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雨(3)

提起忍耐两个字，吴仁民的愤怒又给激起来了。他瞥见了黑影手里拿的书，他知道这正是陈真著的那本解释社会科学的书。“忍耐？你也要说忍耐？究竟还要忍耐多久呢？是不是要等到你这本书传到了每个人手里，每个人都能够了解它的真正意义的时候吗？我告诉你，那一天是不会有的。书根本就没有用。周如水不就是被书本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吗？还有李剑虹，他简直是一个书呆子。老实说我现在不再拿读书的话骗人了。我在大学里教了差不多两年书，还没有宣传到一个同志，而且连给资产阶级培养子弟的功劳也说不上！把你的社会科学收拾起来罢。要革命，还是从行动做起，单是在一些外国名词里面绕圈子是不行的。我说现在的社会科学确实需要大革命。全世界的学者如毛，但是到了大革命生的时候，连他们也只配陈列在博物馆里面了。”

“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些话？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这不再是陌生的声音，这的确是陈真的。他知道陈真是怎样的一个人：抛弃了富裕的家庭，抛弃了安乐的生活，抛弃了学者的前途，在很小的年纪就参加社会运动，生活在窄小的亭子间里，广大的会场里，简陋的茅屋里。陈真并不是一个单在一些外国名词中间绕圈子的人。他怎么能够拿那些话来责备陈真呢？他想：“我错了。”但是他马上又警觉似地自语道：“陈真不会到这里来，我是在跟我自己辩论罢？”

“我们是应该忍耐的。这不是说忍耐地受苦，是说忍耐地工作，一直到最后胜利的时候。那一天会来的，虽然我们自己不会看见，但那一天是一定会来的。”这又是陈真的声音。

陈真的话向着他的头打来。这一定是陈真在这里说话，因为他绝不会跟自己辩论，向自己预言，因为他不是一个说教者！

“这是你，这一定是你！”他狂热地叫起来，“我在跟你辩论。说话的一定是你，因为你是一个说教者，我不是！”

然而这一次他错了，说话的确实是他自己。屋子里并没有陈真，他是在跟自己辩论。

他的叫声使他力竭了，可是在这屋子里并不曾生出一点回响。除了他的脑子外，再没有一件东西使他感觉到他曾经出了一些叫声。

屋子里仍然很静。后来三四声尖锐的汽车喇叭声响了起来。

夜已经来了，屋子里黑漆漆的。

他直伸伸地躺在沙上，身子软弱无力，连动也不想动一下，他觉得自己已经死过一次了。

①《回忆录》：旧俄民粹派女革命家薇娜·妃格念尔的自传。第二卷有中译本：《狱中二十年》。

第三节

“那本妃格念尔的《回忆录》我拿给佩珠去看了，前几天忘记告诉你，”一天下午方亚丹来看吴仁民的时候对他说。

“她不见得就了解罢，”吴仁民随便答了一句，依旧在抽他的纸烟。

“为什么不了解呢？那是一本好书，我读了，还流过眼泪，”方亚丹热情地说。

“这样容易流眼泪，你们的眼泪太多了，”吴仁民冷淡地说，其实这冷淡只是表面的，他的心里却有一团火在燃烧。“我们除了眼泪外还应该有别的东西流。”

“你就只会说空话，你就像妃格念尔读过的那长诗①里面的英雄②一样，”方亚丹气愤地说。“那位英雄到处散布雄辩的议论，然而只限于空谈，他从没有做过一件实在的事。话纵然说得激烈，终于是空话。”

“是的，你们连激烈的话也不敢说，”吴仁民只说了这一句就闭了口，因为他忽然记起了陈真的话。原来当初陈真把这本书送给他的时候曾经对他说过：“我已经读过了四遍，我每读一遍总要流不少的眼泪。我是在哭我自己，我自己太软弱了。”于是他忘记自己地高声接下去说：“我们太软弱了。”他又改变了语调说：“我们都是说空话的，无论是到外国去，或者留在国内，我们都是一样地过着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而且说空话。陈真也许是对的，我们太软弱了。在那样一个女性的面前我们的确都应该流眼泪。”这并不是寻常的赞叹的声音，他的声音里面荡漾着渴望、愤怒和悔恨。

方亚丹起先并不说话，吴仁民的话把他感动了，然而在他和吴仁民的中间究竟隔了一些栅栏，两种差异的性格并不能够达到完全的相互了解，不仅是因为年龄的相差。方亚丹的经验比较少，因此他更乐观。他和每一个新参加社会运动的青年一样，他没有什么创伤，他只顾看前面，绝不会想到“回顾”上去。

