的重要倚重对象。

新法执行才几年，根基还不稳，王安石才刚刚罢相，吕惠卿就开始给王安石罗织罪名。结合吕惠卿在变法中的突出表现不由得让人怀疑，他到底是拥护变法还是借助变法谋求权力？

王安石虽然不在朝中，但威望依然很高，朝中大臣很多受到过王安石的提点，甚至不少大臣就是因为王安石的个人魅力才支持的新法，吕惠卿想要攫取最高权力，韩绛根本构不成威胁，可王安石一定要除去。

韩绛忧心忡忡的告诉了神宗自己的担心，提醒神宗新法的实行一定不能离开王安石，现在王安石远离京城所有的攻击都在指向他，表面上是攻击王安石，实际上是在攻击新法。

想要保住革命果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诏王安石回京。

韩绛一语点醒神宗，于是神宗派使者远赴江宁诏令王安石回京复职。

曾经淡泊名利，当年屡辞朝廷任命的王安石接到诏令没有丝毫迟疑，星夜奔赴开封，他的肩上担负着大宋王朝的国计和千万百姓的民生。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官复原职任首相，韩绛退居次相，吕惠卿得知王安石回朝后大失所望，原本升任同平章事的美梦落空，曾经的王安石是自己的贵人兼恩师，提携自己进入中书，而现在的王安石却是他通往权力巅峰的绊脚石，副宰相吕惠卿暗下决心，一定要斗倒王安石，当上首相。

吕惠卿还没开始动手，王安石和韩绛两位宰相先杠起来了。

起因来自于制置三司条例司里一个负责执行市易法的部门，叫提举市易司，这个部门原来的长官叫做刘佐，能力很强，任职期间部门业绩非常好。后来因为用人失察被弹劾贬官，提举市易司换了好几任长官，业绩全部一塌糊涂，根本无法让部门有效运转。

王安石就提议，还把刘佐召回来担任提举市易司的长官，对国家对他自己都有好处。韩绛不同意，说刘佐是因为失职被贬，按律贬谪期内不能官复原职，坚决反对重新任用刘佐。

韩绛反对的很坚决，王安石就给他解释说，刘佐当年遭贬也并不是特别恶劣的罪名，仅仅是用人失察，他本人的品行还是没问题的，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不应该浪费人才。

神宗赞同王安石的意见，不过考虑到韩绛的建议，提了个折中的方案，就是先让刘佐回来代理提举市易司的领导工作，等贬谪期结束了再给他官复原职。

神宗的提议充分体现出了一个优秀政治家解决问题的水平，在不违反制度的前提下灵活选用人才为国家做事，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说是最优解。

然而即使是这样韩绛依然不同意，坚决不同意起用刘佐，并当场提出了辞职。

一出简单的人事问题引起两位宰相政见对立，神宗最后也不置可否，刘佐的任命暂时搁置。

刘佐的任命搁置后，韩绛再次提出辞职，神宗不再挽留，韩绛罢相离京。

按说王安石此次官复原职，有韩绛的一份功劳，可朝政毕竟不是儿戏，重大的执政分歧掺杂不得半点儿个人感情，即使是王安石的政治盟友也只能黯然下课。

政治盟友韩绛如此，心腹下属吕惠卿也是如此。

吕惠卿自王安石还朝以来，仿佛手脚上了束缚一样，再也没有了往日推行新法的那股精气神儿。而就在这个时候弟弟吕升卿因为诋毁王安石被朝廷贬官逐出京城，王安石与吕惠卿的关系也紧张起来，吕惠卿便找到神宗，主动提出辞职。

神宗爱才心切，安慰吕惠卿，王安石用人一向唯才是用，不会因为弟弟吕升卿的事情连累到你，不必多虑。

吕惠卿解释说自己辞官也并非全因为弟弟获罪牵连，而是王安石回朝之后以自己的那一套着作理论作为真理，越来越专权，朝堂上已经没人敢提反对意见，自己也是多次劝他不要这么专横但没有效果，既然如此不如辞官。

