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治安策》

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僣拟，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

——《汉书·贾谊传》

淮南王刘长作为刘邦之子，乃是诸侯王中辈分最高、最年长者，他的死虽然疑点重重，但对于各诸侯王无疑是个极大的震慑。自此之后，诸侯王对于朝廷不敢再有任何轻视和违拗。

匈奴方面，在右贤王试探失败后，冒顿单于因为病重，也不得不暂时停止南侵，遣使与汉朝重修于好。在给汉文帝的信中，冒顿单于一方面表示右贤王当初乃是受人蛊惑擅自行事，自己对于右贤王破坏汉匈和约的行为也很恼怒，已经惩罚他去攻打月氏了，以此替右贤王开脱；另一方面却又说匈奴已经平灭月氏，并平定了楼兰、乌孙、呼揭等西域二十六国，毫不掩饰威胁之意。

汉文帝接到书信后，在与大臣们商议之后认为，如今匈奴势大，汉廷内部刚刚稳定，且正处于稳定恢复期，并不适宜贸然开战，便同意了冒顿单于的修好之请，同样派人出使匈奴修好。

汉文帝六年（前174年），冒顿单于病逝，其子挛鞮稽粥即位，是为老上单于。汉文帝得知后，为了延续与匈奴的和平局面，延续和亲政策，选派翁主（即诸侯王之女）远嫁匈奴，同时派宦官中行说陪同公主出嫁，照顾翁主。

中行说不愿意前往，但汉文帝认为中行说来自燕地，对匈奴比较了解，因此强行派其前往，中行说不敢违抗诏命，但却因此怨恨朝廷和汉文帝，暗暗发狠，“你要派我去，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的。”

和亲的队伍抵达匈奴之后，心怀怨恨的中行说当即背汉降匈，老上单于因其熟悉汉朝形势，对其也是日益宠幸。

虽说此前韩王信、燕王卢绾等人也曾叛逃匈奴，但要说到对汉朝危害最大的叛逃者，中行说绝对首当其冲。

中行说背叛汉朝之后，便极力挑拨汉匈关系，例如汉匈关系缓和后，大量精美丝绸和精细食物流入匈奴，匈奴贵族对此极为喜爱，而中行说则敏锐意识到，如果长期遭受汉朝的经济和文化渗透，匈奴人的抢掠习性必被瓦解。

于是，中行说便让人穿上丝绸做的衣服，骑马在荆棘丛中驰骋，丝绸很快被划破，他又命人换上匈奴人传统的皮袄，再次在荆棘丛中驰骋，结果皮袄完好无损，老上单于见状，遂禁止匈奴贵族过分奢靡。

又如汉朝给单于写信，通常写在一尺一寸的木牍上，开头文词是“皇帝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平安”，之后才是正文。中行说则以弘扬国威为由，劝说单于用一尺二寸的木牍给汉朝写信，不仅印章和印泥都加大加宽，并且将开头改为了“天地所生、日月所安置的匈奴大单于恭敬地问候汉朝皇帝平安”，语气极为傲慢。

更为要命的是，中行说不仅教给了匈奴人分条记事等先进知识，辅佐老上单于提升匈奴国力，更是极力调动匈奴人好战的情绪，而且“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希望老上单于挑选汉军防守薄弱处进行攻击抢掠。汉文帝以后汉匈关系的日益恶化，可以说离不开中行说的投敌挑拨。

不过，中行说的叛变虽然给汉朝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使得匈奴频繁南下劫掠，但那已是后话。至少在汉六年前后，在汉文帝延续和亲政策的情况下，汉匈双方还维持着相对和平的局面。

与此同时，西汉经过汉文帝的数年治理，至少看上去已是日渐稳定繁荣，不少大臣皆纷纷上书夸赞汉文帝治国有道。

就在满朝文武都洋溢在稳定祥和氛围中时，有人却透过和平的表象，看到了国家仍然存在的不稳定因素，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梁国太傅贾谊。针对匈奴掠边、制度疏漏、诸侯僭越等问题，贾谊接连给汉文帝上了数道奏疏，希望能够引起汉文帝的重视，这便是着名的《治安策》。

