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讲政治（上）
公元962年四月，太常寺（掌管宗庙礼仪的官属）博士聂崇义晋献《三礼图》。
《三礼图》是针对中国古典礼制文籍《周礼》、《礼记》、《仪礼》的解释性图书，并附有大量图表以作说明。这是一份朝廷礼仪的指导性建议，赵匡胤极为重视。
很快，赵匡胤诏令尹拙、张昭等儒家学者四五人共同参议、商榷，要他们详定了宋王朝的仪礼制度。
公元963年二月，太常博士窦俨看同事聂崇义立了新功，另辟蹊径，也上言赵匡胤：“乐章固当易以新词，式遵旧典。”他看准的是音乐。
赵匡胤即命窦俨、和岘等改进朝廷的舞乐制度。经过这些儒学家的钻研、改定，大宋朝贺、宴会、上寿、郊祀、祭奠，都有相应配套的歌舞、乐曲。犹如现代开大型会议的国歌、国际歌等等。
至此，宋王朝的礼乐制度完备。礼乐制度是封建王朝的重要政治制度，从西周时期便有系统的体系。只是后来多次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
公元963年七月，赵匡胤驾临武成王庙（指太公庙，专门祭祀姜太公及历代良将的庙宇）。
赵匡胤在两边长廊浏览一遍后，指着白起的像道：“吴起杀降甚众，很不厚道，怎么有资格在此配享？”命令将他撤除。
知制诰（起草诏书官）高锡政治敏锐性很强，立即上疏，说南朝梁代王僧辨等也不应该配享武成王庙。
赵匡胤觉历代武将配享武成王庙，这是个很大的政治问题，里面是否还有不够资格配享的呢？、或者说有资格配享却没配享的呢？赵匡胤不踏实，下诏命吏部尚书张昭、工部尚书窦仪等仔细甄别，武成王庙的配享良将，务必是功业善始善终没有瑕疵者！
张昭等经过仔细讨论，议定增加西汉灌婴，东汉耿纯、王霸、祭遵、班超，西晋王浑、周访，南朝宋国沈庆之，北朝后魏李崇、傅永，北朝北齐段韶，北周李弼，唐朝秦叔宝、张公瑾、唐休璟、浑咸、裴度、李光颜、李愬，郑畋，后梁葛从周，后唐周德威、符存审等二十三人。
从武成王庙撤走战国时期的魏国吴起，齐国孙膑，赵国廉颇，西汉韩信、彭越、周亚夫，后汉段纪明，三国时期魏国邓艾，蜀国关羽、张飞，西晋陶侃，东晋杜元微，北朝北齐慕容绍宗，南朝梁国王僧辩，陈国吴明彻，隋朝杨素、贺若弼、史万岁，唐朝李光弼、王孝杰、张齐丘、郭元振等二十二人。
赵匡胤览表后，下诏再增加春秋时期的管仲配享，其他照准。俗语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一朝天子一朝神”啊！也不知他们采取的又是什么标准？
当然，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靠人才。
随着大批文人进入统治集团，对这些文官不能象五代那样，作为朝廷的摆设了，而是要切实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挥他们的治世能力。这是赵匡胤首先考虑到的。
州县地方官的任命，赵匡胤决定不按历朝历代“郡守”、“县令”的惯例，而是临时委派文臣“知州事”、“知县事”，临时管理州县，这是赵匡胤在官场制度的发明创造，但“知州事”、“知县事”实际就是以前的郡守、县令，只不过新瓶子装旧酒，换个名目罢了。
所不同的是，赵匡胤还往各州派遣“通判”，“通判”地位比“知州事”略低，但实际他有监察“知州”的权力，所以“知州”和“通判”之间经常有争权、扯皮的现象发生。
这番操作之时，赵匡胤大概在想：地方上两位主官再怎么争权、扯皮，总比一个人权力毫无约束从而产生造反的野心强多了吧？这是赵匡胤的高明之处！
通判发端于大宋王朝，知识产权属于赵匡胤！
另外，赵匡胤还往各“路”（相当于宋朝的省一级）派遣“转运使”，这个“转运使”最初就是负责收取地方上钱粮的特设官员，后来它的权力越来越大。
赵匡胤规定，各州除留有必要的办公经费外，其余财赋中多余的部分全部解送京城，不得无故截留，执行这项任务的就是各路“转运使”。
至此，赵匡胤将自己派出的文官像撒钉子一样楔入地方，这些文官直接听命于中央，地方藩镇的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彻底分散，根本无力和中央对抗，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从唐末到五代各地藩镇尾大不掉的后患被清除了。
天下之权统归朝廷，赵匡胤创造了一种崭新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种关系犹如一颗大树，中央是树干，地方是树枝，无论树枝多么强壮、茂盛，始终都是树干的分枝，不能和树干抗衡，也无法压垮树干！
树干如果没有外力摧毁，大树永远屹立不倒！
这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直为宋代君臣所恪守，这也是大宋能够存在三百多年的原因。
佐料：《宋碑类钞》记载：赵匡胤登基后三年，秘密雕刻了一石碑，立在太庙正殿旁边的一小夹室中，称之为“誓碑”！
每逢新天子即位，拜太庙毕，由一不识字的小宦官跟从进小夹室，跪拜在石碑前，默诵誓词，再拜后出，群臣都不知誓词内容。
靖康之变时，金兵虏徽宗、钦宗两帝北上，太庙宫殿门户洞开，人们才看到“誓碑”。
石碑高八尺，阔四尺，誓词有三行：一是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罪，只在狱中赐尽，不得在闹事斩首，也不得连坐亲属；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是子孙有违此誓者，天必殛（杀死）之！
实际为两个内容，保护后周柴氏和士大夫及上书对皇帝提批评的人。所以，宋朝的大臣提建议，无论他们对当今皇帝如何蹬鼻子上脸，宋朝皇帝都能咬牙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