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见李进

“老爷，该用晚膳了”

天色已经渐暗，王五来到祁东楼的书房敲门，祁东楼微微抬起头看了看窗外。

“什么时辰了？”

“酉时了”王五回答。

这个时候也就是祁东楼上辈子下午的5点到7点。

“好，你去大理寺打个招呼，准备一件黑袍子，晚膳后我去见一下那个李进。”

祁东楼站起身舒展筋骨，思虑这种事情也是个脑力活。

“明白，老爷”王五并没有多问，领命便下去了。

晚饭后，祁东楼来到了大理寺的监牢，看到了那个披头散发在监狱角落的年轻人，那年轻人身上此时已经有了一些伤，看来看管的狱卒在鄢懋卿的授意下还是下了一些黑手。

李进明显也看到了眼前的人跟之前的官员并不一样，但是牢房灯光幽暗，此时又是晚上，窗户并没有光，看不清究竟是谁。

“我问，你答”

祁东楼坐在椅子上，整个身子罩在黑袍子里，面向牢房，体会着剧中嘉靖帝的装逼感。

“你是何人？”

祁东楼并没有回答李进的问题，低着头继续问：“是何人授意你在奏疏中写那些东西的？”

李进微微正了正身子，也不在乎祁东楼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是我自己要写的，何谈何人授意？”

“我再问你一遍，上这道疏，是何人主使？”

李进这次把胸膛挺起来了一些：“尽忠在己，岂必待人主使?”

“好一个尽忠在己，你是在学杨继盛？”

祁东楼微微抬头，在暗中打量眼前这个李进。

“杨公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我自然是比不上杨公，严党把持朝政，期满皇上，这等事情人尽皆知，何须人主使。”

祁东楼对杨继盛这个人也是知道的，打比方来说，这是一个骂严嵩版的海瑞，只是可惜原身的性子容不下这种人。

“既然你如此推崇杨继盛，那我问你，杨继盛在奏疏里写了什么？你可记得？”

祁东楼继续发问。

李进此刻却有些犹疑不定，他弄不清眼前这人究竟是谁，问这样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目的，是不是要回答。

“想以他日杨继盛为例辩驳自己没有主使，但连杨公所写的严党十罪五奸的奏疏都不知道，还说不是有人指使？”

祁东楼追问：

“自然是记得”

祁东楼这样一激，李进便张口回答了，古人自小读书善记，李进既然能中进士，这些本来还是有的。

“说来听听”

李进再次在黑暗中努力看了看坐着的祁东楼，清了清嗓子，面带怒色的张口开始背诵：

“一大罪，“坏祖宗之成法”。

“严嵩虽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权”，“有丞相之权，又无丞相之责”。

“挟皇上之权，侵百司之事”，各衙门每事之题复皆“先面禀而后敢起稿”、

“事无大小惟嵩主张，一或少违，显祸立见；及至失事，又谢罪于人。”

……

随着李进的背诵，祁东楼脑海里也有一片记忆浮现，看来杨继盛骂严嵩骂的够狠，以至于原身严世蕃对此印象也很深刻。

杨继盛罗列严嵩十大罪五大奸剩下部分如下：

第二大罪“窃取皇上的大权”。

严嵩一旦担任了票拟圣旨（即代皇上起草诏书）的职责，就偷取了威福大权，所有朝廷大臣的升迁贬黜、宽宥惩罚都由他起草决定。

严嵩“窃取皇上的恩宠来换取自己的好处，假借皇上的惩罚来彰显自己的威风”。

任免赏罚的大权既然都归了严嵩，大小官员又都依附于严嵩，那么严嵩的野心和胆量岂不是很快就会膨胀和放纵起来？

第三大罪是“掩盖皇上的治国功绩”。

皇上每有“善政”（好政策），严嵩都会让他的儿子严世蕃向别人传言说：“皇上起初并没有这个意思，这件事是我提议并促成的。”

严嵩又把皇上的旨意和自己所呈的奏疏合在一起出版，书名叫《嘉靖疏议》。

第四大罪是“纵容奸臣儿子僭越窃取权力”。

严嵩经常让他的儿子严世蕃代为票拟（起草诏书），严世蕃又勾结他父亲的干儿子赵文华（当时赵文华还没死）、鄢懋卿等人一起起草诏书，结成奸党。

即便是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章，也由严世蕃起草，那其他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

严嵩“作为臣子却窃取君王的权力”，严世蕃“作为儿子却玩弄父亲的权力”。

京城的官民对他们父子俩专权十分痛恨，所以有“大丞相、小丞相”的说法。

第五大罪是“冒领朝廷的军功”。

严效忠、严鹄，严绍庭是严世蕃的儿子，他们是“乳臭未干的孩子，从未听说有一天离开家去过军营”，但却冒领军功，被授予锦衣卫千户的官爵。

严嵩“窃取皇上授予爵位和奖赏的权力，来封赏自己的子孙，又因为子孙的缘故，提拔自己的私党”。

“这种做法一旦开始，就有很多人效仿”。

赏罚不明，边防事务也被荒废。

第六大罪是“引荐叛逆的奸臣”。

严世蕃接受仇鸾三千两银子的贿赂，威逼兵部，推荐仇鸾为大将军。

“是仇鸾勾结敌人背叛朝廷，而受贿引荐仇鸾的则是严嵩和严世蕃。

如果不是严嵩和严世蕃，仇鸾怎么能被起用？即使有叛逆的阴谋，又怎么能实施呢？

推荐贤能的人应该受到上赏，推荐不贤的人应该受到重罚，严嵩的罪恶又在仇鸾之上。”

第七大罪是“耽误国家的军机”。

嘉靖二十九年发生“庚戌之变”时，严嵩给兵部尚书丁汝夔出主意说：“不如按兵不动，让敌人抢够了自然就会退回。”

