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八章 君子不言利之说误国害人至甚
出文渊阁正向北,过文华门,就是文华殿。今次奉旨朝议,即在此举行。几天前朝会上,高拱代商陈情,皇上口谕,可集有司议奏对策。这也正是高拱所想的。他想早日出台恤商举措,遂嘱内阁书办移司,召户部、礼部、工部、都察院、太仆寺、光禄寺堂上官及各科都给事中,到此聚议。
交了辰时,高拱走出内阁朝房,张居正闻声跟了出来,高拱料他有话要说,就站着候他。
“玄翁,今日专议恤商事,玄翁奉旨主持,”张居正走到高拱面前说,“居正意,玄翁不必多言,免得降为争论一方。居正已嘱户部侍郎陈大春、太仆寺少卿曾省吾为玄翁代言。”
高拱心头一热,道:“喔,还是叔大思虑周详。”说罢,快步往文华殿走去。进了殿,众人皆已到齐,他坐在摆放在两只铜鹤之间的一把圈椅上,看也没有看会场,就道:“钱法业已颁旨,新旧钱皆可用于贸易,此后听从民便,不得议来议去,徒增恐慌。故今日不再议钱法,专议恤商一节。户部先说。”
户部尚书刘体乾干咳了一声,道:“本部接高阁老《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奉旨议复,议得恤商事五:一定时估,二议给价,三严禁革,四裁冗费,五公佥报。”
高拱仰脸专注地听着,刘体乾却再无一言。刚要质问,侍郎陈大春开言道:“适才大司农代表本部言,卑职仅以个人立场说话。窃以为言恤商,先要端正对商业、商人之看法。”他瞥了一眼高拱,见他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也就多了几分自信,侃侃道,“卑职生于潮汕,深知时下与开国之初已然大不同,佛朗机人所租壕镜,不过弹丸之地的一个小岛,因贸易之盛,日新月异;闽浙因海禁之开,日见繁荣。有担心商盛而农衰者,谬也!往者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可时下苏州、湖州等地,工商业繁荣,除漕粮足供外,竟需从他省调粮者,遂又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天下不因苏湖之农衰而不足;苏湖却因工商业兴盛而繁荣。商业兴不惟富国,亦足以资农,非此消彼长之势,反倒有相互资厚之效。是以要富国利民,当大力恤商兴商,不必遮遮掩掩,瞻前顾后!”
“陈侍郎,你扯远了吧?说具体的!”赵贞吉不悦地提醒道。他因兼掌都察院,也参加今日朝议。
陈大春不敢得罪赵贞吉,闭口不再言。转任户科都给事中的韩揖起身道:“访得河西务大小货船,船户要缴船料,用船商人要缴船银,进店有商税,出店有正税。河西务已有四处征税,到张家湾卖货物,又有商税。百里之内,辖者三官;一货之来,榷者数税,商贾所利几何而堪此?”
“户部、工部分设钞关课税,非新制,乃祖宗成例。”工部尚书朱衡辩解了一句,似是为了避免争执,紧接著说,“本部奉旨题覆高阁老陈恤商事,当务之急是多给预支银,以拯商人贫累。今后凡官府差委商户采买货物,必先预支十分之四,且半年以内当全额支付。”
新拔擢为太仆寺少卿的曾省吾接言道:“预支银两固然可苏商人之困,但这只是治标。窃以为,时下虐商最甚者,无过于‘当行买办’之制,言恤商当革此制!”
高拱记起初到京城微服私访那天,在草场街曾听一老妇提到“当行买办”致使商户家破人亡之事,此时听曾省吾说要革除,便不住地点头。
“当行买办之制,乃祖宗成法,安得轻言革之?”赵贞吉不满地反驳道,“科举之供应,接王选妃之大礼,各衙门所需之物,如光禄寺之供办、国学之祭祀、户部之草料,端赖此制供役。商人以物输于官,而官按时估付账,各得其所,并无不当。弊生于不按时给钱,脏官勒索,禁之可也,焉能因噎废食?!”
曾省吾一笑道:“赵阁老所言甚是。只是,祖宗成法,只限京师,京师也只有几个衙门方可当行买办。然时下城市,凡是衙门,甚或凡是官员,即可持票令商铺买办。闻得有官员开‘至本衙交纳’一票送商铺,商铺送货上门,即说质次,命另送;再送,仍复如故。商铺遂知非为货物,实为勒索金钱。是以不少商铺见票,索性出钱免买。访得有一票而勒索商铺数十家者。故此制不改,终不可除其弊。”
“招商买办如何?”陈大春插话说,“衙门所需,张榜公示,商家自愿投帖,选质优价廉者取之。闻得居壕镜之佛朗机商人,即好竞争之法。”
“哼哼!”赵贞吉突然冷笑几声,道,“兴商虽不失富国之术,然抑末才是为政之理。衮衮诸公,朝堂之上,议这些当由吏目画策的细枝末节,岂不可笑?”
“以内江所见,当议什么?”高拱忍不住质问道。
“圣人云:君子不言利。”赵贞吉答,“商贾唯利是图,当议如何导之以义,因何处处为商人画策,助其逐利?”
“好一个君子不言利!误国害人至甚!”高拱大声反驳道,“《洪范》八政,诸实货;《禹谟》三篇,终于厚生。足见古圣贤是极重言利的。可后世迂腐好名之人,倡不言利之说,遂使俗儒不通国体者转相传习,甚有误于国事。读书人受其毒害,要么成为只会放言高论的腐儒;要么成为言行不一的伪君子,此二者,皆失治国安邦之本意。何也?义者利之和,则义固未尝不利也。义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安得把‘义’说得玄而又玄,离百姓远而又远?在高某看来,‘义’,绝非虚无缥缈之物,高深莫测之事,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义者何所指?乃是公众之利的总和,换言之,公众利益即为义。是故,为公众谋利即是追求义!治国安邦者,无非是千方百计为百姓谋利,既要为百姓谋利,却又说不能言利,岂不抵牾?徒以不言利为高,乃至使人不可以公忠谋国。”
这番话高拱早就想当众说出来,今日终于一吐为快,有种酣畅淋漓感。
文华殿内一时陷入沉默。
高拱见无人说话,便总结道:“恤商,一则改制,一则肃贪;而户部、工部所提恤商策,可为过渡期之办法。”他扫视一下众人,“诸公以为然否?”见无人说话,他又道,“待奏明皇上,敕令各该衙门行之。”又慨然道,“朝议恤商,拿出对策固然重要,但不是惟一。朝议恤商本身,就是向商民宣示朝廷恤商之诚,兴商之殷。盼商民闻朝廷之意,安居乐业,奋进取,繁荣大明!”言毕,用力挥了一下手臂,“散了!”
走出文华殿,高拱叫住户部尚书刘体乾:“子元,户部不当只知理田赋,水饷、陆饷,商税、船税、货税,要统筹之。”他突然脸一沉,“元年时,我就请户部拿松江为例列个单子,迄今也未看到。”
刘体乾拱手致歉,拉了拉高拱的袍袖,走到一旁,低声说:“玄翁,今日不妨说出真相:其实,当年松江的税银,都是就地输徐府,再由京城的徐府铸银缴部。当时听玄翁一说要列单,以为是玄翁闻知此事,要追查。”
高拱既吃惊又疑惑不解,看着刘体乾,良久才问:“他因何要这样做?”
刘体乾回避着高拱的目光,没有正面回应,只是含糊地说:“去岁已纠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