在这些奏疏中，贾谊先是劝谏汉文帝不应该被眼下的和平稳定所迷惑，指出只有诸侯各遵法制，兵戈不兴，民众安宁，匈奴宾服，四夷向往，百姓淳朴，讼狱衰息才算是真正海内升平。

接着，他针对诸侯王和匈奴问题做了具体阐述，其中说道：分封诸侯国太大，其势力强大必然犯上作乱，下民横遭祸殃，皇上日夜悬心，这绝非使上下安全之策。

天下如今之所以还比较安定，是因为大诸侯国的国王年纪还小，没有成年，朝廷安置在那里的太傅、丞相还掌握着政事。几年以后，诸侯王全都加冠成人，他们血气方刚，而朝廷委派的太傅、丞相却都要因为年老称病还乡了，这些诸侯王到时必然会自上而下普遍安插亲信。若是如此，他们的行为与淮南王、济北王又有什么区别呢？到了那时，再想求得天下安定，即使是唐尧、虞舜在世也办不到了。

我知道陛下会认为我这是危言耸听，但陛下不妨想想，假如天下仍像过去一样，即韩信仍为楚王，英布为淮南王，彭越为梁王，韩王信为韩王，张敖为赵王、贯高为相，卢绾为燕王，陈豨为代相的话，陛下在这种情况下即位，还能觉得自己安全吗？那是不可能的。

天下纷乱之际，这些人和高皇帝一起共事，如不借助他们的势力则不可能成功夺取天下。这些人中个别佼佼者可谓中涓之臣，其余则才能低劣只配做舍人之类的属官，但高皇帝登上天子宝座后，却皆分膏腴之地给他们称王，多者达百余城，少的也有三四十县，恩德可谓深厚。

但那之后的十年间，这些诸侯王造反的便有九起。陛下与这些人，既不是通过亲身较量迫使对方为臣，他们的王位也不是陛下所封，恐怕想要像高皇帝那样，求一时平安都很难做到。

当然，陛下可以说这些都是异姓王，那臣再举例宗室之王看看。

假如刘肥仍为齐王，刘交为楚王，刘如意为赵王，刘友为淮阳王，刘恢为梁王，刘建为燕王，刘长为淮南王，如果陛下在这六七个亲贵还在时即位，还能够治理好国家吗？依臣之见，陛下也不可能。

这些王，虽然名义上是臣，但实际上却自以为是皇帝的兄弟而不论君臣之义，无不处心积虑想要称帝为天子。他们擅自拜官封爵，赦免死罪，僭越天子仪仗，阻挠朝廷法令，更有像刘长那样的，连诏令都不肯听，甚至连奉诏入京都不能，又岂能依法将其治罪？

陛下虽然贤明，又如何能够治理呢？所以说疏者为王必然危险，亲者为王必然叛乱，这是再明显不过的。

臣总结高皇帝以来的诸侯叛乱发现，基本都是实力强的先行反叛。楚王韩信最强，便最先反；韩王信依仗匈奴次之；贯高得到赵的资助再次之；陈豨兵力最精，便也反了；彭越依靠梁地百姓，也紧随其后；英布统御淮南百姓，便也反了；卢绾力量最弱，所以最后才反。

长沙王吴芮不过两万五千户，功劳最少反而得以保全。可见，势力弱小而对朝廷最忠，并不仅仅是性情不同，也是形势使然。

假如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也坐拥数十城为王，到如今恐怕也因为造反被灭了；假如让韩信、彭越之辈只是作为彻侯，到如今说不定也能存活下来。

因此，如果希望诸侯都忠于朝廷，便不如让他们都像长沙王那样弱小；希望臣子不遭受菹醢之刑，则不如让他们像樊哙、郦商等人那样；希望天下得到安定，便不如多封诸侯而减弱其势力。

