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魏文帝拓跋珪

北魏皇兴元年八月戊申日（467年10月13日），拓跋宏生于北魏京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紫宫 [2]，献文帝拓跋弘长子。母亲李夫人，乃中山大族李惠之女。拓跋宏未生之时，献文帝的嫡母冯太后临朝，献文帝皆听命于母后；拓跋宏降生之后，冯太后才归政，并亲自抚养皇长子拓跋宏。

皇兴三年六月辛未日（469年6月27日），年仅三岁的皇长子拓跋宏被立为皇太子。 [1]

皇兴五年八月丙午日（471年9月20日），拓跋宏受父禅即帝位，改年号为延兴 [3]。由于北魏实行子贵母死制度，拓跋宏在被立为太子时，生母即被赐死，由祖母冯太后一手抚养成人。 [4]

文明太后冯氏

孝文帝初即位，太上皇拓跋弘仍然总揽朝政。当时，北魏连年水旱，租调繁重，官吏贪暴，百姓流离，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

延兴元年（471年）九月，青州高阳民封辩聚众千余人，自称齐王。十月，沃野、统万二镇敕勒族叛魏，朔方民曹平原率众攻破石楼堡，杀军将；十一月，司马小君起兵于平陵。

延兴二年（472年）二月至三月，东部敕勒与连川敕勒相继谋叛，北入柔然；七月，光州民孙晏、河西民费也头聚众反。

延兴三年（473年）二月，北魏朝廷发布诏令，规定凡县令能肃清一县“劫盗”的，兼治二县，同时享受二县令的待遇；能肃清二县“劫盗”的，兼治三县，三年后升迁为郡太守。二千石官吏也是这样，三年后升迁为刺史。太上皇拓跋弘揽政数年，还先后采取了一些奖励廉吏、严惩贪污、减轻租赋、劝课农桑等相应措施，但都收效不大，局面一直没有多大改变。据统计，仅从孝文帝即位的延兴元年至太和四年（471年至480年）的十年之中，北魏王朝有史可考的各地暴动、反叛事件就达二十几起之多，北魏政局处于严重动荡之中。 [5]

承明元年（476年）六月，拓跋宏刚满十岁时，太上皇拓跋弘突然去世（传闻是被冯太后毒死） [6]，冯太后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二次临朝称制，改年号为太和。拓跋宏在位初期，嫡祖母冯太后以他的名义颁布措施。冯太后足智多谋，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才能，自太和元年（477年）以后，开始在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有意识地进行汉化。

太和七年（483年）十二月，她下令禁绝“一族之婚，同姓之娶”，从婚姻上改革鲜卑旧俗。

太和八年（484年）六月，下诏班制俸禄；太和九年（485年）、十年（486年），冯太后又以拓跋宏的名义亲自主持颁行了重要的均田制和三长制，给北魏社会带来重大的变化。孝文帝拓跋宏自幼在冯太后的抚育、培养下长大成人，对祖母十分孝敬，性格又谨慎，自冯太后临朝专政，他很少参决朝政，事无大小，都要禀承冯太后旨意。 [7]

独揽大政

太和十四年（490年），孝文帝拓跋宏年满二十三岁，在冯太后的长期严格教育和直接影响下，他不但精通儒家经义、史传百家而才藻富赡，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增长了实际才干，这些都为后来的改革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年九月，冯太后病逝。孝文帝哀伤至极，大哭三日。他痛哭失声地对臣下说：“朕自幼承蒙太后抚育，慈严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无不谆谆教诲。 [8]”又在诏书中说：“朕幼年即帝位，仰恃太后安缉全国。朕的祖宗只专意武略，未修文教，又是她老人家教导朕学习古道。一想起太后的功德，朕怎能不哀慕崩摧？内外大臣，谁又不哽咽悲切？”从此以后，孝文帝独自挑起了改革的重担。24岁的拓跋宏开始亲政。孝文帝继承了先辈们汉化的遗志，重用汉族士人，在各方面进一步实施改革，全盘推行汉化。他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作明堂、建太庙、正祀典、迎春东郊、亲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养国老、庶老，允许群臣守三年之丧。 [7]

