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莉迪亚死了，可他们还不知道。1977年5月3日早晨6点30分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莉迪亚已经死了，他们只清楚一个无伤大雅的事实：莉迪亚来不及吃早餐了。这个时候，与平常一样，母亲在莉迪亚的粥碗旁边放了一支削好的铅笔，还有莉迪亚的物理作业，作业中六个有问题的地方已经用对勾标了出来。莉迪亚的父亲正在开车上班的路上，他把收音机的旋钮转到WXKP频道，WXKP是“俄亥俄州西北地区最佳新闻频道”的缩写，喇叭里传出的静默让他心烦意乱。莉迪亚的哥哥边从楼梯上下来边打着哈欠，一副没睡醒的样子。莉迪亚的妹妹坐在厨房角落的一把椅子上，盯着碗里的玉米片，一片一片地吸到嘴里抿碎，等待着莉迪亚的出现。最后，她不耐烦地说：“莉迪亚今天真能磨蹭。”

楼上，玛丽琳打开女儿房间的门，现床上似乎没有人睡过——羽绒被下面是边角折叠整齐的床单，枕头松软凸起，没有丝毫凌乱的痕迹。地板上胡乱扔着一条深黄色条绒裤子和一只彩虹条纹的袜子。墙上挂着科学展颁的绶带，还有一张印着爱因斯坦头像的明信片。莉迪亚的帆布旅行袋堆在衣柜旁边的地板上，皱成一团，她的绿色书包摊放在书桌上。梳妆台上是莉迪亚的“柔宝宝”乳霜瓶，空气中还飘散着婴儿护肤品特有的香甜气味。然而莉迪亚却不见了。

玛丽琳闭上眼睛。也许，等她再睁开眼，莉迪亚就会出现，像往常一样掀开被子露出乱糟糟的头。也许，她没有注意到床罩底下有个明显的人形凸起。在她的脑海中，莉迪亚似乎在说：“妈妈，我在浴室；妈妈，我去楼下喝水了；妈妈，我一直在床上躺着呢。”当然，等她真的睁开眼睛，一切都没有改变。紧闭的窗帘宛如没有图像的电视屏幕，令人扫兴。

玛丽琳来到楼下，在厨房门口停住脚步，双手扒住两边的门框探头朝里张望，她的沉默说明厨房里并没有莉迪亚的踪影。良久，她终于说：“我去外面看看，她可能是因为……”她一边走向前门一边紧盯着地板，好像门口的地毯上会留下莉迪亚的脚印似的。

内斯对汉娜说：“她昨晚在她房间里，十一点半的时候，我还听见她的收音机在响。”他忽然停住嘴，想起自己并没有对莉迪亚说晚安。

“要是你都十六岁了，还会被人绑架吗？”汉娜问。

内斯用勺子戳着碗底，玉米片随着他的动作枯萎塌陷，沉入混浊的牛奶。

他们的母亲踱回厨房的时候，恍惚之间，内斯心底升起一股喜悦和释然：莉迪亚没有失踪，她好端端地在那里呢。难怪内斯会把母亲错看成莉迪亚，这种情况时有生——母女俩长得很像，你要是用眼角的余光打量，非常有可能认错人：两人都是尖下巴、高颧骨、左边一个单酒窝、削肩膀。唯独头的颜色不同，莉迪亚的是墨黑色，她母亲的头是蜜棕色。内斯和汉娜则长得像父亲——有一次，一个女人在杂货店拦住他们问：“你们是中国人吗？”听到他们肯定的回答，女人点点头，表现出一副洞悉一切的样子。“我就知道，”她说，“从眼睛就能看出来。”说着，她用手指尖向外扳了扳外眼角。而莉迪亚却公然违抗遗传规律，不知怎么，她继承了母亲的蓝眼睛。他们知道，这是莉迪亚成为母亲宠儿的原因之一，当然，她也是父亲的宠儿。

内斯刚才恍然看到的“莉迪亚”抬起一只手，按在眉头上，又变回了他的母亲。

“车还在外面。”她说。不过，内斯早就预料到这个结果。莉迪亚不会开车，她连初学者驾照都没有。上个星期她没通过驾照考试，让全家人大吃一惊，父亲为此甚至都不让她坐在驾驶座上。内斯搅拌着麦片粥，粥里的麦片早就变成了碗底的烂泥。前厅的钟表滴答作响，然后传来七点半的报时声。大家都没动。

“我们今天还上学吗？”汉娜问。

玛丽琳犹豫了。她站起来去拿钱包，故作镇定地找出钥匙：“你们两个都错过校车了。内斯，你开我的车上学，顺便把汉娜送到学校去。”然后又说，“别担心，我们会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的。”她一眼都没有看他们，两个孩子也没有看她。

