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数钱的感觉
都说职场如战场,而我觉得拿职场去比战场,倒是有辱战场上的那些英雄。
好歹他们都是在为国而战,且不论自己的国家好坏。就像天下的父母也是有善有恶,作为孩子,都只能是自己双亲的骨肉。
没有硝烟的职场,如果拿来自我安慰,可以说是“斗智斗勇”,实则就是为了几块工资,或某个自认为很重要的职位,斗得“你死我活”。说白了,也就是职场小白们最怕的“尔诈我虞”和“勾心斗角”。
特别是那种貌合神离的两个对手之间的“智斗”,那可不是一般的攻于心计。而这一切,总跳不出为了职权为了钱,为了名利,也为了没有上限的更好的活着。
法人代表更换一事进行地比较干净利落。只要我和赵昱的签字盖章就行,不需要上一任法人亲自到场签字。
不知道什么原因,木子李竟然对我已经替换她的法人一事,好像反应迟钝,直到半月之后,第三车固废运进西昱东晟仓库时的那个晚上,木子李才发微信给我说:“师傅安好,我在车子发出那天才得知,替换我法人的是您。所以,恭喜师傅晚了,抱歉哈。”
我感觉得到自己的脸,瞬间就火烧一样的发烫,莫名其妙地心虚了好一阵子才淡定下来,回了个信息给她说:“抱歉的是我呀,李总,我以为赵总和郦总肯定事先通知您了的,所以就没第一时间跟您汇报。不过,退一步说,这边除了我,也没人敢接您的位置,郦总承诺帮您退出法人的任务,也只有我来替您完成。”
“是我自己逼着赵总找人更换的,郦总的人情我已经不欠了。”木子李没有高低起伏的口气照旧平淡如水:“只是我没想到他们最后还是找上了您。其实,他们也没告诉过我是您,是我自己在天眼查上看到的。这样也好,您自己在现场看着,他们也不会做出对您不利的事来。”
听她的意思,应该是不知道,我当法人是有工资前提的。
“嗯,总经理的位置还给你留着。我一定要在这里管着,等着你风风光光地回来,一起把这个你花费那么多心血的场子,做大做强。这也是我决定接替你法人身份的重要原因,师徒同心,其利断金。你曾经在西昱东晟所受的屈辱,我们得让他们翻倍奉还”
“多谢师傅,您有心了。对了,最近有没有跟家人联系?师母她们都还好吧?”
木子李轻描淡写地转移开话题,跟我拉起了家常。全程都没提及她有没可能再回西昱东晟。这让我有点坐立不安,又重新在聊天记录里爬上‘顶楼’,再往下细细看了一遍,也没看出自己有说漏嘴的地方。
没这种可能。
我兀自摇头冷笑着,往事又一次翻江倒海地浮现出来。
我想起自己在职场中一路踏过的艰辛和苦难:那些赖过我工资的老板,那些出卖过我的同事,那些只认钱财不认亲情的亲戚,以及这些年一直压抑着我近乎窒息的徒弟——木子李。
我想起在2000年之前,无论我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打工,都是很有雷锋精神:只管付出,不求回报地忘我劳作。
比如在工厂上班,哪怕是临时工,也常会以厂为家,从未计较过工资的高低和自身酬劳的得失。
我从小对钱没什么概念,总是天真地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只要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顺便不饿着不冻着就是最大的意义。
慢慢长大后,又慢慢地明白了某个大道理似的认为:人生的意义应该是随着年龄、社会履历的改变而改变,一成不变的人生,其本身应该没多大意义。
刚走出校园步入社会那年,老家及周边村落正疯了一样,春节还只过到初八,就一拨一拨地离家出走了。
说是外面的工作很好找,说是外面的钞票很好赚。凡是能提的起背包,走得动路的年纪,无论男女,都赶集一样的赶着外出打工。
我也一样随波逐流,但所不同的,我有着与他们不同的认知,常以自己不适合或者不应该给人打工为理由,暗自清高着他们所没有的“学历”和“名校身份”,在身无分文的日子里也完全能够做到视钱财如粪土。
我不吹牛。老家那么大的乡镇,能从初二直接跳级破格收入县城一中高中部的学生,唯独我一个。而县城一中,不仅仅是本县第一,还是省重点高校。
在我们县城最好的高中部混过的人,应该有着县中悠久深厚的文化底蕴,谈钱说钱未免有失身份。但我的父母不理解我,说我天生即笨又蠢,初升高能进入县中,完全是‘瞎猫碰到死老鼠’,踩到了狗屎运。