神宗突然来了兴趣，据他了解，王安石的经义着作本身就是当年经过翰林学士和国子监讨论分析过的，有比较高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否则也不会受到包括司马光等大佬们的肯定。

吕惠卿虽然也是进士出身，但论学问水平比司马光比苏轼等人差远了，司马光苏轼都是有名的旧党，在反对新法最激烈的时候都没有反对过王安石的文学理论着作，足见着作本身的价值。

那么吕惠卿到底为什么突然拿着作理论做文章说王安石专权呢？神宗追问之下，吕惠卿依然坚持是因为理论主张不同造成的分歧。既然没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鸡毛蒜皮的小事神宗也懒得管，敷衍吕惠卿一番了事。

事实证明，吕惠卿自请罢相也许才是最优解，因为紧接着谏官就开始不停弹劾吕惠卿的违法事迹。

在宋史里，吕惠卿是被放在《奸臣传》中的，被打成奸臣不是因为改革变法政治斗争得罪旧党，而是吕惠卿这个人品行真的不行。

吕惠卿的小舅子叫方希觉，学习不行考不中进士又想当官，吕惠卿就托关系给他跑了个官。接着又利用权势给方希觉揽功帮他升迁，帮他打击竞争对手，搞得方希觉任职当地乌烟瘴气。

吕惠卿的舅舅郑膺在老家侵占老百姓田产，当地的提刑查办郑膺，结果中途被吕惠卿安排调走，接着又给这名提刑罗织罪名贬官。

吕惠卿的另一名小舅子叫方希益，任职大理寺负责给罪犯判刑。结果判错了案子冤杀了人，吕惠卿又找人伪造档案证据给被杀的人制造罪名，最终帮方希益摆平的渎职行为。

像上面这些违法犯罪行为还有很多，全部证据确凿。王安石不在时吕惠卿把持朝政弹劾的声音都被压了下去，王安石回来后，所有弹劾吕惠卿的奏疏像雪片一样送到中书和神宗跟前。

吕惠卿这下实在扛不住了，再不辞职谏官们的实锤非要把他锤死。终于在熙宁八年十月，吕惠卿罢相离京。

如果说吕惠卿的罢相贬谪还在王安石可控范围之内的话，那么接下来章惇的贬谪离京就意味着新党的分崩离析，即使王安石也难以阻止了。

就在吕惠卿被贬之后，御史中丞邓绾上梳弹劾三司使章惇，说章惇是吕惠卿同党，吕惠卿做的那些坏事很多章惇也有参与，现在首恶吕惠卿已经被罢相，从犯章惇也应该处理。

邓绾的突然发难令王安石措手不及，吕惠卿自王安石回朝以来心态变化王安石看在眼里，知道已经不能再信任，可章惇仍然是新党的骨干，而且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工作一直尽职尽责。

章惇如果被弹劾贬谪，新法的推行将大大受阻，毕竟新法的核心在于理财，而章惇就是个出色的理财专家。作为熙宁变法的临时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在新法条文全部出台后，熙宁四年已经撤销，帝国经济管理重新回到三司。曾布倒戈反对新法后，正是由于章惇紧急赴任才使得三司工作平稳有序过渡，没有对新法造成影响。

其实章惇被弹劾并不稀罕，新法的骨干成员就没少被弹劾过，但问题就出在弹劾他的御史中丞邓绾身上，因为这位邓绾是新党官员。

与吕惠卿一样，邓绾也是通过“自荐”的方式认识的王安石，当初在地方上上梳赞同新法，进京述职时见到王安石陈述了自己对新法的看法受到王安石赞同，后来在王安石的安排下进入司农寺工作，负责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新法的执行。

奸臣一般能力都很强，邓绾也是这样，在司农寺工作的几年政绩卓然被连续提拔，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前已经做到了御史中丞的官职。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吕惠卿主持朝政，邓绾就巴结吕惠卿，王安石回朝之后邓绾觉得吕惠卿要失势，于是主动上梳弹劾吕惠卿。吕惠卿被罢官之后，邓绾觉得还不够，要把吕惠卿的同党章惇也弹劾罢官。

