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章 参加学习班
两个小孩奶粉不够吃,只好求助陈大哥帮忙,请他设法从县级供销社去买一些回来。
奶粉是解决了,但就我们这点工资,越来越支持不下去了。我开始向大芳姐借钱。她家也是四张嘴,特别是俊杰那个吃头牛都不抬头的虎狼胃口,也是入不敷出。
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让陈大哥既解决紧缺物资,还得垫付资金。—发工资第一件事就还他钱,免得让他为难。
对于我的困境,晏菊花她妈,不但不同情,反而像黄世仁逼债一样,丝毫没有同情心,一个劲地找我要钱寄回家。我急得没办法,和她吵了几次嘴。这次晏菊花倒没帮她妈,偶尔还帮我说两句话。我知道她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两个亲骨肉,才不得不说两句公道话。毕竟虎毒不食子,护犊之心让她暂时站在我一边。让我焦虑,失望,无助,疲惫的心得到一点宽慰。
一晃小孩三岁了。材料厂没有幻儿园,经处协调,材料厂的职工小孩送到处机关幼儿园去上学。晏菊花的妈终于回去了。受够了刁难和凌辱的我,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可能是两个小孩子的拖累,工作上的疲劳,加上经济一直没翻过身,晏菊花的脾气越来越糟糕。完全是一副泼妇的嘴脸。没有一件事她不指责,没有一句话能心平气和的说。我想可能是由于压力太大,发点脾气忍忍算了。甚至是谩骂也不还嘴。有一天,她居然把我们一家人都骂了个遍。更过火的是骂我父亲是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骂我母亲是地主婆,是剥削她们的贫民的恶霸地主。骂我们一家人没一个好东西。我抓住她的头发,啪的给她两个耳光。她抓起一把菜刀,向我砍来,我捏住她拿菜刀的手,两个人扭打起来,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俊杰和大芳姐赶到,把我们拉开,大芳姐牵着两个哭得瑟瑟发抖的女儿到外面去了。俊杰推着我到他家。听见她还在呼天唤地嚎叫什么,打死人啦!我被地主崽子打了。这是坏人要翻天了,剥削阶级的狗崽子欺负我们城市贫民啦!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她说得好,这个日子没法过了。我决定立马离婚。我愿意将两个小孩送回老家,爸爸妈妈肯定会同情我的遭遇,帮我把孩子养大。我一辈子不再结婚了。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就算完成任务了。
“离婚,没那么撇脱吧!你的妹妹们被别人日了,她们愿意离婚吗?”
我忍受着胸中怒火对她说:“我们之间根本就是一场误会,你们一家人只想从我身上榨取钱财,没有半点让我们好好过日子的想法,你对我没有半点夫妻感情,动不动就对我发飙,什么污秽语言,只要你嘴里扯得出来的话,能想得出事,都是像拉稀一样把不住门。用最恶毒的语言,没把我当人来骂。对我父母没有半点敬重之意,对我无辜的妹妹们泼出大粪一样的臭气。可以说,你从我包里偷走二十元钱开始,我就觉得你不是个善茬,看在小孩的面子上,我忍受着,忍受着,希望你有一天良心转善,改改脾气。那知你变本加厉,你说这个日子还能过下去吗?”
“你个狗日的混帐东西,抽了杆子就不认人啦!离婚!哼!没那么容易,除非我死掉,我一辈子就是要巴着你烂,烂死你!缠死你,拖死你。你以为我是好欺负的!哼!等着吧!”她黑着脸,眼睛像喷火一样的恶狠狠地对我吼道。
“即使是过下去我也不会对你有任何关爱,再也不会逆来顺受了。那就拖着吧!看谁拖得过谁!”我气呼呼地离开了家。
我连续两天没回家,住在单位的招待所,所长原是二段一分队的副队长,胃被切除半个,领导照顾他,把他放在招待所当负责人。我们都是二段出来的,内部招待所是免费的,睡个觉只是一句话的事。第二天晚上我睡着睡着突然想两个女儿了。
晏菊花对两个女儿吃穿上是无微不至的,哪怕自己不吃不喝,也要先满足女儿的温饱。从这一点来看,算一个合格,甚至优秀的母亲。现在女儿还小,离了婚,任何人都会不及她对她们的疼爱。对她的宽容,忍让,全部都是看在这一点上。要是从家庭生活上,夫妻感情上来看,应该是早就分手了。投鼠忌器。没办法呀!
