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注释

第一章

[1]阿歇尔（Usshr），又译厄希尔、厄色尔。相关材料请参看朱狄《艺术的起源》第13～15页及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2]埃及文明和西亚文明谁先谁后，有争议。这里不讨论。

[3]如果加上奥尔梅克，是“六大文明”。

[4]《明史·志第五十七·食货五》：“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1600年后的黄金白银比例是1：4，后来又变为1：5（《明史·志第五十四·食货二》）。1644年后由于白银大量流入国内，当时黄金白银比率为1：8左右，按照当时5500荷兰盾=110盎司黄金≈880盎司白银（1盎司=28.3495231克）。古代1斤=16两，1两白银≈37.3克，换算出来，1荷兰盾≈0.567克黄金≈4.536克白银≈0.1216两白银。

[5]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欧罗巴的黄金时代·北部欧洲》。

[6]请参看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奥维德《变形记》。

[7]见《礼记·礼运》。

[8]见《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9]见《荀子·王制》：“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10]见《荀子·非相》：“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王制》：“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11]见《荀子·王制》：“君者，善群也。”

[12]罗马人赶走最后一任“勒克斯”（部落王），是在公元前509年；屋大维成为皇帝，则是在公元前27年。

[13]关于城邦与公民的解释，见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本）。

[14]见《古文字诂林》第四册。

[15]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6]法家从不讨论为什么要有君主，他们对君主和君权的维护是无条件的。

第二章

[1]请参看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年版。

[2]古老文明的创造者都是农业民族。埃及人把自己的国土称为“克麦特”（kt，意思是有别于沙漠的“黑土地”）；古巴比伦的一份文献称“田地是国家的生命”（见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第101页）；而在印度，“田地被小心地测量着”（《梨俱吠陀》）。

[3]请参看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4]安特卫普的标牌，见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逃亡的农奴因城市而自由，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5]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堪称“迷你型城市”。它的外圈是夯土而成的厚重的墙，上面有箭垛、枪眼和瞭望哨，正中则是公共空间。居民平时各人过各人的日子，有事集中起来商量。如果遭遇侵略，则同仇敌忾。

[6]见《国语·周语上》：“兽三为群，人三为众。”

[7]主即“炷”的本字。小篆的主字，像一盏油灯之形，上面的一点代表灯芯上燃烧的火苗。所以，主的本义即指灯芯。主字后来多用为主人、家长以及主持、掌管等义，故另造“炷”代替它的本义。《说文·丶部》：“主，灯中火主也。”本义为灯头火焰。

[8]最早实现了“中央集权”的是埃及。公元前3100年前后，以孟菲斯为界的上埃及（尼罗河上游）和下埃及（尼罗河下游），在纳尔迈（也叫美尼斯）的武力征服下变成了统一的帝国，这就是“第一王朝”。印度的“阿育王时代”为公元前273～前236年，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末年。

[9]从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到公元前337年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签订城下之盟，雅典的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从公元前509年到前27年，罗马的共和近五百年。从屋大维建立帝制，到西罗马帝国灭亡，也是五百年。

[10]同样，更看重公平的，选择社会主义，尽管社会主义也要讲效率；更看重效率的，选择资本主义，尽管资本主义也要讲公平。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可以互补的。人类也终将在这一对矛盾中找到平衡点，走出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三章

[1]科林斯（Cornth），古希腊城邦，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北，临科林斯湾。是希腊本土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连接点。公元前8世纪～前7世纪中期，巴希阿德斯家族把持科林斯城邦政权，实行贵族寡头统治。

[2]雅典的民主，开始于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完成于公元前509年或前508年的“克里斯梯尼改革”，在公元前443～前429年“伯里克利时代”达到鼎盛，公元前431～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走向衰落，公元前337年“科林斯会议”后宣告终结，大约存在了二百多年。之后，是亚历山大的王权统治。

[3]不平等的主体无法进行交易。比如中国的皇帝和臣民要互通有无，便只能一个叫“孝敬”，一个叫“赏赐”，更不可能讲价。

[4]马克思的话，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话，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第四章

[1]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和阿兹特克都有活人献祭和金字塔，也都崇拜太阳神。奥尔梅克和特奥蒂瓦坎两个民族都神秘失踪，玛雅则莫名其妙地弃城而走，只有阿兹特克为西班牙人所灭。

[2]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无法回答，特奥蒂瓦坎人从哪里来，又突然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们讲什么语言，但现特奥蒂瓦坎城是根据太阳系的模型来建造的，其重要建筑之间的距离恰好与太阳系行星运行轨道数据一致，因此怀疑特奥蒂瓦坎是外星人的遗族。

有部分学者认为，奥尔梅克文明的建立，可能得到了中国商代流亡者的帮助。因为奥尔梅克文明兴起之日，即公元前1200年前后，正是殷商灭亡之时。两种文明的相似之处也很多，比如都以虎为尊，至少有150个文字符号相像，美国华裔学者许辉甚至于1999年在奥尔梅克文化展中现了一个商代遗民的祭祀品。但此说仍有争议。

