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皇帝篇（51）

第146章 南朝皇帝篇（51）

主要影响

经史

在学术上，萧衍以经学、史学的研究为卓着。在经学方面，他曾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二百余卷，可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天监十一年（512年），又与名儒共同制成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零十九条，颁布施行。此外，萧衍最大的着述是《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五经义注讲疏》等共二百卷，赞、序、诏、诰、铭、诔、箴、颂、笺，奏等文共一百二十卷。

萧衍又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学，着有《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数百卷佛学着作。对道教学说，他也颇有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把儒家的“礼”、道家的“无”和佛教的涅盘、“因果报应”揉合在一起，创立了“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佛教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文学

萧衍的诗赋文才，也有过人之处。齐武帝永明年间（485年－493年），诗坛创作风气大盛，很多文人学士都聚集在竟陵王萧子良的周围，各逞其能，施展他们的诗歌创作才华。在这些文人学士中，比较着名的有八位，如谢脁、沈约、任昉、范云等人，时人称之为“竟陵八友”。萧衍也是“竟陵八友”中的一位。他的很多诗歌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建梁称帝后，他素性不减，经常招聚文人学士，以赋诗为乐。他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梁代文学风气的兴盛。

萧衍现存诗歌有80多首，按其内容、题材可大致分为四类：言情诗、谈禅悟道诗、宴游赠答诗、咏物诗。

萧衍的言情诗集中在新乐府辞中，又称拟乐府诗，数量几乎占了其全部诗作的一半。他在镇守襄阳时，就非常喜好当地的民歌，其许多拟乐府诗，如《芳树》《有所思》《临高台》等，便是在此时创作出来的。即使在称帝以后，萧衍对乐府诗的兴趣也仍然不减当年。在天监十一年（512年），他亲自动手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可见其爱好沉迷的程度。

和乐府民歌一样，萧衍的乐府拟作也是情歌，主要以女性为咏唱对象。他的大多数诗作都是描摹女子对爱情的殷盼，为离别相思所苦的情态，感情缠绵，风格绮丽，语言平易，具有浓郁的江南民歌风味。如在《子夜四时歌·冬歌》中说“一年漏将尽，万里人未归。君志固有在，妾驱乃无依”，《襄阳蹋铜蹄歌》中说“草树非一香，花叶百种色。寄语故情人，知我心相忆”等。现代诗人郑振铎认为：“萧衍新乐府辞最为娇艳可爱。”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萧衍的七言诗。萧衍有10余首乐府诗是用七言歌行的体裁写的，如《河中之水歌》《江南弄》《东飞伯劳歌》等。其中以《东飞伯劳歌》最为着名：“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谁家女儿对门居，开颜法艳照里闾。南窗北牗挂明光，幄帷绮帐脂粉香。女儿年几十五六，窈窕无双颜如玉。三春已暮花从风，空留可怜与谁同。”七言体诗歌的创作始于魏文帝曹丕，宋、齐时代也间有此类作品问世，但影响不大。到了萧衍，七言诗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他的七言体诗平、仄韵互换，抑扬起伏，颇具独创性。其后仿效者四起，其子萧纲（梁简文帝）、萧绎（梁元帝），大臣沈约、吴均等，都有七言诗的创作。到陈朝时，七言诗的句式、结构更趋完美，韵律也更加和谐多姿。后来，唐朝的李白、杜甫、高适等人创造性地运用这一诗体写出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诗篇，七言体诗更为发展。萧衍等人的开拓之功是不容抹煞的。

萧衍的谈禅悟道诗的数量仅次于其乐府诗。他早年信道，晚年崇佛，他所撰写的谈禅悟道诗是其道佛思想的自我写照。这些诗，如同宗教哲学箴言，十分乏味，艺术价值不大。

萧衍的第三类诗是宴游赠答诗，内容较前两类诗复杂。这里有表现宗教哲理、宣扬佛教思想、规劝臣下信奉佛教之作，如《游钟山大爱敬寺》《觉新意赠江革》等；有巡幸记游、描绘景物之作，如《首夏泛天池诗》《登北顾楼》《天安寺疏圃堂》等；有送别诗，如《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等。这类诗中不乏上乘之作，如《首夏泛天池诗》说：“舟楫互客与，藻苹相推移。碧池红菡萏，白沙青涟漪；新波拂旧石，残花落故枝；叶软风易出，草密路难披。薄游朱明节，泛漾天渊池。”该诗画面景物鲜明，色彩绚丽多彩，读来颇有韵味。”再如《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说：“兰华时未晏，举袂徒离忧，……誊言无歇绪，深情附还流。”写友人将别时深沉真挚的眷恋之情，也是赠别诗中较好的作品。