对小孩的教育问题,我俩存在很大的分歧。她说她妈说过,“吃穿不少,打骂不饶。”她从小就受这种奴化,虐待式家庭教育,养成了一身的刁蛮,刻薄,冷酷的怪脾气。才有今天的野蛮人性。
小孩做些不合大人心意的事,是任何一个懵懂小孩不可避免的事。大人应该循循善诱地引导教育,让其健康成长起来的。这是为人父母应尽的责任。可她,动不动就大声呵斥。起初吓得小孩发抖。后来开始动手打屁股,逐渐发展成敲头,打脸。有一次两个在抢吃东西时,把一碗肉沬浆打翻在地。她用棍子把两人手打肿。有一次小孩在幼儿园吃了老师两块萝卜干咸菜,他用针挑嘴唇,孩子嘴肿得像个桃子。我心痛得没话说,顺手给了她两耳光。我俩从屋里打到屋外。看热闹的人没一个来劝架的。
我回忆小的时候,从来没有受过这种折磨,虐待。记得有一次我把家里用棕丝布做的口袋,里面装的有几斤花生,是用来过年做汤圆芯的。挂在很高的房梁上够不着,用一根竹竿来挑,先抓一把吃,然后再挂上去。哪知那个钉子是竹钉做的,时间一长,已经被虫蛀了。一夺就断了。花生散落一地,再也无法挂上去了。我吓得发抖,等待处罚。
我妈只骂了我一句“砍脑壳的,这是留着过年做汤圆芯子的,你想让大家过年吃不上甜汤圆啦!”她骂了我一句,给每个人分了两颗后,又藏起来了。
在跟随父亲学习期间,做出了很多出格的事,可他一次都没有骂过我,更没有打过我。这种家庭教育方式,我们姊妹们从来都是和睦相处,知书达礼。对长辈都是尊敬有加,从没有晏菊花这种大逆不道的可恶行为出现。
我害怕晏菊花这种不健康的,崎形扭曲的德行,给幼小心灵造成奇型性格,甚至得郁抑症,只要有空,我对晏菊花说:“你平常挺忙的,我带她俩出去玩玩,你在家好好休息一下。”于是带着她俩到没人的地方,讲故事,做游戏,捉迷藏。到不高的山上采野果子,野菜。让她俩在草坪上打闹。尽情地撒欢。让她俩被压抑的幼小心灵得到快乐的释放。
老大叫汪平芳,老二叫汪立芳。如果再生个男孩叫汪开方。我虽然数学不行。希望下一代在数学上有所突破。在上中学时。听爱讲实话的班主任欧老师说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取小孩名字时,灵感突然一现,就给她俩取了这个既好听,又有深刻含义和寄托希望的名字。好像大家都能接受。
晏菊花对孩子的吃穿,比一般做母亲做得还要好些。哪怕自己不吃不喝,也要把俩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两个发型留的一样的,头上插的花或头饰都是一样的,夏天穿的裙子,鞋子都是统一的。别人分不出那个是老大,那个是老二。在外人眼里,她俩过的是幸福的童年。
如果说晏菊花对孩子的吃穿管理,得一百分也不过。但对孩子的教育,最多只能打二三十分。一方面自身文化素质低,不懂得现代人,怎样教育孩子才算合格的母亲。更主要的是她妈那一套奴化教育全盘遗传过来,甚至还有创新。所以两个孩子活得并不快活。这比我和晏菊花的性格不合,经常吵嘴打架更让我堪忧。
在家里,我尽量往尽善尽美的方向努力的做着每件事,可还是得不到我想要的平静,安宁,和平共处的生活。我成天背着对孩子的教育堪忧的思想包袱去上班。难免出现一些倦怠。失去创意活力地思维,小心翼翼的工作,对生活的意义很失望,像古井不波地打发着每一个平淡的日子。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的下午,突然听见有人说毛主席去世了。我不敢相信,走出办公室,看见人们都在说毛主席逝世了,我才真的相信这是真实的消息。
机关党总支在食堂大厅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把中央告全党全国人民关于毛主席逝世的公告念了一遍,举行了简短的默哀仪式,强调了几点注意事项。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继续着各自的工作。没过几天,正式悼念毛主席仪式在食堂举行。除了少数人没有流泪外,大多数人都是在痛哭声中走出灵堂。默默无闻地做着各自的工作。