他们不但没记住我也曾有过秉烛夜读付出的努力,他们还不记得我能考入县中,完全是那个后来几乎被他们遗忘的堂姐——墨善带给我的影响,带给我有一个要走出山村、要鱼跃龙门的短暂理想。
入厂做工一年半载后,我的同事们也不了解我,背后总对我指指点点,说我是个不懂得为自己应有利益争取的傻冒。也就是个给人做事而得不到酬劳的白痴,或得到太少也羞于讨要的傻逼。
父母对我的忽视我要认,同事对我的评价我还是要认。
因为,带我真正涉足医药化工行业的是林正志,在他把我带进他有股份的南江鼎盛化工厂之前,我就曾给他的一个熟人老板,白白干过一年的机修活。
那是1994年的事,我刚入行熟人老板的小化工厂学做机修,不好意思跟着师傅们天天伸手向老板预支工资。
预支工资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做法。诸多小企业还没从家庭作坊的模式中走出来,工资往往能拖则拖,能压则压,哪怕是压到年底,甚至拖到明年,为的就是拖住我们这些工资被越压越多、越舍不得离开的傻逼。
我是个穷死都只要面子,不要预支工资的人。
在一个老乡朋友的帮助下,东挪西凑地熬过一年后,熟人老板的厂子就因欠债过多,关门倒闭了。我一年的工资,就像是老板拿去打了个郁闷的水漂,听不到任何声响。
熟人老板在躲债跑路前夕,意外慷慨地丢给我三百块钱,同时交代我三件事。
他说:“第一,你得帮我守住厂子,我一定会回来东山再起的;第二,我走之后,这一整栋的办公楼都归你一人使用,连同楼下的传达室,你要收好大门的钥匙,你不认识的人一概不能放入;第三,我的那些亲戚若要来搬东西,你就让他们搬好了,但你得给我记好帐,我自会跟他们算的。哦,对了,隔壁厂的老林除外,就是经常来我办公室串门的那个,你可以让他进来。你有什么困难的话,就跟他说,我会托他帮助你的。”
老林,就是后来成为南江鼎盛化工厂董事长的林正志,他跟我碰上的、第一个赖我工资并跑了路、还叮嘱我继续为他效力的老板很熟。
熟人老板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从上海“下海”,来到鹿城自己办厂,自行研发产品的化工老专家。老林是南江鼎盛化工厂的实验室、以及化验室一手抓的技术员。
两个厂子相邻,两人又都是技术专业出身,就产品技术攻坚和质量保证等的接触比较频繁,自然就成了熟人,连我也跟老林混得烂熟。
有人说,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大部分都会活在一个创业发财机会青黄不接、参差不齐的时代。我的财运就更差,活生生地就活在了一个低工资、还赖工资的年代。
那个熟人老板,应该是早已经计划好跑路的老板。在说完交代我的三件事之后,就跑得不知所踪,连根毛发都没给我留下。
我却傻傻坚守着他的承诺,稀里糊涂的,就真的在那破厂房的破办公楼里,住守了两年。像坚守在祖国边海孤岛上的战士,骄傲地守护着属于祖国的每一寸国土,倔犟地等候着熟人老板能卷土重来,与他一起来个咸鱼翻身的逆袭。
也难怪同事们说我傻逼透顶了。熟人老板只承诺他会回来‘东山再起’,并没有承诺他‘复活’之后、会怎样来优待我。
这种‘画饼’式的承诺,也只有我这样的二愣子才信。
那两年,还是南江鼎盛副厂长的林正志经常会过来问我一些他那熟人老板的消息,我跟他一样不得而知,问我还不如问他自己。
期间,他见我老实,机修活干得也还行,又怜我生活没着落,就介绍我到化工园区的几个设备安装队里打临工。
临工都是每天一结的现钱,五十块一天,以气割电焊为主,活不重。一个月干上半个月,就足够维持生计。
相比起之前五六百块做满一个月的固定工资,我还是喜欢临工这种没什么长时间压力的打游击工作。时间过得还特快,一晃就是两年。
1996年5月里的一天,被我习惯叫成老林的林正志跑来劝我放弃等待,并很大义地拍着胸脯担保说:“小墨,你放心,这厂里还有什么可卖的,你全给卖了,够你这几年的工资就行。”
我苦着脸指着破败不堪的厂房说:“值点钱的,搬得搬,拆得拆,都被老板的亲戚和债主带人弄走了,剩下一堆废铁,有什么鸟用。”
林正志便戳着我的脑袋骂:“真是个木头,人家都知道来拆走搬走换钱,你守在这里,为什么不早早搬些值钱的东西走呢?”紧接着又前后矛盾地说:“不过,做人还是你这样老实敦厚一点的好。这样吧,锅炉房不还有一台锅炉吗?我给你联系联系,看谁用得着,能回收的话,也值个几万块。”
“听说工业园要建热电厂了,到时候这锅炉都不给烧了,谁还买?”