孩子们出门后，玛丽琳从碗柜里拿出一只马克杯。很久以前，莉迪亚还是个婴儿的时候，玛丽琳有一次在客厅里铺开一床被子，让莉迪亚在上面玩，自己则走到厨房煮茶。莉迪亚只有十一个月大，当玛丽琳把水壶从炉子上拿下来的时候，现莉迪亚站在门口。她吓了一跳，结果手碰到了灼热的炉子，手掌立刻被烫红了，玛丽琳把红肿的手放到嘴边，眼泪汪汪地看着女儿。莉迪亚表现得十分戒备，因为她是第一次踏足厨房这片领地。玛丽琳并没想到自己错过了女儿学会走路时迈出的最初几步，也没有意识到女儿已经长大了。她脑子里旋转着的念头并非“我为什么错过了”，而是“你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本事”。内斯是在她眼皮底下摇摇晃晃学会了走路的，可她却不记得莉迪亚是什么时候学会站立的。但是，现在，莉迪亚已然赤着脚稳稳当当地站在那里，连身衣的裤筒下面露出小小的脚趾。玛丽琳经常背对着莉迪亚做家务，比如开冰箱或者翻动洗衣机里的衣服。莉迪亚可能在几周前就学会了走路，当时玛丽琳也许在忙着做饭，没有注意到。

她一把抱起莉迪亚，抚摩她的头，夸奖她聪明，说爸爸回家的时候一定会非常自豪。但她也同时有一种“自己熟悉的房间，门却被锁住了”的感觉：乳臭未干的莉迪亚竟然有了秘密。玛丽琳依然需要喂她吃饭、给她洗澡、把她的小腿塞进睡裤，但莉迪亚生活的某些部分已经被帘幕遮挡了起来。她亲亲莉迪亚的脸，把她拉到离自己更近的地方，试图依偎着女儿的小身体取暖。

现在，端着马克杯喝茶的玛丽琳突然想起多年前的那次惊喜。

莉迪亚所在高中的联系电话就钉在冰箱旁边的记事板上，玛丽琳摘下写有号码的卡片，拨了电话，手指缠绕着电话线等待着。

“米德伍德高中，”铃声响到第四下，校务秘书接起电话，“我是多蒂。”

玛丽琳记得多蒂：身材如同沙靠垫，褪了色的红高耸地盘在头顶。“早上好，”她支支吾吾地问，“我女儿今天早晨去上学了吗？”

多蒂轻咳一声，礼貌地表示着不耐烦：“请问你是哪位？”

玛丽琳愣了一下才想起自己的名字：“玛丽琳。玛丽琳·李，我女儿是莉迪亚·李，她上十年级。”

“我查查她的课程表，上午第一节课是——”对方停顿了一阵，“十一年级物理？”

“是的，是凯利老师的课。”

“我找人去教室看看。”说完，校务秘书“砰”的一声把听筒放在桌上。

玛丽琳研究着她的马克杯，还有杯子在柜台上留下的水渍。几年前，一个小女孩爬进了储藏室，结果窒息而死。事后，警察局给每家每户了一张传单：如果你的孩子不见了，请立刻去找。请检查洗衣机和烘干机、汽车后备箱、工具室，以及孩子可能爬进去的所有地方，如果找不到，请立刻报警。

“李太太，”秘书说，“你的女儿没去上第一节课，你要给她请假吗？”

玛丽琳没有回答就挂掉了电话。她把卡片放回原位，手指上的汗抹在了卡片上，墨迹洇开了，号码变得模糊不清，犹如被狂风吹乱，又像是掉进了水里。

她检查了每一个房间，敞开每一个橱柜，又瞥了一眼空荡荡的车库。混凝土地面上有一块油迹，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汽油味，此外别无他物。她不确定自己在找什么。可疑的脚印？零星的面包屑？玛丽琳小的时候，有个比她大一些的女同学失踪了，她叫金妮·巴伦，玛丽琳一直很羡慕金妮穿的马鞍鞋。金妮去商店给她父亲买烟，然后就不见了，两天后，人们在距离夏洛特斯维尔还有一半里程的路边现了金妮赤裸的尸体。她是被勒死的。

这会儿，玛丽琳开始胡思乱想了。这个夏天，连环杀人狂“山姆之子”——虽然报纸上最近才开始这样称呼他——大肆作案，甚至在俄亥俄州，新闻头条刊登的也是他最新犯下的枪击案的消息。几个月之后，警方会抓住这个叫大卫·柏克维兹的家伙，美国人也会关注别的新闻：猫王去世，新一代雅达利游戏机闪亮登场，电视角色“方奇”从鲨鱼身上一跃而过，然而现在，罪犯尚未落网，所以，深色头的纽约人仍然在争相购买浅色假①。这让玛丽琳觉得世界是一个恐怖混乱的地方，但她也提醒自己，这样的事情不会生在米德伍德。米德伍德虽然以“城市”自居，可实际上不过是个小小的大学城，居民只有三千人左右，从这里开车，走上一个小时才能到托莱多；周末的时候，当地人只能在溜冰场、保龄球馆或者汽车电影院消磨时光，连市中心的米德伍德湖都只能算是一方池塘。（最后一点她搞错了，实际上，米德伍德湖宽一千英尺，而且很深。）不过，她还是觉得后腰刺痛，仿佛有成群的甲虫爬过脊柱。

