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回家过年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父母听说我有女朋友后，非常高兴，一定要我带着于雯回家过年。

我也很想带漂亮的于雯回家炫耀炫耀，长长面子。

禁不住我“硬磨软泡”，于雯终于答应跟我回家过年。

转了五趟汽车，颠簸了九个多小时，终于回到了老家。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对于回老家，小爷我既欣喜，就要见到亲朋好友了；又有些悲伤，很多人、很多事都变了。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我的家乡已经快不是我的故乡了，家乡是生长过的地方，而故乡则是情感的家园。

村庄两头铺满了养鸡场、养猪场，恶臭像炊烟一样弥漫四散。

少数人家盖起了两层小楼，更多的房子更加破落，还有一些老人住在石砌的小屋里。

年纪大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喜欢打牌或串门，都在家里忙着家务或看着电视。

街上很少再见到孩子像我们童年那般在一起戏耍，都在家里做着作业或玩着手机。

只有三五成群的年轻人穿着劣质的皮衣或羽绒服，狠狠地抽着烟或磕着瓜子，聊着外出打工的酸甜苦辣，吐出一年来的疲惫与悲伤。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不知为何，总感觉年的味道越来越淡了。

春晚已经没有多少人在看，鞭炮放得也越来越少，只有春联还在孤独地宣告着“新桃换旧符”。

也许，过年对于很多人而言，只意味着回家团聚了。

………………

比我大一岁的堂哥和我自小关系非常要好，听说我回家了，第一个过来看我。

“哎呀，一年没见，又白又胖了。还是你们坐办公室的舒服啊，你看我，累得又黑又瘦。”

“你今年忙什么的，还贩菜吗？”我问道。

“贩，不贩能干啥？苦啊，每天早晨五点多就要出门，摸黑开一个多小时的车去县城批菜。你看，我这门牙都掉了一个。”

“咋搞得？”

“有一天，路上太黑，翻了车，磕掉了。”

“今年菜挺贵的，赚了不少钱吧？”

“也没赚多少。现在汽油贵如牛，罚款比牛毛还多。所以，要早晨早走，在查车的上班之前赶回来。幸好，镇上没有城管，那城管更牛了。我有一次带了点自己家种的菜去县城卖，被城管查着，没收了我菜不说，还非要扣我的车。”

“扣车，那还是轻的。在城里，有的城管还打人呢。”

“哎，俺们农民过日子不容易啊。我就不明白了，现在国家政策越来越好，为什么俺们有些农民还是活得这么难。人心也散了，人情也淡了，日子也没啥奔头，大家就知道各自赚钱，钱又不是那么好挣的，还是你们城里人享福啊！”

“都一样。城里人也有压力，‘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跟你；病不起，药费让人脱层皮……’辛辛苦苦一辈子在城里就挣套房子，还只有七十年使用期限。墓地都死贵，死都死不起。都不容易啊，能平平安安地活到死就是福，就要谢天谢地了。格老子的。”

“也有容易得，你看……”

“哎，只求过好自己的啦。你来年还打算继续贩菜卖菜吗？”

“不贩菜，能干啥？种地赚的钱，还不够买化肥、农药的。出去打工，舍不得老婆、孩子，也没啥门路。想做点大生意，又没本钱，银行一般也不给贷款。只能继续贩菜卖菜，混口饭吃了，不过，明年我想自己多种些白菜、油菜啥的，就少往县城里赶了。你今年怎么样，升官了吧？”

“官没那么好升的，呵呵。”我讪讪地笑道。

“你可得好好混啊，我们这大家子就指望你了。将来你当了大官，哥哥我也跟着托福，看哪个查车的还敢罚我？”堂哥说完，恨恨地朝地上吐了口痰。

“哥，你最近还弹吉他吗？”我又问。

堂哥年轻时也是个文艺青年，弹得一手好吉他，他就是靠弹吉他追上来漂亮的堂嫂。

“弹吉他？那吉他早不知道仍到哪里去了？我打算明年弹棉花卖……”堂哥又狠狠地吐了口痰。

…………

三爷爷家的四叔听说我回村，也来看我。

四叔可是我们村里的一大“怪人”，长年累月地异想天开“不务正业”，总想着投机取巧出奇制胜一夜暴富。

他收养过一只三条腿的羊，指望着卖大钱，可不料养了一个多月羊就死了；他还在集上高价买过一个花瓶，以为是古董，哪知却是赝品；他还用破铜烂铁造过汽车，造了两三年也没成功……

总之，四叔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四十多岁了还一事无成光棍一个，房子堂屋塌了都没钱修。

他近来不知从哪搞到一个治脚气的药方，琢磨着申请专利，卖给制药厂坐享其成。

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让我帮忙，我在网上查了些资料，感觉不太容易申请专利，劝他放弃。

他这次前来，寒暄几句又提起了申请专利的事。

我还是劝他放弃，劝他安安稳稳地在家种地或出去打工，不要整天想些不切实际的。

四叔怏怏而去，母亲朝着他的背影有意大声说道：“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还想申请专利，真是做梦。年轻轻轻的，干什么不好，就是出去打工，一年也能挣个两三万。看他老了，怎么办？”

小爷我，我无语。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梦想，但是否所有的梦想都值得追求？是不顾一切地追求，还是量力而行？梦想与幻想的界限究竟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