萧衍的第四类诗是咏物诗，如《咏舞诗》《咏烛诗》《咏笔诗》等。这类诗虽穷力追新，但内容浅薄，可足称道者甚少。他的《赠逸民十一》，以树木异心、飞鸟殊音、游鱼浮沉、山高水深难以知晓的某些不可思议之处，来说明世间事物的本质、规律实在是难以寻求。

萧衍的诗歌从题材、内容、风格诸方面来说，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齐梁诗歌“嘲风月，弄花草”（唐人白居易语），“风云气少，儿女情多”的特点。这当然与他即位前漫长优裕的贵族生活环境不无关系。他虽然是一个开国创业之君，但即位前已官居高位，养尊处优，并未受过太多的打击；其灭齐建梁，也只经历过一年多的时间，而且非常顺利。所以，萧衍的诗歌中多“儿女情语”“神仙道气”，少“风云之气”，少言志述怀、积极进取之作，也就不奇怪了。

萧衍对文学活动所设的种种规钷限制和对数典隶事之风的注重，深刻地影响了梁代文学创作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在他的影响和提倡下，梁朝文化事业的发展达到了东晋以来最繁荣的阶段。《南史》作者李延寿评价说：“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这句话颇能反映当时的实际。

音乐

萧衍对音乐也颇有研究，他创制了许多新歌。《隋书·音乐志》上说：萧衍“既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如“鼓吹，宋、齐并用汉曲，又充廷用十六曲”，萧衍“乃去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时也。更创新歌，以述功德”。

萧衍创制了不少颂扬佛教的歌曲，如“制《善哉》《大乐》《大欢》《大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砖》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

萧衍重视礼乐。他素善钟律，曾创制准音器四具，名曰“通”。每通三弦，以推月气。又制十二笛和十二律相应。每律各配编钟、编磬，丰富了中国传统器乐的表现能力。

绘画

萧衍很喜欢绘画，尤善画花鸟与走兽。着名画家张僧繇善于写貌，颇受萧衍赏识。当时，萧衍诸子多出镇外州，萧衍常常想念他们，便命张僧繇前往各州郡去画诸子之像，悬于居室之中，萧衍见图如见其子，思念顿减。萧衍信佛，在位时建造了很多佛院寺塔，也都命张僧繇作画。

书法

萧衍在书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对书法的技巧，对王羲之、王献之书法艺术的特点和成就，都提出了些独特的看法。

萧衍留下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答陶隐居论书》（《与梁武帝论书启》）、《古今书人优劣评》四部书法理论着作。前两篇见于唐张彦远《法书要录》，《草书状》见于南宋陈思《书苑菁华》，《古今书人优劣评》见于宋《淳化阁帖》，内容多与袁昂《古今书评》有相同之处，疑为在此基础上增删而成。

《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是萧衍最重要的一篇书论。萧衍从“法”的角度概括学书普遍原则。他学习钟繇书法后，总结出了书法十二意，即“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损、巧、称”，其内客涉及用笔、结构、章法等诸多方面，比前代着作更为全面具体。同时，萧衍反对自东晋末年到南朝宋、齐时期对王献之的过度崇拜，明确提出：“子敬之不迨逸少（王献之之父王羲之），犹逸少之不迨元常。”此外，萧衍把张芝、钟繇的书法摆在“二王”之上，改变了宋齐以来认为“二王”高于众书家的看法。

萧衍也像蔡邕和卫夫人一样，重视用笔与取势，强调书法用笔中对立因素的统一。他在《答陶隐居论书》中认为“纯骨无肉，纯肉无力”，应该“肥瘦相和，骨力相称”。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中和之美。

历史评价

萧衍自评：世论者以朕方之汤、武，然朕不得以比汤、武，汤、武亦不得以比朕。汤、武是圣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汤、武。但汤武君臣义未绝，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义已绝，然后扫定独夫，为天下除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