所以丁汝夔下令不打仗。后来丁汝夔因为失误军机被判处死刑，才知道是被严嵩误导了。

第八大罪是“专擅任免升降大权”。

任免升降的权力，“皇上用它来激励天下人心”，严嵩“窃取它来中伤天下的好人”，“所以好人几乎都被排挤光了”。

第九大罪是“失去天下人心”。

朝廷府、部、院、寺的权力都被严嵩掌握，而吏部、兵部“是利益所在，尤其被他专擅”。

文武官员的升迁，“不管人是否贤能，只看银子多少”。

官员们上任后，也不以报效国家为念，“只是每天想着向严嵩行贿”。

武官既然向严嵩行贿，就“不得不剥削军士”，所以“军士很多都失去生计，而边防地区尤为严重”。

文官既然向严嵩行贿，就“不得不向百姓横征暴敛”，所以“百姓很多都流离失所，而北方的百姓尤为严重”。

“一人专权，天下受害”，因此“怨恨遍地，冤屈无处申诉，人人都想造反，都想吃严嵩的肉”。

既然失去了天下人心，所以“恐怕天下的祸患不在外敌，而在朝廷内部”。

第十大罪是“败坏天下的风俗”。

自从严嵩掌权以来，有两股歪风邪气盛行，一是“谄媚奉承”之风，一是“贪污腐败”之风，“谄媚奉承来欺骗皇上，贪污腐败来带领下面的人。”

在这两股风气的笼罩下，人妖颠倒，是非混淆。

“行贿巴结的人，即使像盗跖那样贪婪也被推荐任用；奔走钻营、笨拙无能的人，即使像伯夷、叔齐那样清廉也被罢黜。”

“一人贪婪暴戾，天下就形成风气，遵守法度的人被认为固执呆板，善于弥缝过错的人被认为有才干；

勉励廉洁方正的人被认为矫枉过正，善于奔走钻营的人被认为熟悉世事。

卑鄙污浊的行为形成一套，牢不可破，即使是英雄豪杰，也落入这套中。

从古至今风俗败坏，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严重的了。”

而风俗败坏的“本源”，杨继盛认为正是严嵩，

“严嵩先喜欢财利，所以天下人都崇尚贪婪”；

“严嵩先喜欢奉承，所以天下人都崇尚谄媚”。

这确定不是在暗讽嘉靖帝吗？

杨继盛在奏疏中继续说：

“风俗的兴衰，关系到天下的治乱”，风俗败坏到这种地步，“还希望天下能治理好吗？”严嵩既有此“十大罪，昭人耳目”，那么皇上为什么“固若不知者?”

杨继盛在奏疏中复说，这是因为他有五种“奸术”，致使皇上“堕于术中而不觉也”。“五奸”是：

一奸，“皇上身边的人都是严嵩的间谍”。

严嵩用贵重的财宝贿赂皇上身边的太监，因此宫中“无论是一言一行，一起一居，哪怕是嬉笑叹息的声音，游玩观赏宴饮娱乐的事情，没有不报告给严嵩让他知道的。”

严嵩则根据皇上的喜好和情绪，提前做好准备，“以迎合皇上，取悦皇上之心。”

二奸，“皇上听取意见的渠道被严嵩变成了拦路犬”。

通政司是朝廷听取意见的地方，严嵩让他的干儿子赵文华担任通政司使，以“阻塞天下人向皇上进言的道路”。

三奸，“皇上的得力助手都是严嵩的亲戚或亲信”。

严嵩让他的儿子严世蕃与锦衣卫、东厂的官员结为儿女亲家，“借婚姻之好，来掩饰他们的阴谋”，使他们不忍心调查揭露严嵩的罪行。

四奸，“皇上的耳目都成了严嵩的奴仆”。

不是向严嵩行贿的人，很难被选为御史、给事中；如果有稍微忠直、有节操和气节的人，严嵩就会千方百计地排挤陷害他们。

严嵩门下的人，为他张目造势，“暗中阻挠那些敢于进谏的人，所以科道各部门的官员，宁愿辜负皇上，也不敢得罪权臣”，“谁肯说出他的过错呢？”

五奸，“皇上的大臣多是严嵩的心腹”。

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将各部有才能和声望的官员，都拉拢到他的门下，或者利用乡里的关系，或者假托亲戚的名义，或者结为兄弟，或者召为门客”，“互相勾结，根深蒂固，合为一党，互相依附。

各部堂司，大半都是严嵩的心腹。”

“五奸”是“十罪”得以实现的手段，同时也是掩饰“十罪”的伪装。

“十罪依赖这五奸来掩饰”，“识破这五奸，那么十罪就立刻显现了”。

但是皇上却“不忍心割舍一个奸臣”，而宁愿“让百万百姓遭受涂炭”，因此天下的臣民“已经有了离心离德的想法”。

最后，他请求皇上，“听从我的劝告，明察严嵩的奸诈”，“或者询问裕王、景王，让他们当面陈述严嵩的罪恶；

或者询问内阁大臣，告诫他们不要害怕严嵩的威势”，“重的就治他以专权的重罪，以正国法；轻的就劝他退休回家，以保全国家的体面。

内贼既除，朝政就可以清明了。”

朝政既清，外贼还愁不能除尽吗？敌患还愁不能断绝吗？内贼既除，外贼既尽。

天下太平可得而致。

杨继盛这份奏疏论狠辣，不比治安疏差多少，但是主要骂的是严嵩，先后论劾严氏者，“虽多说直，其尽状破的，无逾杨继盛矣”。

杨继盛这份奏疏递上去，就是逼着嘉靖帝承认错误除去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