力少容易用礼仪约束，国小则难以对朝廷产生邪心。如此，诸侯不敢有异心，只能争先恐后向天子效命，天子对臣子诸侯才能做到如臂使指。

割地分封应该定下制度，将齐、赵、楚等国分成若干小国，让刘肥、刘友、刘交的子孙分别称王，直到其地分完为止，燕、梁等国亦如此，即便是子孙少的，也可以先分几个诸侯国空在那，待其子孙出生后，让其就国为君。凡诸侯之地因犯罪而充入朝廷的，则可以用来作为彻侯封邑或封给其子孙。如此，诸侯国虽被削弱，但天子却未得其地，天下人也不会说天子是贪图土地，而只会夸赞陛下仁慈。

如此一来，即便日后继承天子之位的还是不会走路的婴孩，天下也照样能够太平，甚至以遗腹子即位，天下也不会发生动乱。一朝实现太平，后世也会称颂圣明。

如今匈奴倨傲无礼侵略边境，乃是天下最大的祸害，而朝廷每年却要送给他金银丝锦彩帛。

征召号令夷狄，是帝王掌握的权柄；向天子进贡，则是臣下应有的礼数。如今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已成倒悬之急。

现在西部、北部边郡，虽有高爵也难以免除徭役，五尺以上的孩子都要备战戍守，侦查哨兵为了照看烽火昼夜不眠，将士们披着甲胄而卧，这难道不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吗？

陛下如何忍受得了以皇帝之尊却甘为戎人之诸侯，不仅气势上低下屈辱，祸患还并未因此停息，如此下去如何是好？依臣的估算，匈奴的人口不过汉朝一个大县，以天下之大却被一县之众所困，怎能不让人感到羞愧。

国家已经穷困，内忧外患只在早晚，然而为陛下献策的大臣们却纷纷说“天下太平、不可动摇”，岂不是谄媚之言？贾谊甚至希望汉文帝任用自己来主持对匈奴的事务，表示自己一定能够杀死匈奴单于，降伏叛徒中行说。

最后，贾谊又针对秦汉以来礼仪崩坏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他指出：如今平民住房的墙壁都可以用帝王的先秦天子服饰来做装饰，低贱的歌女艺伎甚至可以用皇后的服饰。皇帝为节俭尚且穿着质地粗劣的服饰，那些富民却可以用华丽的绣织品去装饰房屋墙壁，皇后用来装饰衣领的高级丝绸，平民小妾却用它来装饰鞋子，这难道不是礼制悖乱吗？

确定君臣地位、规定上下等级，父子之间讲礼仪、六亲之间守尊卑，这才能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并表示秦朝正是由于抛弃礼义廉耻，所以君臣关系混乱，六亲之间互相残杀，邪恶之人到处作乱，最终导致百姓叛离朝廷。因此，希望汉文帝能够加强君主权威，明确君臣礼仪，如此才能驾驭百官。

在天下逐渐承平的情况下，汉文帝和不少大臣的确有了一丝倦怠，贾谊的《治安策》无疑给所有人泼了一盆冷水，让大家意识到了国家仍然存在的问题。

虽然当时汉朝的确存在着一些隐患，但贾谊在《治安策》中对于这些问题无疑也有夸大之语，为的就是引起汉文帝的重视，不要因为眼下的一点成就，便认为天下已经安定，就此沉迷享乐。

贾谊的这数道奏疏，固然是用心良苦，可实际上，谁也无法否认，自汉文帝即位以来，在他的治理之下，西汉的确是日益稳定繁荣。

如今，功臣宿将威胁不再，诸侯王尽皆臣服，边关少有战事，百姓安居乐业，商业蓬勃发展，自秦末战乱以来，国家好不容易进入和平发展时期，无论是汉文帝还是朝中大臣，谁又肯再去打破这番安宁。

因此，贾谊所提出的问题，虽然引起了汉文帝的重视，但对于贾谊所提出的一系列措施，汉文帝考虑到如今天下形势，并未全部采纳，即使采纳的部分措施，也没有立即予以实施，更没有因此将贾谊调回朝廷负责具体事务。

不过，正所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贾谊的《治安策》还是一定程度上警醒了汉文帝，对于汉文帝此后数年的施政，乃至于数十年后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的政策，都有着不小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