“一整个若是没人要,就给它来个五马分尸,当废铁总有人要吧?”
“这、这不违法吗?”我从没干过比这更大的大事,我可是个特等良民。
锅炉我会烧也会修,但我从没想过要把这么大的一块铁疙瘩,给肢解了当废铁卖。
林正志正色说道:“他欠工人工资不发,还跑路,也是违法呀。何况这也是你应得的劳务报酬。我听说法院很快就要来收这块地皮,你若不趁这个时候捞点回来,就真的一分钱也要不回来了。我那熟人我了解,人是好人,但不是建厂子办企业的料,办到哪里就亏到哪里。前阵子,一个从新疆回来的朋友跟我说,原来他前年就跑去了新疆,又建了个小厂子,但还没两年的时间,又倒闭了。他呢,又玩失踪,不知去向。银行多次找不到人,就来收地拍卖了。”
“卖给谁了?”
“这个破厂子又烂又小,谁要?只有园区收回,据说要建个污水处理站什么的。你就别管他卖给谁了吧,赶紧把锅炉卖了再说。”
“这个...”
“这个那个什么呀?真是。实话告诉你吧,就算你等到下辈子,他也不可能回来东山再起了。你作为工人,做得相当可以了。是老板有负于你在先,你没有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林正志振振有词,就像老板欠了他的工资一样:“你不卖,别人一样也会拆去卖。即便法院来了,也不会判给你,当作你该得的工资付给你。说不定还要把你赶出去不让你住了呢,到时候,你是一块烂铁都拿不出去了的。”
“这个、这个...”我犹豫了老半天还是没敢当即作出决定,只说:“好吧,容我晚上好好想想。”
“想什么想,真是等傻了,想多了!”
林正志边摇头边叹息地走出铁锈斑驳摇摇欲坠大门后,我生平第一次陷入了沉思。
我辗转反侧了一个晚上,才下定决心我的人生不能再那样傻逼下去,否则,有可能饿死他乡而死无葬身之地,还讨不了任何聪明人的好。
第二天一早,我就拨通了林正志的电话,要他帮忙给我找个收废铁的买家。
半个月后,我神情紧张地从买家手里接过三扎正反面分别印有中国四大领袖和革命胜地井冈山图案的百元大钞时,我除了紧张还是紧张。
拿钱的手都在自觉地颤抖,手心全是汗。
我紧张,不是因为我小样到没见过这么多钱。我曾经跟舅舅北上给表哥送二十万现金挤在偷盗横行的绿皮火车上时,也没紧张到这种程度。
我只是感觉自己对那可怜的熟人老板而言,就是个家贼。
跑了路的老板不是个随便拿条腥鱼托付给猫监管的蠢蛋,他应该是很相信我对他的忠心不二,但我辜负了他的信任。
这能怪我吗?不能怪我。
我原本是只真不贪腥的猫,但在这个破厂里,连老鼠都饿的四处逃荒去了,我这只猫还值不值得为忠义、为职业道德而先饿死自己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人都说了,要救别人得先救自己。
我得先救活自己,才可能有机会等着老板回来帮他‘咸鱼翻身’。到那个时候,他还得感谢我为他处理了那一堆废铁。想到这里,紧张立即烟消云散。
那天晚上,我用手指沾着口水,一遍又一遍地数着三扎“大团结”,彻夜不眠地终于明白一个道理:数钱的感觉,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