太和十五年（491年）十一月，他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他在考课诏中规定：“二千石官吏考在上上的，试充四品将军，赐乘黄马一匹；考在中上的，委任五品将军；考在上下的赐给衣服一套。”同年冬天，设太乐官，议定雅乐，除去郑、卫之音；命中书监高闾与乐官讨论古乐，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

太和十六年（492年）正月，颁布五品诏，诏令规定：宗室远属不是太祖拓跋珪子孙和异姓封任的都降为公，公降为侯，侯降为伯，子、男不变。名称虽易，但品秩如前，公为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又命令群臣议五行之次，采纳秘书丞李彪等人的建议，以为晋承曹魏为金德，北魏应承晋为水德。四月，颁布新律令，废除了北魏初年残酷的车裂、腰斩，改为枭首、斩首和绞刑三等，把夷五族、夷三族等酷刑加以降等，夷五族降止同祖，夷三族降止一门，门诛降止本身 [7]。

南下迁洛

拓跋宏亲政后，首先整顿吏治，颁布俸禄制，立三长制，实行均田制。孝文帝推行汉化最重要的措施是迁都洛阳。北魏长期都于平城，平城偏北地寒，六月风雪，风沙常起。偏北的地理位置更不利于北魏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为保证迁都顺利进行，孝文帝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太和十七年（493年）五月，他召集百官，宣称要大举伐南朝齐，计划在南伐途中造成迁都的既成事实。在朝会上，任城王拓跋澄站出来反对，退朝后，他立即召见任城王澄，屏退左右，单独与澄计议说：“这次举动，的确不易。但国家兴自塞外，徙居平城，这里是用武之地，不能实行文治，今将移风易俗，实在难啊！崤函帝宅，河洛王里，朕想趁此南伐大举而迁居中原，不知任城王意下如何？”拓跋澄被提醒，立即表示赞同。六月，即刻下令修造河桥，以备大军渡河；并亲自讲武，命尚书李冲负责武选，选择才勇之士。七月，立皇长子拓跋恂为太子，发布文告，移书齐境，声称南伐；下诏在扬、徐二州征集民丁、召募军队；又使广陵王拓跋羽持节安抚北方六镇，调发精骑。至此，准备基本就绪。

孝文帝迁都洛阳路线

太和十七年（493年）八月，孝文帝拜辞冯太后永固陵，率领群从百官，步骑百余万从平城出发南伐。命太尉拓跋丕与广陵王拓跋羽留守平城，以河南王拓跋干为车骑大将军，负责关右一带的军事，与司空穆亮、安南将军卢渊、平南将军薛胤等共同镇守关中。 [9]临行之际，太尉拓跋丕奏请以宫人相从，孝文帝厉声斥责说：“临戎不谈内事，不得妄请。”大军列队出城，一路之上，阵容整齐，浩浩荡荡，所过之处，秋毫无犯，经恒州、肆州，于太和十七年（493年）九月底抵达洛阳。时值深秋，阴雨连绵，大军就地休息待命。当时许多鲜卑大臣虽不愿内迁，但更畏惧南伐，故只得相从，不敢再提出异议，遂定迁都大计。 [10]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正式宣布迁都洛阳。随着迁都的进行，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北魏政府又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鲜卑人的习俗是编发左衽，男子穿袴褶，女子衣夹领小袖，多数人不会说汉语，这些都不符合中原的习俗；且新迁之民初来洛阳，居无一椽之室，食无担石之储，不擅农业，人心恋旧。如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地阻碍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巩固。在王肃、李冲、李彪、高闾等汉族士人的支持下，迁洛之后，孝文帝立即着手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推行汉化。

革俗汉化

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二月二日，孝文帝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鲜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人民一律改穿汉人服装，朝廷百官改着汉族官吏朝服。几天后，又下诏免除迁户三年的租赋，鼓励他们在政府新授给的土地上耕种；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被选为羽林、虎贲，充当禁卫军。恰在这时，萧道成的侄子萧鸾杀海陵王萧昭文，篡位自立，称明帝。消息传来，孝文帝怒斥萧鸾不忠不义，遂以此为借口，兴师问罪。他先派行征南将军薛真度向襄阳，大将军刘昶向义阳，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锺离，平南将军刘藻向南郑，分四路大举伐齐。十二月底，又亲率大军三十万南伐，渡淮河直抵寿阳。由于寿阳防守严密，魏军不能攻下，只好放弃寿阳沿淮河东攻锺离。次年三月，孝文帝被迫撤兵。