“仁民，你近来太容易激动了，同时也可以说是太容易伤感了，”方亚丹诚恳地劝道。“像这样下去，我害怕你会变成一个罗亭①。难道你思想上起了动摇吗？不然你为什么这样烦躁？”他说到最后想把话收住，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因此他颇有点后悔，觉得不应该怀疑这个比较老的同志。他很想再用几句话说明他的看法，可是吴仁民已经接下去说了：

“你不了解我，亚丹，你还不了解我。思想上起动摇，那绝不会！这伤感，这烦躁，是对于某一部分人的反感，同时也正是一种新的生活的酝酿。是的，一种新的生活。我要把过去的生活结束了。以后至少也得做一个像陈真那样的人，不再在书堆里或者外国名词中间绕圈子。也许我的旧习惯太深，很难摆脱掉，得不到新生也未可知。但是我总要努力挣扎。如果得不到新生，就让他彻底灭亡，我不愿意再在矛盾中间生活。而且我劝你，以后不要过于迷信李剑虹，否则你将来会后悔的。”

“仁民，我总觉得你有成见。你为什么要跟剑虹作对呢？他在中国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他的信仰的坚定也是一般人所不及的。不然，为什么会有许多青年那样相信他，甚至把他当作父亲一般地看待？你看，这样大的感化力！”

“是的，这样大的感化力却不能够感化自己的女儿，”吴仁民冷笑道。

“这又是你的成见了，”方亚丹半笑半气地说。“佩珠也是一个很好的女子，很可爱的女子。她的思想也不错。她什么时候得罪了你？你这样不满意她！”

“一个很好的女子！我只记得陈真的话：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陈真常提到的三女性中，两个已经有了归宿，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了，且看她的结局又如何。”吴仁民说罢，又冷笑起来。

这时候，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女性”的李佩珠却在自己的房间里，坐在一把藤椅上，热心地读着一个俄罗斯的革命女性的自传，那一本使得许多人流泪的《回忆录》。她已经接连地读了几天了。

她的英文程度使她不能够读得很快，但是她并不因此减少阅读的兴趣，至少她懂得大意，并且陈真在重要的地方还附了译文。那本十六开本的大书里面的每一个字，即使是她不认得的，也都像火似地把她的血点燃了。她的心开始热起来，额上冒着汗珠，脸红着，心怦怦地跳。好像她的整个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要满溢出来一样。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不过她觉得有一种模糊的渴望在身体内呼唤她，这种渴望是她从前不曾意识到的。

在她的手里躺着那本神奇的书，她从来不曾读过这样神奇的书。从这本书里面一个异邦的女孩站起来，在她的面前育生长，长成一个伟大的人格：抛弃了富裕的家庭，离开了资产阶级的丈夫，到民间去，把从瑞士学来的医学知识用来救济贫寒乡村的农民。她经历过种种的革命阶段，变成了一个使沙皇颤栗震恐的“最可怕的女人”，革命运动的领袖，一代青年的指路明灯。她在黑暗的牢狱里被埋葬了二十三年以后，生命又来叩门了，她又以新生的精力重回到人间，重回到社会运动里来。这是何等崇高的精神，坚强的性格与信仰，伟大的人格的吸引力！

这一切并不是李佩珠所能够完全了解的。这种生活方式跟她的离得太远了。虽然以前从父亲那里她也曾听到过关于这种生活方式的话，但是她只有一点很模糊的概念。如今它具体地显现在她的眼前了，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新奇而又富于诱惑力。固然它是高到她所不能够达到的程度，但它究竟是值得憧憬的啊！

一段话鼓舞了她的整个心灵，在这一段话下面陈真用铅笔画了线，而且附了译文在旁边：“有一夜我从梦中醒来。这是夏天，人们都睡了，不过我们的两个亲戚还坐在阳台上闲谈。……她们在谈论我和我的二妹利狄亚，说：‘利狄亚会变成一个很好的女人；她会是一个有用的人。然而薇娜却只是一个美丽的玩偶。她倒很像那个挂在她房里的好看的红灯笼，向外的一面很好看，但是靠墙壁的一面却是空空的。’我把头埋在枕上，伤心地哭着。这时候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问我自己怎样才能够做一个好人。”

这一段话不仅指示出来一个美丽的玩偶居然会变为崇高伟大的人，因而给了她一线的希望，不仅陈真的似乎还在跳动的细小字迹使她相信这一段话曾经如此深地影响过那个她所敬爱的人(是的，虽然她不了解他，但是她因为父亲称赞他的缘故，她也敬爱他，尤其是在他死后)，这一段话同时还使她记起了一段往事。于是她的过去二十年的岁月又连续地浮现在她的脑里了。

