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回 吹嘘拍马歪风起深谋远虑定国粹

所谓乐极生悲。

封禅泰山的仪式，顺利完成后，刘秀君臣，还没有顺利地回到东都洛阳，令人哀伤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三月三十日，大司空张纯，在封禅路途，感染风寒，骤然得病，太医医药无效，三五个时辰，便一命呜呼，驾鹤西去了。

大司空张纯，字伯仁，京兆（西京长安）杜陵县人，出生于世代的贵宦之家，家世十分显赫。

张纯的高祖父张安世，汉宣帝（刘病已）时，就曾经担任过大司马、卫将军等高级职务，晋封富平侯。

张纯的父亲，也非常有名，就是汉成帝（刘骜）时代，那个十分有名的，受到汉成帝宠爱的佞幸富平侯张放。

富平侯张放，曾经做过汉成帝（刘骜）的侍中，很受汉成帝的宠幸，是汉成帝身边，最有名的宠臣。

汉成帝突然驾崩以后，富平侯张放，因哀伤思念汉成帝太过，而生病去世。

父亲富平侯张放去世之时，张纯的年纪不大，还十分幼小，就承袭了父亲张放的爵位，成为了富平侯。

哀帝、平帝之时，张纯出仕，在大汉朝廷中，担任侍中之职；新莽时，张纯则担任了朝廷的列卿。

那时，王莽篡位，建立新室，罢黜前朝贵族，许多前朝的诸侯，包括刘氏宗室子弟，都失去了爵位和封土。

但富平侯张纯，却因为敦厚谨慎、恭顺听话，善于洞察形势，见风使舵，又遵守朝廷的法制规章，没有什么野心，所以最终，保全了前代传下的富平侯封号和爵位。

建武初年(公元25年)，刘秀在高邑称帝。但此时，天下局势也还未定，刘秀羽翼未丰，势力还不强悍，很多官绅士大夫，都心存犹疑，二心不定，坐观高邑汉朝廷成败，不肯归顺刘秀。

独有富平侯张纯，善于洞察形势，他见风使舵、与时俱进的独特本事，再次派上了用场。

富平侯张纯，是最先一批，逃离西京长安，抵达东汉朝廷的京师洛阳的前朝大臣，率先大力拥护，刘秀建立的洛阳汉朝廷。

其时，刘秀的新兴汉朝廷，正急需富平侯张纯这些前朝大臣，著名士大夫的强有力辅弼和大力支持。

因此，刘秀十分赞赏，富平侯张纯等前朝大臣，著名士大夫的强有力拥戴，认为张纯这人，很有眼光和见识，非常欣赏重用他。

所以，最终，张纯凭借自己的贡献和对刘秀的忠诚，得以恢复自己的爵位和封土。

建武五年(公元30年)，朝廷下旨，拜张纯为太中大夫，派张纯担任监军，统率颍川郡突骑，安抚荆州、徐州、扬州等部，负责督促转运粮草，监督诸将营等。

太中大夫张纯，胜任愉快。

不久，太中大夫张纯，又奉旨带兵，到南阳郡一带屯田，并晋升为五官中郎将。

后来，天下逐渐安定，刘秀于是下旨，大封功臣。

有大臣官吏，上奏皇帝，建议刘秀说道：

“陛下：

像五官中郎将张纯这样的前朝列侯，他们不是皇家宗室子弟，不适宜恢复他们的封国。”

刘秀不赞同这样的意见，特别下旨，赞扬五官中郎将张纯等前朝列侯说道：

“诸君：

朕以为不然。前富平侯张纯，提任宿卫皇宫，十多年之久，做事勤勤恳恳，忠心耿耿，对国家的功劳和贡献很大。他们的贡献，不可磨灭，受封的爵位，不应该废止。

如今，国家还未完全统一，疆土还未彻底收复，兹改封前富平侯张纯，为武始侯，封地取富平县的一半大。其他列侯，以此规矩办理。”