北魏孝文帝 [11]

太和十九年（495年）五月下旬，孝文帝从前线回到洛阳，不顾鞍马劳顿，又立即召集群臣，商议禁绝胡语。六月，正式发布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 [12]当月，孝文帝又发布诏令，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于是，从代郡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全都成为河南郡洛阳县人。孝文帝又依据古代《周礼》中的制度，下诏去长尺，废大斗，改重秤，颁行全国。

太和十九年（495年）八月，洛阳金墉宫建成，诏令在洛阳城内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九月，新都营缮工程初步告竣，平城六宫、文武全部迁到了洛阳。 [13]

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孝文帝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他在诏令中说：“自代郡迁到洛阳的诸功臣旧族，姓或重复，都要更改。”于是，皇族拓跋氏改姓元氏，改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奚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纪。改姓以后，鲜卑族姓氏不再重复奇僻，与汉姓完全相同，鲜卑族在汉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为使鲜、汉两族进一步融合，孝文帝还大力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他带头纳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陇西李冲等汉族大士族的女儿以充后宫，并亲自为六弟聘室，命长弟咸阳王元禧聘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次弟河南王元干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乐女，次弟广阳王元羽聘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次弟颍川王元雍聘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次弟始平王元勰聘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元祥聘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六个王妃中，除代郡穆明乐女出于鲜卑八大贵族之一外，其余都是中原的着名汉族大士族。孝文帝还采用魏晋的门第等级制度，在鲜卑贵族中分姓定族，根据姓族等级高低分别授以不同的官位、给予不同的特权。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使鲜卑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大大的发展，缓解了民族隔阂，史称“孝文帝中兴”。 [4]

平定反叛

太和二十年（496年）八月，孝文帝巡幸嵩岳，皇太子元恂留守金墉城。元恂素不好学，体又肥大，最怕洛阳的炎热天气，每每追乐旧都，常思北归；又不愿说汉语、穿汉服，对所赐汉族衣冠尽皆撕毁，仍旧解发为编发左衽，顽固保持鲜卑旧俗。中庶子高道悦多次苦言相劝，他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怀恨在心。孝文帝出巡给了他可乘之机，遂与左右合谋，秘密选取宫中御马三千匹，阴谋出奔平城，并亲手杀死高道悦于宫禁之中。事发后，领军元俨派兵严密防遏各宫门，阻止了事态的发展。第二天清晨，尚书陆琇驰马奏报，孝文帝闻讯大惊，中途急急折返洛阳，当即引见元恂，怒不可遏，列举其罪，亲加杖责，又令咸阳王元禧等人代替自己打了元恂一百多杖，直打得皮开肉绽，才拖出门外，囚禁于城西别馆。十月，孝文帝在清徽堂引见群臣，议废太子恂。十二月，废元恂为庶人，囚禁于河阳无鼻城。次年四月，孝文帝巡幸长安，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告发元恂又与左右谋反。孝文帝得报，急派咸阳王禧与中书侍郎邢峦率人带着毒酒赶赴河阳，逼令元恂自尽，时年十五岁。 [7]

《魏孝文帝吊比干文碑》

元恂被废的当月，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陆睿相互合谋，暗中勾结镇北大将军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及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阴谋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起兵叛乱。元思誉，汝阴王元天赐之子，景穆太子之孙；元业，平阳公元丕之弟；元隆、元超皆为元丕之子。这些人大都是鲜卑旧贵及其后裔，他们不满意孝文帝亲任中原儒士，他们对于迁都变俗、改官制服、禁绝旧语都抱着反对的态度。元丕甚至公然在盛大的朝会上独穿鲜卑旧服而毫无顾忌，孝文帝看他年老体衰，也不强责。迁洛之初，元隆、元超还曾企图劫持太子元恂留居平城，起兵割据雁门关以北的恒、朔二州，阴谋虽未得逞，但叛逆之心不死，这次又与穆泰等人酝酿更大的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