她五岁失掉了母亲，得着祖母和父亲的钟爱，跟着父亲生活一直到祖母病死的时候。祖母一死，父亲便单身离开故乡到外面去。她被寄养在一个女学校里，那里的校长是她的亲戚，那时候她才十岁。在学校里，在那个思想陈旧、但性情温和的亲戚的照料下过了五年。这其间父亲的信函成了她的精神上的唯一安慰和指导，可是这样的信函来得并不多，因为父亲在外面参加了革命的活动，很忙，没有多的时间花在女儿的身上。她的生活虽然孤寂，但是父亲的爱依旧温暖着她的少女的敏感的心，甚至使她常常忘却寂寞。寂寞袭来的时候她总是用微笑驱散了它。这微笑有时候是相当凄凉的，但常常含着温柔的爱的回忆。她的不喜欢多说话的习惯就是从这个来的。不过因为有了温柔的爱，或者爱的回忆给她带来温暖，所以她不曾变做一个阴郁的人。五年过去了。过惯了亡命生活的父亲忽然又安居在这个大都市里，把她从故乡接了出来，让她继续在一个中学念书。她毕业以后就和父亲住在一起，跟着父亲研究文学和外国文。

她在中学毕业的那一年，某一个春天的晚上，她已经睡了，偶然从梦中醒来，听见两个同学在谈论毕业以后的出路。一个忽然说：“我看佩珠将来一定会吃男人的苦头，她太软弱了，而且质地平凡，不会有什么成就。”这几句话刺在她的心上。她不敢咳一声嗽，害怕使她们知道她已经醒过来听见了这些话。她却用铺盖蒙着头低声哭起来，哭湿了一个枕头。

这样，她也有过和妃格念尔的类似的遭遇了。她也像妃格念尔那样伤心地哭过了。女人的心并不是善忘的。她后来也常常想到那几句话，她屡屡问她自己，问父亲道：“我果然是太软弱，太平凡，不会有什么成就么？”她自己虽然不敢给一个否定或肯定的回答，然而在心里却有一个声音(她自己甚至不认识的声音)叫起来：“我不能够是这样！？”她还不能够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呼声。她的父亲似乎更了解她，便回答道：“你还年轻，还不知道自己。你并不是太软弱、太平凡的人。如果你将来不会有什么成就，那是我的错。我为了自己的事常常忽略了你，而且不曾好好地帮助过你。同时我的经济能力太薄弱了，不能够让你受很好的教育。”于是一个微笑驱散了她的不愉快的思想。她被父亲的爱感动了。她想只要在父亲的身边，即使将来没有什么成就，她也并不懊恼。她太爱父亲了，因为她曾经从父亲那里得到慈母般的爱护，因为父亲是她的唯一的亲人，而且在五年的长期分别之后，那种渴望使她的爱慕变得更热烈了。

父亲也是很爱她的。差不多完全过着禁欲生活的父亲，待人接物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平常他很少对人说一句笑话。对于所有来拜访他的青年，他总是拿出父亲般的态度对待他们，他诚恳地劝导他们，因此得到他们的尊敬。的确，他是值得他们尊敬的，他自己过着极其刻苦的生活，使人觉得他吃饭穿衣单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来继续工作，他好像是专门为了工作而生活的。他没有个人的爱憎，没有个人的欢乐，没有个人的计较。总之，他有着可以做一个教主的条件。其实他原来并不是这样的人，不过竭力控制自己勉强做一个这样的人罢了。所以他对待女儿的态度就完全两样。他的笑容只有他的女儿看得见，那是她的特权。这笑容给她填补了她不曾从人间得到的一切，这笑容把一个父亲和一个女儿联系得很紧密，而且这笑容使他们更接近互相的信赖了。

她自己并没有明确的思想，正如她的父亲所说。她常常盲目地接受了父亲的思想，不管这是否为她的智力所能够了解，只是因为她信赖父亲，所以也信赖父亲的思想。然而有时候她也会怀疑起来，不过她也不去深思。最重要的原因是：从来不曾有过重大的问题摆在她的面前，一切问题都已经由父亲给她解决了。

的确，父亲是爱她的。正因为爱她，所以他不愿意让她过他那样的刻苦生活。他是靠着译书卖文过活的，有时也在大学里教几点钟的课，收入并不多。他让自己一个人吃苦，却使他的女儿过着稍微舒适的生活。譬如在家里做饭，他自己吃素，却特别为她预备了一碗肉。她了解父亲的心情，而且她究竟太年轻了，不是生来过禁欲生活的，所以她也坦然地接受了，这或者不能说是坦然，更应该说是感激。总之她让父亲这样安排，又让这安排成了习惯。结果她被陈真取了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的绰号，而且被吴仁民拿这个来做攻击她的父亲的资料。吴仁民因此常常嘲笑李剑虹不能够感化自己的女儿。