于是，人心拥戴，皆大欢喜。

建武初年(公元25年)，汉朝廷旧的典章制度，还未完全恢复，很多都是残缺不全。

而武始侯张纯仕宦，曾经历经了汉末、新莽好几代君王，而在朝廷担任职务的时间，也很长久。所以，张纯对朝廷的旧事，以及朝廷的典章制度，都十分熟悉。

朝廷对于典章制度，每有疑议，刘秀就下旨，派大臣前去，请教武始侯张纯，接受武始侯张纯的指导。

张纯也当仁不让，积极主动地参与汉朝廷典章制度的制定和修改。自郊庙祭祀、婚、冠、丧礼等汉朝廷的仪节典章制度，多由张纯，负责正定。

刘秀十分重视张纯的才干和见识，用张纯兼任虎贲中郎将等要职，多次召见张纯，随从顾问，常常不离左右。

有时，一天时间，张纯被皇帝召见，就达到了四次之多。

虎贲中郎将张纯认为，汉朝廷皇家的宗庙未定，昭穆以来的皇家次序，十分紊乱，急需整顿矫正。

建武十九年(公元44年)，虎贲中郎将张纯，与太仆朱浮一道，联合上奏刘秀，提出建议道：

“陛下啊：

回想当年，陛下从布衣出生，从百姓中兴起，最终平定天下，扫除暴乱，兴继祖宗的基业。

臣等认为，经义所载，人事众心，虽然陛下兴起，实际上等于，创造革新，可是在名义上，则依然叫做中兴汉室。所以，新兴的汉朝廷，应该奉祀先帝，恭承祭祀大典。

元帝以来，宗庙奉祀，都是以高皇帝，为受命之祖，而以孝文皇帝为太宗，以孝武皇帝为世宗。臣以为，新兴的汉朝廷，遵照旧制，进行处理为宜。

臣等建议，又立亲庙四世，推南顿君(刘秀之父刘钦)以上，到舂陵节侯（舂陵侯家族始祖刘买）为止。

按礼记所载，为人后者，就算是他的儿子。既然陛下，已经侍奉元帝陛下为大宗，就应降低，私亲的地位。

臣私下以为，现在，禘祫之祭，行于高庙，陈列左昭右穆，而舂陵四世，君臣并列，卑位混在尊位之中，恐怕不合符朝廷礼仪。

如果汉朝廷不遭王莽篡位，而国家嗣续，无所寄托，推求宗室，用陛下，继承先统，怎能又能够违背礼制，照顾到自己的私亲呢？

从前，高皇帝认为自己，受命于天，不来自于太上皇，宣帝以孙，立在祖后，不敢私亲，所以替父立庙，独群臣侍祠。

臣的愚见认为，应该废除，现在的亲庙，模仿二帝当年的旧典。希望陛下，下诏有司，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为宜。”

诏书下到公卿，进行详细商议。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窦融上奏，发表意见道：

“陛下：

臣等建议，应以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等五帝四世，代替今之宗庙。

宣帝、元帝尊为祖、父，可亲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另为南顿君（刘秀之父刘钦），立皇考庙。

他的祭祀，上至舂陵节侯（刘买），群臣奉祠，以表明，尊其所尊的敬意，亲其所亲的恩德。”

刘秀认为有理，最终听从了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窦融等文武大臣的建议。

这时，汉王朝的皇家宗庙，依然还不完备。

从汉元帝以上，祭于洛阳高庙；汉成帝以下，祠于长安高庙；而南顿君以上四世，则随所在之处，来进行祭祀。

所以，公卿大臣们经过认真详细的讨论，做出以上的决定。

建武二十年(公元45年)，张纯代替朱浮，担任太仆一职。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8年)，张纯代替杜林，担任了大司空一职。

张纯担任大司空一职之时，羡慕曹参理政的萧规曹随，继承萧何的事迹，对旧法无所变更。而张纯选拔的部属官员大司空掾史等，都是当时知名的大儒士大夫。

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8年)，大司空张纯，负责治水工程，组织官吏百姓，把阳渠打通，引洛水为漕运。朝廷和百姓，都享受到了漕运的极大好处。刘秀十分赞赏。

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1年)，刘秀下诏，给大司空张纯道：

“大司空大人：

朕发现，禘(五年一祭)祫(三年一祭)的祭礼，已经好久都没有举行了。古代圣贤，曾经教导过：‘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

请大司空大人，根据圣贤经典和朝廷典章制度，详细制定出朝廷的禘祫制度。”

张纯认为皇帝的看法有理，于是上奏，提出自己的意见道：

“陛下：

《礼记》上说道，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传说道：‘大祫者何？合祭也。’