鉴于吕惠卿名声实在太臭，被牵连进去的章惇实在颜面无光，只好主动请辞罢官离京。

但是邓绾可能忘了，无论是吕惠卿还是章惇甚至于他自己，原本是应该团结在王安石身边一心推行新法的，虽然吕惠卿思想抛锚被赶出朝廷，可他与章惇并不存在吕惠卿那种私德问题，怎么就起了内讧了呢？

叛徒总是不招人待见的，就在章惇被贬不久后，御史中丞邓绾也被罢了官，贬出了开封。

回京不到半年时间，副宰相吕惠卿、三司使章惇、御史中丞邓绾这些新党的高级官员因为内讧纷纷遭贬，连续的变故让王安石疲惫不堪，逐渐萌生了去意。王安石并非一个没有追求的人，熙宁八年的神宗已经近而立之年，在上一次王安石罢相期间，新法的所有推行被安排的井井有条，眼见自己的改革成果后继有人，也该急流勇退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王安石想急流勇退，但吕惠卿却想把王安石扫地出门。

熙宁九年六月，已经被贬陈州（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区）的吕惠卿上梳，弹劾王安石和邓绾非法结交，原因是之前邓绾多次弹劾的行文与中书的敕令如出一辙，很有可能存在串通行为。

在宋朝，宰执班子与谏官班子是有回避的制度的，谏官的设计之初最大的作用就是为了防止宰相专权，所以二者绝不能存在私交，不管是东府的同平章事、参知政事，还是西府的枢密使、枢密副使，统统都不行。

吕惠卿一上梳，神宗马上安排调查，调查之后发现确有其事，邓绾的奏疏与中书的敕令存在大量相似的行文措辞。

换句话说，不是邓绾抄袭王安石就是王安石抄袭邓绾。

邓绾是御史中丞，是谏官老大，如果谏官老大跟宰相勾结，那皇帝还怎么控制朝政？

神宗把吕惠卿的弹劾拿给王安石，问他什么情况，王安石完全不知情，但当王安石看到邓绾奏疏里出现的大量熟悉的行文后便大概猜到了一二，回到家里一问，原来儿子王雱一向厌恶吕惠卿，吕惠卿被弹劾时，王雱想一次性把吕惠卿罪状都放出来，于是就把中书的很多文件拿给亲信练亨甫和吕嘉问两个人，让两人向御史中丞邓绾通风报信，弹劾吕惠卿。

邓绾也是蠢，文件拿出来哪怕你换个说法，现在自媒体抄袭都讲究洗稿，学生写论文到最后也要降重，结果邓绾就采用了最原始作死的方法，原文照抄，弹劾了吕惠卿。

得知原委的王安石把儿子大骂了一顿，然后赶紧回去给神宗请罪，神宗倒也没怪王安石，这次风波就这么有惊无险的过去。

王安石以为事情过去了，可接下来的发展又超出了他的预料。儿子王雱被王安石大骂了一顿后一病不起，接着背上生疮，再接着病情恶化，病死了。

一通怒骂把儿子骂死了，王安石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悲伤中。王安石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王雱从小跟着王安石长大，父子俩感情很深。也许是爱子心切，王安石对王雱的教育并不是很到位，史书记载，王雱彪悍阴刻，狂妄不羁，还小心眼儿，新法过程中王安石对反对变法的旧党采取冷处理，只要不干预新法推行一律不理睬。王雱却主张党同伐异，特别是旧党的代表人物韩琦富弼等人，要斩首示众才能震慑天下。

小心眼儿的王雱在父亲的溺爱之下读书学习，考中进士，进入馆阁，甚至成为太子的老师，可一直到王雱三十多了还是那么狂妄刻薄，吕惠卿已经失势了，又何必跳出来踩一脚？

稚嫩的王雱只想要打击政敌，却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基本法则，没有王安石的保护，王雱在残酷的官场权谋戏里上活不过一集。

