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有定法，脱于俗流

天生为凡人，怎能脱流俗？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忠于自己的理想和选择就获得了脱离世俗的心志。

志向，与其说是奋斗的目标，不如说是生存的意义。

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人欲成就大事业，就必须要先立志。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说：“人生决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惟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说的我们可以做到。当然说的和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他主张在学习和奋斗之前要先立志，不立志就好比种了植物不培根不浇水，只能是徒劳无功而已。这种观点与曾国藩主张的以志为本是一个道理。

立志是一个慎重又多思的过程。曾国藩曾为立志心神不宁：“自从去年十二月如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本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曾国藩不仅为无志而忧，更为有志而叹：“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有大抱负，才有大动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会有大境界。所谓大抱负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骛远，而是放眼天下，志在四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谓大魄力也不是有勇无谋地一味付出，而是危难时刻的果断与冷静、谨慎与精明。可以说，想确立远大的志向就要先学会放下小的情怀。过多地咀嚼一己之悲欢，就会看不到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世界，也意识不到自己对天下的责任，当然不会有大的气象和作为。

曾国藩在二十岁以前，虽然跟随父亲勤奋读书，但并没有大的志向。道光十年(1830年)其父曾麟书将其送到衡阳汪觉庵先生处进行学习。一年后，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肄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眼界大开，增长了锐意进取的精神。为痛下立志之决心，他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寓意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出淤泥而重生。

他给自己定下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这也是曾国藩传于后世的最经典名句。

早年的曾国藩，就经常自比于李斯、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有朝一日自己也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名相，千古流芳。随着其学识的增加，思想的逐渐成熟，对其志向的思考更加深人和具体。

曾国藩认为立志为必须步骤，但光有志向还不够，更需要“勤”、“俭”、“明”、“孝”、“信”等素质予以辅助，几方共同作用才能够达成志向。

“勤”是曾国藩本人谈得最多，体会最深的品质之一。它与曾国藩的“力行”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为官、治军，皆以“勤”字为本。自古以来，当政之人皆以“勤政爱民”为训；为官之人只有勤于做事才能造福于一方百姓。曾国藩也深知这一点。他不仅率先做到，还勉励部下做到“身勤”、“手勤”、“口勤”、“心勤”，所以说，“勤”的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鉴于明清统治阶级的奢侈腐败导致的深刻的社会危机，曾国藩主张戒奢崇俭。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减少应酬开支，又可达到“俭以养德”的效果。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息则难望有成。”这一点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明”既可指办事能力，又可指道德修养。曾国藩说：“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义……凡高明者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由此可见，心明眼亮，办事明快，有效率有水平是实现志向的必备素质。

曾国藩说：“盖君子之孝，尤重于立身，内之型家式乡，外之报国惠民。凡吾行事足以令人钦仰者，皆吾所以敬吾亲也；凡吾德意足以令人感恋者，皆吾所以爱吾亲也。推此以求，则尊显之道事业无穷。”他认为只有立身立志方能更好地行孝，孝在这里不是狭义的尊老而是广义的惠民，亲人不只是父母，还有天下所有值得敬佩和尊重的长辈。有一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意味。他把尽孝与立志巧妙地结合起来，所以他能有比别人都豁达的心胸，事业有成也就不足为奇了。

曾国藩认为，“失信”为清朝官吏无为堕落的根源。为了挽救其堕落，纠正封建士大夫奸滑、浮伪的恶劣作风，他以“诚信”相标榜。他说：“信，即诚实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下，人皆信之。”

曾国藩指出的以上几个方面，正在于个人的精神修养。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

所谓治心之道，皆属于精神修为。由古至今，凡有所成者无一不注重精神所得。只为做事而做事与为志向而谋事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而只有达成志向的同时也能获得精神丰收才是不流于俗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