[3]西方史学界把人类文明分为三个阶段：古代文明、古典文明和现代文明。古代文明主要指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克里特、印度河、中国的商文明；古典文明则包括希腊、罗马、印度、西周以后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衰落，被认为是游牧民族所摧毁。就连西周取代殷商，也被说成是“蛮族的入侵”。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因此本书拒绝接受这种观点。

[4]请参看许倬云《西周史》。

[5]请参看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6]莫卧儿王朝第六代君主叫奥朗则布，号“阿拉姆吉尔”（意为世界的征服者）。其父为建造著名泰姬陵的沙·贾汗。

[7]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提出，人类的智慧、意识和精神生活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这就是“巫术——宗教——科学”。起先人们以为，往天上泼水，就会下雨。这就是巫术。后来现不管用，便叩拜神灵，乞求赐雨。这就是宗教。等到连这也不管用时，人类才真正踏进科学之门，学会了天气预报，也学会了人工降雨。所以，巫术是“前宗教”，也是“伪科学”。本书不同意这个观点。

[8]佛教和耆那教的创始人都是王子。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是净饭国王子，耆那教创始人筏陀摩那是贝那勒斯王子。两千多年后创立锡克教的纳那克，虽然不是王子，却也是“刹帝利”。这就说明，独立、自由、平等，确实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追求。

[9]哭墙又称西墙，是耶路撒冷旧城古代犹太国第二圣殿护墙的仅存遗址。犹太教把该墙看作是第一圣地。千百年来，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时，便会来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

第五章

[1]先后征服埃及的，是波斯国王冈比西斯和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

[2]十八王朝的这位女王叫“哈特舍普苏特”，是“图特摩斯一世”的女儿，后嫁给她父亲同父异母的兄弟“图特摩斯二世”，并生下“图特摩斯三世”。所以“图特摩斯三世”既是她的儿子，也是她的堂兄弟。这种乱伦的近亲繁殖在古埃及王族中非常普遍。请参看金观涛、王军衔《悲壮的衰落》。

[3]篡夺法老的王位的阿蒙神庙祭司叫“赫利霍尔”，事情生在公元前1085年。

[4]迦太基（QRT HDST），坐落于非洲北海岸（今突尼斯），与罗马隔海相望。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迦太基开始向非洲内陆扩展，并开始称霸西地中海，与希腊分别控制着地中海的西东两边。最后因在三次布匿战争（Punc Wars）中均被罗马打败，而于公元前146年灭亡。罗马人摧毁迦太基之后，在公元前122年便建立新城殖民于原迦太基城废墟领土之上，公元前29年罗马将迦太基设为非洲阿非利加省的一部分。

[5]西罗马帝国亡于公元476年，东罗马帝国亡于公元1453年。

[6]德国法学家耶林说过，罗马人对世界有三次征服，第一次用武力，第二次用宗教，第三次用法律。法律的征服是最持久的。

[7]罗马法规定的“身份权”中，最重要的是“自由权”。没有自由，即为奴隶。这就区别了“奴隶”和“自由人”。其次是“市民权”，包括参政议政、担任公职、选举被选举等“公权”，结婚、诉讼、处分财产、建立遗嘱等“私权”。这是罗马公民的“特权”。这就区别了“罗马人”和“非罗马人”。至于“家族权”，则实际上是“父权”。这就区别了“父子夫妻”。

[8]罗马法还规定，只有同时具备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三种“身份权”，才是“完整的人”。否则，就叫“人格减等”。丧失家族权叫“小减”，丧失市民权叫“中减”，丧失自由权叫“大减”。罗马人的统治手段，就是让被征服者处于不同的“法律地位”。公元212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颁布敕令，授予罗马境内所有自由人公民权利，就是“怀柔政策”之一。

[9]正因为中国古代的国家体制是“家国一体”，所以当年海瑞骂皇帝，司法部门就参照“儿子骂父亲”来量刑。流氓地痞叫“地头蛇”，也因为高高在上的是一条龙。

[10]见恩格斯《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援引吉罗·特龙《婚姻与家庭的起源》一书所引埃斯潘纳斯《论动物的社会》的说法。

第六章

[1]美国历史学家伊佩霞著《剑桥插图中国史》认为，由于没有确定的夏遗址能与文献记载相符，因此不能确定商以前是否有一个育成熟的夏朝。但确定无疑的是，中国历史上在这个时期生着巨大的转折。这个说法是科学的。

[2]《史记·夏本纪》称：“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治。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

[3]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三千七百年不中断，殷商的甲骨文和秦始皇的“书同文”，功莫大焉。事实上，现代汉语的语音，尤其是“普通话”，不要说跟商周，就是跟唐宋，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能够欣赏唐诗宋词，看懂《诗经》和《左传》，甚至能够解读商周的卜辞和铭文，这就是汉字的功劳。

[4]请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

[5]见《诗经·商颂·长》。

[6]也有学者如郭沫若，认为玄鸟是凤凰。

[7]见恩格斯《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注。

[8]见《礼记·表记》：“夏道尊命，朴而不文；殷人尊神，荡而不静”。

[9]殷商卜辞中有“卜贞，臣在斗”（前二·九）的记录，吕振羽、翦伯赞两先生均猜测有用奴隶的角斗表演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