毁庙和未毁庙之主，都列在上面，合食在太祖之庙，五年再举行一次。

汉朝的旧制，三年一祫，毁庙之主，合食于高庙，存庙之主，不曾合祭。

元始五年(公元5年)，诸王公列侯庙会，才开始禘祭。又前十八年，皇帝亲自到长安，也行这样的礼仪。

礼说三年一闰，天气小备，五年再闰，天气大备。

所以，三年举行一次祫礼，五年举行一次禘礼。禘就是谛的意思，谛定昭穆尊卑的意思。

禘祭在夏四月，夏天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所以正尊卑的意思。祫祭在冬十月，冬天五谷成熟，物备礼成，所以合聚饮食。

这个典礼废掉，已经八年了，可以照礼办事，按时定下来。请陛下批准。”

刘秀十分赞同张纯的意见，爽快听从了张纯的建议。从此，汉朝廷禘祫的祭祀，就正式规定下来了。

当时，南匈奴汗国单于和乌桓部落前来归顺，汉朝廷边境无事，百姓刚刚去掉兵革，年成很好，家给人足。

大司空张纯认为，圣王建学校，为的是提倡礼义，在富民的基础上，进行教育。

于是，按照七经谶、明堂图、河间《古辟雍记》、孝武太山明堂制度，和平帝的时议，大司空张纯，想详细向皇帝启奏，兴建太学等教育文化设施。

大司空张纯的建议奏章，还没有给皇帝呈上去，恰逢博士桓荣上书，建议朝廷建立辟雍、明堂等教育文化设施。

奏章下达到三公、太常研究，而大司空张纯的意见，正与博士桓荣，不谋而合，意见完全相同。

刘秀大喜，赞同博士桓荣，大司空张纯的意见，于是就开始在朝廷兴办太学。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大司空张纯，上奏皇帝，建议举行封禅仪式，刘秀没有同意。

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刘秀东巡泰山，用大司空张纯，比照御史大夫随行，并上元封曲仪和刻石文，举行封禅大殿。

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三月，大司空张纯，因病去世，谥称武始“节侯”。

大司空张纯临死，敕令家丞翕，吩咐自己的后事说道：

“家丞大人：

本司空对朝廷，没有十分突出的功劳，而蒙受朝廷的封爵大恩，内心惭愧，爵不当及于子孙。

请家丞大人替我上书，请求陛下，不要让我的不成器的孩子们，继承我的侯爵爵位。”

家丞翕的奏疏传上，刘秀没有同意张纯，辞让爵位，命令有司，寻找张纯子孙，继承张纯的爵位。

张纯的长子张根，谦逊礼让，自称身体不好，经常生病，不适宜继承父亲的爵位。

大行于是询问张氏家族子弟，谁人可以继承大司空张纯的武始侯爵位。张家亲人遂向朝廷推荐，张纯的小儿子张奋继承爵位。

大行即朝廷的大鸿胪，职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及拜诸侯、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爵等职务。

张纯的小儿子张奋也上书皇帝，向朝廷辞让武始侯爵位道：

“陛下：

猥闻陛下诏书，臣惊愕惶怖。

先前，臣父留下遗令，臣兄弟，皆不得袭爵。故臣不继承臣父爵位，是十分恰当的。

臣兄哀怜臣还幼小，故讬称自己，有疾病辞让。请求陛下，收回臣的封爵。”

刘秀不接受张奋辞让武始侯爵位的意见，最终命令张奋，继承了父亲张纯的武始侯爵位。

武始侯张奋，字稚通，谦约节俭，阖门雍睦，封土租税，常常赈给宗族，常自困乏，后也官至大司空一职。

大司空张纯去世，刘秀心里，十分伤心难过，就急匆匆地率领文武大臣，返回了京城洛阳。

既然已经举行了，封禅大礼，刘秀就按照先朝的惯例，宣布大赦天下，奖励有功大臣官员，免去泰山郡，一年的田租赋税。

汉朝廷的爱民举动，当然是天下百姓欢悦。

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四月十一日，刘秀大赦天下，把建武的年号，改为中元元年（公元56年）。

