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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朱武杨春纳头拜

次日巳时,徐泽正指导昨日一起上山的史武教练庄丁、阵战防贼之事,守门庄丁来报朱武、杨春求见。

徐泽命“传”,而后便大剌剌地坐在大堂里等着,还是孙石守门,史进本想去村中读书,以避开二人,却被徐泽留下。

朱武、杨春进得大堂,直接跪倒,大礼参拜。

“小人朱武(杨春)有眼不识真英雄,冒犯虎威,英雄不以为忤,留我性命,小人无才,只愿能为英雄爪牙,以效犬马之劳!”

堂下,朱武、杨春二人伏低做小。

堂上,徐泽只是语气淡淡地说:“在下仅一过路白身,无名无望,无权无财,岂敢受二位好汉如此重托?”

杨春本就拙于言辞,见徐泽竟然不接受自己和朱武的投效,顿时语塞,只能偷偷瞄向朱武。

朱武倒是不慌,缓缓言道:“大宋承平百五十余年,然朝廷不恤民力,对百姓敲骨吸髓,致群盗四起,乱世迹象已现。

但逢乱世,豪杰必起于草莽。昨日事发突然,英雄却能当机立断,反掌间,便制陈达、破山寨、识连环计、收——我等之心,武虽愚钝,也能窥得英雄之姿。”

朱武本欲说收史进之心,只是正主还在旁边,只得改口。

偷偷瞄了下史进,发现其人起初冷着脸,现下却听得很认真,心内更是佩服徐泽手段,仅仅一天时间,便能将一个只知道练武的呆子变得如此冷静好学。

见徐泽面色放缓,朱武接着说:

“天下之大,大智、大勇,天才绝艳之辈何其多,但唯有能看清大势、懂借势、能谋势、善得人者,才可成大事。

谋圣张良为刺秦复韩蹉跎半生,兵仙韩信空有天授之才也只能屈为帐前小卒,二人若不得汉高信重,怎有机会封侯拜相,施展平生抱负?”

我等皆小智小勇之草寇,蜗居一地尚且艰难,更不敢奢望生前身后名,唯有追随成大事者,方可有所为。

如今豪杰便在眼前,更兼英雄自称野人,基业未立,此时不投,待英雄基业已成,以我等之才,恐欲为一小卒而不得,故不敢不急。”

“很好,二位请起。”

徐泽毫不做作,愉快地接受了朱武的马屁。

“谢主公收留!”

朱武、杨春再拜起身。

主公?

对于二人改换的称呼,徐泽的确有些意外。

不过,这样也好,想想朱武三十出头,胡子老长,还称呼自己为“哥哥”的画面,简直不要太辣眼睛。

此时毕竟不同于汉晋之前君主二元制的时代,主仆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很淡,并不具备很强的法律和道德约束力。

“主公”一词虽有认主之意,听着像唱戏,实际也和山寨之中普遍称呼的“哥哥”没有太大的差别。

关键还是要看自己日后能成多大事,自己能成事,便能源源不断地吸纳各路英雄豪杰,不然的话,喊的再实诚也不过是面和心离,随时都能反噬。

见惯了后世文艺作品中各种父子相残,兄弟离心的戏码,徐泽对于“忠心”一词始终保持着应有地警惕。

“坐!孙石,看茶。”

待二人坐定,徐泽问:“二位和陈达可有表字?”

还是朱武作答:“武字元洪,陈达字地道,杨春字仲仁。”

徐泽暗暗朝天比划了一个中指,施大爷,胜败本就兵家常事,你曾经辅佐的张士诚败给了朱元璋,咱大老爷们不要怂,要么服,要么干,你不服也不干,却在自己的小说中映射,也忒下作了吧?

看看,朱武字元洪、陈达字地道、杨春字仲义,是不是和朱元璋(年号洪武)、徐达字天德、常遇春字伯仁很对称,敢不敢说这只是巧合?

回到朱武说的动乱,大宋比起其余各朝绝对不会少,但也未必就更多,对比起后世辫子朝的“XX盛世”,如今还真称得上“四海升平”,即便真的是“群盗四起”,相比起本朝仁宗时“一伙接着一伙”的盗贼,还真不算个事。

徐泽问:“百年前的王小波、李顺之乱,数十年前的侬智高之乱,以真宗和仁宗两朝之内外交困,波及数路的二乱尚且轻易平定。

如今大宋境外与辽百余年无战乱,还西开青唐,南压诸夷,连番拓土,国内虽有些许小乱,完全可以说是疥癣之疾,何以能称乱世迹象?”

朱武拱手一礼,赞道:“主公英明,如此熟悉本朝历史,当知朝廷不抑兼并,如今百多年过去,已是富者阡陌相连,贫者无立锥之地,换作它朝,或许早已九州鼎沸,烽烟四起。

本朝之所以还没有大乱,一则为西、北二虏之压力始终存在,国破之危大于家难之愁。

二则朝廷不禁商贾,不限迁籍,使小民不至于失田便彻底生存无望。

三则朝廷根据田地肥瘦和财力多寡,定三等田、五等户,区别收税,虽有贪官污吏上下其手,但好歹也给了小民缓口气的希望。

四则如遇灾荒,朝廷又广募流民青壮者为军,便绝了大规模动乱之可能。

五则厢军大量承担徭役和大工程,也使历朝因徭役过重过频而起的大规模动乱变得不可能。”

见徐泽还在认真倾听,朱武喝下一口茶,接着说:

“然本朝北疆失了幽云十六州,西边夏虏百余年动乱不止,西南大理本就是前朝故地。本朝名为一朝,却从未真正一统,实则割据,实际上,与辽也是互称南北朝。

太祖立国时,为防五代武将动辄作乱犯上故事,乃重文偃武,又因太宗矫枉过正,对武将百般堤防,便是平定了侬智高之乱的狄武襄(狄青)都保不住爱将焦用,自己亦忧惧而亡。

重重防范之下,便是军力日弱,对外屡屡败绩。为保社稷安全,朝廷一面对外卑辞厚币,以图花钱买二虏稍安;一面又一再扩军,以图振作军力。

如此又致国用大增,入不敷出,不得不苛民重税,小民生计更难,一旦破产便会铤而走险。

朝廷所扩之军,又只能用于防民之乱,渐成守内虚外之实。

而灾年募军,又衍生出招剌滥、拣选虚、训练差等问题。

朝廷财政日紧,便不得不克扣挪用军饷,兵卒本就募自赤贫之家,一旦缺饷,全家无着。

本朝上承五代乱世,军汉闹饷克上问题根深蒂固。士卒,无赏不动,无饷就闹。

如此一来,军纪又废。而军队大量空额、营利经营、以囚徒配军,军官鼓励兵卒离营自谋营生以吃空饷等,便不足为奇。

越募军,兵员实数越少,军纪越差,军队越弱,朝廷财政越紧,越要搜刮民财,越致民怨,就更要募军,由此进了死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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