五段有个职工给团委写了一封申诉书,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被开除团籍,说是被冤枉的,要求平反。我打算近期去五段了解一下。把情况调查清楚后,写出书面报告,再作下一步处理。
团委副书记用一种和平常不一样的眼光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领导们规定,到基层去的工作暂时放一放,马上有个运动要开展,现在要集中精力搞运动。”
“什么运动还得停工停产?”我问道。
“现在才传达到处级干部,下午传达到党员,明天才传达到群众。等着吧。”她不说,我也不想听。
我这个人,在机关从不串门,即使到其他部门办事,目不斜视。办完就走,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有点心绪不宁,跑到宣传科去找叶显文。想打听一下这种不正常沉默后面的原因。他抽着烟,皱眉凝视着窗外对面那座像坟头的小山。我用手掌在他眼前晃晃,他才收回目光正视着我。
“在想什么呢?”我问他。i
“山雨欲来风满楼。你你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挺稳得住啊。”
“什么意思?”
“王张江姚四人帮被抓起来了,明天传达到群众。”
“哪个王张江姚,为什么要把他们抓起来。”
“我真的是服了你啦!”
他站起来,去把门关上,脸色严肃地小声对我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他们属于反革命集团,四人帮。马上就要开展对他们的批判和清算了。”叶显文讲完。我才知道团委副书记,为什么不让我到基层去搞调查的原因了。
我惊讶得不知道怎么接叶副科长的话。回到办公室,我拿出《青年团工作100个问答》书,翻开关于对团员的处分有关问答。只看了一行,后面的字就模糊不清了。
今天传达了“捣毁四人帮”的中央文件。下午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刷满了机关各个墙面。又过几天,野战局派来了大批名曰工作组人员进住处,段机关。听说局里一把手都亲自来工作组了。说是六处是受四人帮影响的重灾区。领导通知我去学习班参加学习。先是上午上班,下午和晚上参加学习,后来让我全天去参加学习。主要是让我们交待造反派头头的罪行,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干了什么坏事。并且让我们写出书面材料,一是反省自己,二是检举揭发其他人的罪行。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没写过任何人的大字报,没参加过武斗。没有任何过火行为。唯一积极的是在宣传队创作了《辩论》这个节目,用来批判了有些当权派,与工人感情越来越疏远,导致工人因公受伤后,得不到公正待遇的问题。这个问题,即使是不搞文化大革命,也是要纠正的。他与国家制定的劳保条例是背道而驰的。如果硬要说这个做法是错误的。那我只能保留意见,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反正现在已经把我与“四人帮”挂上钩了。
工作组的人说我态度不端正,让大家对我进行帮助。
第一个跳出来的是组织部老潘。他说我在写作组当帮凶,为原金石的反革命行为摇旗呐喊,是他的忠实走狗。在去省里转组织关系时,千方百计寻找原金石的下落。念念不忘与他勾结。
在省委招待所宴请他吃饭,还密谈了近三个小时。他让我把与他的密谈内容公布于众,否则这一关是过不去的。
他还强烈要求工作组的领导,把钻进革命队伍中的坏人,六处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四人帮在六处的忠实爪牙原金石,揪回原单位进行检举,揭发,批判。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老潘,我请原老师吃饭,不是也请你了吗,你为什么不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