玛丽琳拉开浴帘，挂环摩擦着撑杆，出刺耳的声响，映入眼帘的只有浴缸的白色曲线。她在厨房翻箱倒柜，检查了储藏室、大衣橱和炉灶，又打开冰箱朝里看：橄榄、牛奶、粉红泡沫塑料包装的鸡肉、一颗圆生菜、一串绿葡萄。她摸摸冰凉的花生酱瓶，关上冰箱门，摇了摇头，就好像莉迪亚会藏在冰箱里似的。

上午的阳光洒满房间，有着柠檬戚风蛋糕般的细腻质感，照亮了碗柜、空衣橱的内部和光洁的地板。玛丽琳低头看看自己的手，在阳光的照耀下，空空的掌心反射出柔和的光芒。她拿起电话，拨了丈夫的号码。

办公室里，詹姆斯拿着钢笔敲击着自己的牙齿，对他而言，今天不过是又一个平凡的星期二。他面前摆着一份打好的材料，其中一行字写着“塞尔维亚是波罗的海各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字迹肮脏歪斜，詹姆斯用笔划掉“波罗的海”，改成“巴尔干半岛”，然后翻到下一页，念道：“‘黑毛党’刺杀了弗朗斯·斐迪南大公。”他想：“应该是‘弗朗茨’和‘黑手党’。”难道这些学生从来没翻开过课本吗？他想象自己站在讲堂前面，手执教鞭，身后挂着欧洲地图。他教的是历史导论课，主题是“美国与世界大战”；他并不奢望学生拥有深奥的知识或者惊人的洞见，只要对基本史实有所了解，能够拼对“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地名便足矣。

他合上论文，在第一页打分——六十五分（满分一百分）——然后画了个圈。每到暑假临近，学生们都会匆忙准备论文，愤恨的火花于争分夺秒间迸，在没有窗户的讲堂墙壁上砰然四射。他们的文章写得漫不经心，偷工减料，经常出现拦腰截断的句子，让人觉得他们的思维断断续续、连不成线。真是浪费，他想。他亲自提炼的课堂笔记，亲自制作的麦克阿瑟和杜鲁门的彩色幻灯片，还有瓜达尔卡纳岛的地图，全都是白费劲。对学生来说，除了嘲笑历史课本上出现过的滑稽名字比较有意思外，这门课无非是毕业之路上的绊脚石之一。还能指望什么呢？他把批好的论文和其余的摞在一起，把钢笔朝纸堆上一丢。透过窗户，他可以看到绿色的校园小院，三个穿蓝色牛仔裤的孩子正在玩飞盘。

詹姆斯年轻时已是初级教师，但经常有人把他错认成学生。不过，已经好多年没生这种事了。明年春天他就四十六岁了。他现在已经拿到了终身教职，漆黑的头里也混进了几根银丝。然而有些时候，人们仍然会把他当成别人。一次，教务长办公室的一位接待员以为他是前来访问的日本外交官，问他旅途是否愉快。他喜欢人们听到他说自己是美国历史教授时脸上那难以置信的表情。“我是美国人。”他这样说的时候，他们都会惊奇地眨眼睛，他的语调里不乏自我辩护的锋芒之气。

有人敲门。他的助教路易莎抱着一叠论文走了进来。

“李教授，我没想打搅你，但是，你的门是开着的。”她把论文放到他桌上，停顿了一下说道，“这些论文不怎么好。”

“嗯，我改的这些也不好，还以为高分论文都在你那里呢。”

路易莎笑了。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上学期的毕业研讨班上，路易莎吓了他一跳，因为从背后看，她非常像他的女儿。她们的头几乎一样长，都是深色，光滑柔亮，一直披到肩胛上，坐着的时候胳膊肘向里收，紧贴着身体。不过，当路易莎转过身，她的长相却和莉迪亚完全不同，她脸窄，莉迪亚脸宽，她的眼睛是褐色的，眼神沉稳坚定。“李教授，”路易莎伸出一只手，“我是路易莎·陈。”在米德伍德教书十八年，他想，她是自己的第一个东方学生。想到这里，他已经不自觉地微笑起来。

接着，一周之后，路易莎来到他的办公室。“这是你的全家福？”她凑过去看他桌上的照片，沉默地端详了一阵子。大家都会这样，这也是他愿意公开展示这张照片的原因。他看到她的目光从相片中他的脸移到了他妻子和孩子的脸上，然后又扫视回来。“噢，”过了一会，她说，他能看出，她正试图掩饰自己的疑惑，“你的妻子——不是中国人？”

大家都会这么说。但是，他本以为路易莎会有不一样的反应。

“不是，”他说，又把照片朝着她摆正了一点，相框和桌面形成了完美的四十五度角，“她不是中国人。”

到了秋季学期，他请路易莎为他组织的本科生演讲打分，来年四月份，他请她担任自己夏季课程的助教。

“希望夏天的这批学生会好一点，”路易莎说，“可是，有几个学生坚持认为，开普敦到开罗的铁路位于欧洲，身为大学生，他们明显欠缺地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