然而这两父女过得相当幸福。他们都感到满足，没有什么缺陷，没有什么悔恨。彼此都成了另一个的唯一的安慰和帮助。是的，彼此帮助，无论在生活上或者工作上。她有时也帮忙父亲抄录稿件。自然除了这个，父亲还有信仰，还有事业；女儿还有女朋友，在某一个时期内她和那两个性格跟她的不相同、年纪比她大两岁的女朋友张若兰和秦蕴玉过往颇为亲密，恰好凑成了陈真的“三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的数目。从她们那里，她也曾受到一些影响，一些使她更倾向小资产阶级的影响。然而如今她们都离开她去远了。秦蕴玉偶尔还从美国寄一两封信来，前几天的来信除了报告结婚的消息外，还赞美好莱坞的电影艺术，纽约城建筑的华丽，汽车的众多，以及夜生活的神秘有趣，差不多变成资本主义文明的崇拜者了。张若兰嫁了丈夫以后就规规矩矩做起温顺的太太来，跟着丈夫到四川吉了。这两件事很引起她的反感。尤其使她觉得难堪的是父亲常常说起“女性脆弱”的话。她因此常常对父亲暗示，她将来绝不做一个脆弱的女性。然而怎样才算是一个不脆弱的女性，她还不十分知道，她只明白至少不会是张若兰、秦蕴玉一流的人物。自然在那两个脆弱的女性之后，她又有了几个比较年轻的女友，至于她们是不是脆弱的女性，她现在还不知道。

然而如今一个不脆弱的女性的典型站在她的面前了。这就是薇娜？妃格念尔。在这个女性的面前许多男人诚恳地、感动地低下头，许多青年男女看出了照耀在暗夜里的明星。这太光荣了。纵然她不能够了解这个女性的思想，但是那种热烈的献身精神、生死相共的友情和火一般燃烧的字句是谁都能够了解的，谁都能够被它们感动的，她当然不会是一个例外。何况她因为父亲的关系还和那些从事社会运动的人常常见面谈话呢。

她读着，她热心地读着。这本神奇的书把她的整个灵魂都搅动了。这不仅是借书给她的方亚丹和说她不能够了解这本书的吴仁民料不到，就连她的父亲也料不到，而且甚至她自己也是料不到的。一本书对于一个青年会有这样大的影响，这似乎令人不能相信。然而实际上这是非常简单的事：她的身体内潜伏着的过多的生活力鼓动着她。她的精力开始在她的身体内漫溢起来，需要放散了。她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够单拿为自己努力的事满足了。她有着更多的眼泪，更多的欢乐，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需要用来为别人放散。所以她的心鼓胀起来，她的眼睛也润湿了，有时候还落了两三滴眼泪在书上。但是她并没有悲哀，她只感到一阵痛快。

忽然她珍重地阖上书，捧着它急急地跑到父亲住的前楼里，热情地对父亲说：“爹，告诉我，这本书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告诉我还有多少这一类的书？”她把手里的一本书放在桌子上，放在父亲的手边。

李剑虹正在写文章，听见她的声音，惊讶地抬起了头。他的眼光起先停在她的激动的脸上，然后又落在书上。他微笑了。他温和地回答道：“这一类的书是很多很多的。我也不十分清楚。不过仁民一定知道。听说陈真有不少这一类的书，都存在他那里。你喜欢读，可以向他借。”

①长诗：指旧俄诗人N．尼克拉索夫的长诗《沙霞》。

②英雄：《沙霞》中的男主人公阿加林。

①罗亭：旧俄小说家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罗亭》中的主人公。他说得多，做得少；不满意现状，又无决心去改变现状。他终于到处漂泊，一事无成。

第四节

吴仁民到会馆的义地上去看了陈真的坟墓。一个小小的土堆上面盖了一些青草，前面竖着一块小石碑，写着陈真的姓名。从远处看，这土堆夹杂在别的许多坟墓中间，一行一行地排列在那里，叫人看不出一点分别。

