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从机巧，我以诚愚

真正富有的人穿着朴实无华，真正智慧的人沉稳低调，真正成功的人会以聪颖之心、平凡之姿处世。

真正的善良不是对人的施舍，而是能做到时时以笑脸应对冷峻的人。善良也是一种策略。

曾国藩要求自己待人以致敬为主，但他并非只讲大道理而是落实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去。他对伪善投机取巧的人只用一套办法。

李世忠，原是太平军的一员将领，作战失败后投降清军。他投降后对清军并不忠心耿耿，常常带领自己的兵卒抢夺周边老百姓的财物，扰乱老百姓的生活。李世忠认为当初跟随太平军时生活异常清苦，现在投降清军当然应该享受一番，因此他对部下越不加以约束，任他们胡作非为。李世忠的言行在湘军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李世忠最初在李鸿章部任职，后来转到曾国藩之弟曾国荃帐下。因为曾国藩对此人早有耳闻，所以去信一封告诉弟弟：“对待李世忠这种人方法有两种，一个方面对他不要约束太死；另一个方面，他有战功时不与他争功；如果他偶然犯下错误，应以好处笼络他，不要举报他。对他宽松，是说在金银方面要慷慨大方，千万不要在金钱方面与他斤斤计较。这两个方法都是要对他宽松。对他严格的地方也有两个，一个方面对他有礼有节，交往要淡，来往不要密切，书信来往要简单，话不要多说，情感上不要与他有何牵扯；另一个方面要明析是非曲直，如遇到他部下的兵勇与百姓生纠葛，且又在我们管辖的范围，一定要当面弄清是非缘由，一旦查明，不要有任何包庇，必须严加惩治。总之，对李世忠要做到在金钱、名利方面待他宽松，不与他计较；在礼节、道义方面待他严格，不要有丝毫放松。这四个方面做好了，与他这样的人相处就没有什么困难。”

曾国藩这样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据说，曾国藩有一次到军中视察，命李世忠前来相见，曾国藩知道此人骄傲，不可一世，因此想挫挫他的威风。李世忠进到帐中，来不及说话，眼见曾国藩表情冷漠、严肃，心里顿时有点紧张。曾国藩开口便列举李世忠做太平军时的种种劣迹，“贪恋美色，喜好酒肉，不受管束，爱财如命……”李世忠见曾国藩一来便掀他老底，心下一片慌乱，顿时乱了阵脚，锐气先去一半。这时曾国藩话锋一转，赞扬其作战勇敢，不怕牺牲，是可造之材。李世忠听到此话，顿时精神一振。一番交谈之后，李世忠对曾国藩是又怕又敬，此后做事收敛了许多。

宽“名利”严“礼义”是曾国藩对一般朋友的处世哲学。曾国藩认为，朋友有远近之分，族亲有密疏之分，在交往过程中应时时把自己放在主动地位，对至亲好友以诚恕待之，对远亲疏友以礼义待之，这样才能做到与人交往不伤情谊。他的这种情谊观念是很先进的。朋友虽然多为人生过客，但是可以感念当时的陪伴与分享，远近亲疏，了然于胸即可。

曾国藩认为对于“黑脸”之人应该以“白脸”相对，就好比五行相生相克，以柔克刚，以缓应急，使不友好的人深受自己的感染，从而转变过来。他写道：“一个省的风气全靠督抚、同道及府几个人来影响，其他的小官员和士绅都会被他们几个人的言行所影响。”曾国藩为官期间，每天很早起床，天刚亮就和幕僚一起吃饭。一次李鸿章推说头痛不肯起来，让大家先吃，但曾国藩坚持等他，李鸿章毫无办法，也被老师的诚信感动，终于起来，同老师共同用餐。

曾国藩在与人交往中推崇以天下至诚的方法破除天下取巧的方法。他常训诫曾国荃，大意说：左宗棠对弟弟你很关心，弟弟也应该真心地对待他，不可以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反复保留。如果人用伪善之心待你，你用真诚的心待人，时间久了他也会受你的感染变得真诚起来。

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最恨虚伪狡诈，可是世间偏有许多人在言行中又重新与它为伍。咸丰八年(1858年)正月初四，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表达了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