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 变通之法

学的好听，我姑奶奶，你这个老佛爷早不说晚不说，赶着俺们钱都成鬼票票了，汝才说。

俺的雀子头上能有多少血，丑不瞒人，富不背人。以前是弄两个小钱，却被几伙贼人给抢了。

洪浑烈可算大土匪，抢了俺五十万；郝望爵收了俺十万，李连英收了俺十万，战土匪十万，其它十万，还剩十万。

俺的祖宗啊！钱是戏法着来又戏法着去，一百万是数字，十万是个零。来的不易，去的容易，真出鬼了。

人那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六十年一甲子，富不过三代，也穷不过三代，俺现在算什么？只有存钱的大口袋，空空如也。

想想原先的土豪劣绅，在历次劫镖掳掠中，多有家道败落，成为贫民。

而那些入官入兵入贼的，经过敲诈勒索，杀人越货，可发了不义之财，现在也戴金戴银，富的流油。

他们又进行了土地兼并，行市垄断，帮会林立，官匪交结，又产生新的土豪劣绅，悍匪恶帮，鱼肉乡里，残害百姓。

这就是命，这就是运，总有那个无形巨手，在操纵着命运，也许是头上三尺有神灵，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吴昊天收到慈禧太后的告全民书，亡羊补牢，且当固若金汤，要求坚守城池，巩固国防，守家护院，力求自保。

当然是地方自治，守土有责，怎么保？怎么治？衙门也不产钱。钱的出处还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才是根本出路。

那就要有依据，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用战争话语权就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吴昊天真是个用心人，在他的衙内就裱挂着郑板桥的诗：

州堂静听窗来雨，

疑是民间疾苦声。

感叹衙门清水客，

一钱一两总关情。

其实被这厮篡改了，又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农民失地在百分之五十左右，多成了雇佣的佃户，而百分之八十的土地被百分之十的地主占有。

社会财富的占有量，两头大，中间小，严重贫富不均，叫富人越富越有钱，穷人越穷越没有钱，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帮佣，出卖气力，来维持养家糊口。

有时还吃不饱睡不暖，有上顿没下顿。半夜鸡叫就下地干活，苦不堪言啊。

这是周扒皮的地主行径，为了让雇工能延长劳动时间，竟然自己钻入鸡窝学起了公鸡打鸣，被长工当着贼给打了，你说是不是可笑又可悲，实乃悲惨的世界。

洋人称国人为东亚病夫，甚至于华人如狗，不得入京。

还有无言可诉的血海深仇的，话说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当年所干的种种坏事与罪恶，从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

他们自制刑具：有铁链、铁枷、脚镣手铐、手枪、手棍刀加快枪、钢丝鞭等等。

残害穷人，那是触目惊心，深感恶毒与凄凉，胜比人间地狱。

那时人均寿命在三十岁左右，死人的事是经常的事，说是人命关天，其实人命如灯草，奄忽若飚尘。

一边是苦难的农民，依然坚守着面朝黄土，背朝天，千方百计地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

一边是工商业的产业兴起，资本萌芽的诞生，由手工业向机器发展，西方的工业的渗透、挤压、融合，带来新的产业革命，有了资本家。

由地主到资本家是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联系起来的，也是社会变革的必由之路。却是易经之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在鸦片战争前，买办必须经公行行商推荐、担保，并向广州地方政府及海关监督请领执照才能充当，买办从外商处领取少量薪金，主要收入来自佣金和小费。

鸦片战争后，行商制度被取消，外国商人自己物色并雇佣买办，买办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结成直接的人身雇佣关系或者直接的资本主义合作关系，成为外国资产阶级入侵的帮凶，同时也为自己积累资本。

在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一部分买办逐渐官僚化，与此同时，一部分封建官僚主要是洋务派官僚也日益买办化。

这有力地促进了买办势力的发展，并使得中国买办阶级一开始便同官僚结合起来，成为早期的官僚买办阶级。

这一阶级的产生，他们囤积居奇，垄断市场，破坏了农业生产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原始作坊式工业。

促进了资产阶级萌芽状态，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在中国有了新生，也必然推进了社会改良，促进改革发展。

也是世界政治经济潮流同中国封建制度的格局相撞击，一批革新派又在烽火连天中奋起，产生了耀眼的火花。

吴昊天既是地主，又是资本家，他是赶着浪潮踏浪前行，他在老家就有几种作坊，改进机器运转，尤其纺织到轧染到制衣，他家有一个很钱的企业，也赚了很多的线，那是个盆满钵满，富的流油。

可是甲午战败，宣告了洋务派的破产。吴昊天的企业也衰败了，几乎破产。那是日本在操纵着市场，打压一切。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以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维护清朝统治，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

然而，甲午战争惨败，用事实证明了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也宣告了标榜“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的破产。

甲午战败，促使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觉醒。

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引发的割地赔款和瓜分领土的危机，将中国推向半殖民地的深渊。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中国人民掀起了爱国救亡运动的高潮。

站在救亡图存前列的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体，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进行了一场以救亡为目的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进行了一场旨在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

与此同时，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进行了一场反帝爱国新的农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