饶是儿子再怎么不好，那也是父亲的心头肉，王雱的死给王安石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丧事过后，王安石再一次上梳请辞，神宗也明白王安石已经身心俱疲，无奈之下只好同意王安石罢相。

熙宁九年十月，五十六岁的王安石罢相再次回到江宁府，从熙宁元年离开江宁进京主政，到八年后罢相回到江宁，王安石用短短八年时间，完全改变了一个国家的财政和命运。

后世一提起王安石变法，第一个印象就是变法失败了，其实这都是仅仅从王安石个人际遇和后来新党官员的贬谪来看的，拔高格局，从整个国家的视角来看，王安石的变法不仅没有失败，反而极为成功。

通过实行新法，北宋帝国在短短的时间内聚集起了巨额的财富，之前我们讲过仁宗朝英宗朝时期北宋年收入6000多万贯钱而且已经入不敷出，变法后，国家财政情况大为改观，即使后来经过对夏战争的大量消耗，到了哲宗朝时期，地方上的仓库、坊场堆积的钱粮仍然超过了5000万贯，加上中央府库中钱粮总计超过了1亿贯，给国家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

不客气的说，要不是熙宁变法攒下来的这些钱，就凭后来宋徽宗那股折腾劲儿，艮岳花石纲可劲儿的造，都不用金兵打过来，国家老早就破产重组了。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遭遇经济危机，为了刺激经济恢复采取了一系列新政措施，其中有一项措施就是建立大规模的农业信贷公司给农民发放贷款，农民收获后还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时的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访华期间曾提起过，中国古代的青苗法就是农业贷款的雏形，他们的政策无非是运用现代金融手段和国家行政力量帮助农民度过难关，归根到底还是在模仿青苗法。

想改革，王安石就是我们永远的老师。

王安石一生政绩出色位极人臣，但就是这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相公，却只有一个妻子，这在封建社会是很罕见的。王安石早年担任知制诰时，妻子吴氏曾经给王安石买过一个侍妾，家里突然多了一个人王安石很纳闷，就问姑娘怎么到家里的，侍妾回答夫人把自己买来伺候大人的。

王安石仔细盘问，得知了侍妾丈夫本是军人，由于押船运送军马时翻了船，损失了大量军马需要赔，但是小两口把全家都抵出去了仍然还差九十万钱，侍妾无奈只好卖身救夫。

王安石吩咐侍妾把丈夫叫来，告诉两人侍妾不用在家里伺候他了，并让家里人取了九十万钱送给小两口，嘱咐小两口回去好好过日子。

不爱财不好色的王安石罢相回到江宁后，开始了一种极为闲散的生活，为了避开市井喧嚣，他在钟山下辟了一块园子号称“半山园”隐居起来，每天出门骑一头驴子，揣几块饼子，驴子给他驼到哪儿他就去哪儿，饿了就吃饼，人吃饼，驴子也吃饼。

王安石在江宁整整隐居十年，这十年里他不问世事，又屡屡婉拒朝廷的封赏，在他离开朝廷之后的神宗元丰年间，一切都是按照熙宁变法时期的法度执行，从这个角度上讲，王安石完全称得上是功成身退，即使罢相了也没留遗憾。

政治上没有遗憾，感情上却异常悲凉，王雱死后，王安石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晚年居住在半山园中，曾有一夜梦见王雱身负枷锁如同囚犯，王安石梦醒之后再次悲从中来，将半山园改为寺庙，只求能为儿子多一份功德。

由于担任宰相期间非常固执，当时同僚们给王安石起了个外号叫“拗相公”，哲宗即位的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六十六岁的王安石病逝于江宁，为大宋斗转星移、扭转乾坤后，拗相公终于谢幕。

有宋一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为国家奉献了一生的心血，现在，他要去另一个世界与儿子团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