“陈真活着的时候他常常表示跟别的人不同。可是他死了，他就和别的人一样了，”吴仁民痛苦地想道。

在前面一排的一座坟旁边站着一个女人。她穿着蓝布旗袍，手臂上缠了一条黑纱。长长的黑差不多垂到了肩上。吴仁民看不清楚她的面容。

过了一会女人往外面走了。她走得很慢，还常常回头去看她离开的那座坟。

她走到吴仁民的前面，把脸掉过来，望了他一下。她的眼光和吴仁民的对射着，她的眼睛里现出惊讶的表情。她略一停顿，便掉开了头，依旧缓慢地往外面走去。

吴仁民看见了她的脸。这面孔并不是十分陌生的。他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却又想不起来。他跟了她走出去。

她的高跟鞋的声音有节奏地送到他的耳里。她的细长的背影遮住了他的视线。他跟着她走。她并不回头看，好像不觉得似的。她不坐车，他也不坐车。他没有目的地，只是盲目地跟着她走，然而什么人抓住了他的一只膀子。

他惊觉地侧过脸看。周如水站在他的旁边，带笑地望着他，一面说：“你在干什么？”

吴仁民一时回答不出来，他还掉头去看前面。那个女人已经不见了。许多男人的背影在他的眼前晃动。他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你又在想女人，是不是？”周如水笑起来。“但是现在不是春天了。”

吴仁民生了气，涨红着脸责备道：“你懂得什么？你只配做茶房！你还是规规矩矩地去做茶房罢。”

做茶房的话是有典故的。周如水近来对李佩珠非常殷勤，方亚丹便挖苦地称他为“李佩珠的茶房”。他自然不承认这个称呼，但是事实上他伺候李佩珠很像一个茶房伺候主人，而且比普通的茶房更体贴。

“做茶房？我不承认！谁说的？”周如水起劲地说。

“你去问亚丹罢。谁做过茶房，谁明白！”吴仁民嘲笑地回答。他接着又问：“你现在到什么地方去？”

“我随便走走，我一个人在家里闷得很，出来散散步，”周如水皱着眉头回答。

“为什么不去陪李佩珠？如今不是春天了，你又有什么烦闷？”吴仁民报复地说。

“不要说笑话了，我们还是谈点正经事情。我正想找你谈谈，我们就一路走罢，我也要到你家里去，”周如水换过话题说，他勉强笑了笑。

吴仁民知道周如水高兴别人把他的名字同李佩珠的名字放在一起提说，他虽然常常挣红了脸分辩，其实心里很高兴，只是他没有勇气对李佩珠表示爱情。所以吴仁民接着又挖苦他道：“你要是下了决心做茶房，那么就快点进行罢。李佩珠的年纪也不小了，你不要再耽误她，让她做张若兰第二。”

最后的一句话比什么都厉害地刺在周如水的心上。张若兰这个名字他早已忘掉了。但他的忘记也只是表面的。虽然被新的憧憬掩盖住了，这个名字给他留下的创痕却没有完全消失。一旦有人在他的面前提到这个名字，他就会记起那个圆脸的女郎来。那个少女曾经怀着全量的爱来帮助他，拯救他，他却胡里胡涂地拒绝了她，让她后来嫁给一个留法归来的大学教授。他每想起她，一阵痛悔就来绞他的心，他再没有力量来抵抗别人的嘲笑，好像一个被缴了械的兵士一样。

“张若兰，不要再提她了，我求你，”周如水烦躁地说。“我现在要把我的‘过去’深深地埋葬了。我要做一个新的人。我请你们以后不要再提起我过去的事！”

吴仁民冷笑几声，不表示态度。

“我以后要向剑虹学习。剑虹这个人的确可以佩服！”周如水兴奋地说下去，他显然是在跟自己挣扎。他称赞李剑虹，是要借李剑虹的力量来压倒另一个自己。“剑虹真难得，他才配做革命家。我说句老实话，你不要生气，你太浪漫了！”

“是的，只有斯多噶派①才配做革命家，同样也只有斯多噶派才配做伪善者，”吴仁民生气地说。“我自然不配。不过我记得李剑虹对人说过‘如水太颓废，很少希望’这一类的话。……”

“我不信，你说谎！”周如水起劲地分辩道。

“我何必说谎！我又不把李剑虹的话当作圣旨！我要骂你就用自己的话骂你好了，何必捏造李剑虹的话来骂你！”吴仁民冷笑说。

“我不再跟你争辩了。总之，近来你的个人主义的倾向很浓厚。”周如水明白自己跟吴仁民争论下去不会有一点好处，反而会损害他们的友情，他不再吵了，却换过话题说：“我还有正经的话对你说。第一，小川后天从法国回来，你预备去接他吗？第二，佩珠还要向你借几本书，我替她拿去。”

“还有第三件吗？”吴仁民突然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