不久，刘秀又前往西京长安，祭祀列祖列宗的圣灵，祈求祖宗神灵护佑。

中元元年（公元56年）六月二十四日，刘秀下旨，擢升太仆冯鲂，继任大司空的职位。

冯鲂字孝孙，南阳郡湖阳县人。南阳冯氏家族，也是南阳郡有名的名门望族，豪族大姓。

冯鲂的先祖，是魏王之分支，因在冯城一带生活，故以封邑名，改姓为冯。

秦灭魏国，迁魏王王族冯姓等，于湖阳县安置，冯姓遂成为了南阳郡的郡中大姓。

王莽末年，四方崩溃反叛，冯鲂也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垒，以待明主。

后来，冯鲂因讲究信义，冒死拯救自己的同乡申屠季等人脱离贼手，而著名乡里，号称“义士”。

自此，冯鲂为县邑所敬重和信任，人心归附。所以最终，冯鲂能在乱世之时，据营自固，保护家族乡邻的平安。

当时，天下未定，四方之士，多拥兵自重，假托各种名义，称王称霸的豪杰很多。

只有冯鲂，持重自守，兼有方略，不肯称王。刘秀听说冯鲂的表现以后，特别赞赏，因而下旨，嘉奖了冯鲂。

建武三年(公元27年)，刘秀下旨，征召冯鲂，到皇帝所在地东都洛阳任职，并在洛阳南宫的云台，亲自接见了冯鲂，任命冯鲂，担任虞县县令。

冯鲂担任虞县令之时，公正执法，敢于杀伐虞县的豪强地痞，以威信法令而著称，后迁为郏县县令。

刘秀西征西州上将军隗嚣之时，颍川郡盗贼群起，威胁东都洛阳等京畿要地。

郏县盗贼延褒等，率众三千余人，围攻郏县县舍，郏县令冯鲂，率吏士七十余人，拼命与盗贼力战连日，最终弓矢用完，郏县城池，陷落贼手。

郏县令冯鲂，见自己兵力弱小，势单力薄，无力回天，这才率领自己的残军，逃离郏县城池。

刘秀听说颍川郡盗贼反叛消息，大吃一惊，即亲自派军，驰赴颍川郡平叛。

郏县令冯鲂，急忙到皇帝所在地，拜见刘秀，自述守城不力之罪，请求刘秀惩罚。

刘秀仔细察看了郏县战斗的处所，知道郏县令冯鲂，率众经过了力战，最终寡不敌众，才无奈逃生。

刘秀不仅没有责罚冯鲂，反而下旨，嘉奖郏县令冯鲂说道：

“冯鲂啊，你真是一位勇猛刚强的县令啊！你不要自责了，请你即行派兵，讨击盗贼，不必拘于州郡的指令。”

叛贼延褒等，听说刘秀，亲自率军驾到，知道大势已去，都自剃了头发，自处髡刑，负鈇锧，率领其众，共来向皇帝请罪，述说被官吏所逼，被迫谋反的冤屈。

刘秀下旨，暂时赦免了贼首延褒等人的罪行，命令县令冯鲂，率领他们，去降服诸聚落。

郏县县中平定，刘秀下诏，令将延褒等盗贼首领，全部发还给郏县令冯鲂，进行处理，让冯鲂，诛杀他们。

郏县令冯鲂，责备延褒等盗贼首领，将行军法处置。延褒等都叩头认错说道：

“县令大人：

小民等犯错，今日受诛，死无所恨。”

郏县令冯鲂，对延褒等盗贼首领说道：

“诸位英雄豪杰：

你们知道，悔过伏罪就好。今全部赦免你们的罪行，听任你们，各自回去，从事农桑，为县令作耳目。”

延褒等盗贼首领以及贼众，皆称万岁，承诺而去。

这时，每有盗贼，都被延褒等所举报，没有谁人，敢于异动，郏县县界，清静安宁，四方无事。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刘秀认为郏县令冯鲂，治理郏县有功，升迁郏县令冯鲂，担任魏郡太守。

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魏郡太守冯鲂，以才学优异，治绩突出，入朝代赵熹，担任太仆。

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二月，太仆冯鲂，跟随刘秀，东封泰山，代理卫尉事。

回来后，太仆冯鲂，代张纯为大司空，赐爵关内侯。

真是祸不单行。大司空张纯去世，没过多久，中元元年(公元56年)六月二十八日，大司徒冯勤，也一病不起，大病去世。

见亲信的大司空张纯、大司徒冯勤等三公大臣，相继弃世，刘秀更加惆怅不安，非常失落和伤心。

不详的预感，总是在刘秀的心中，挥之不去。

到了中元元年(公元56年)十月，刘秀才又下旨，提升司隶校尉东莱县人李，担任大司徒。

就在这时候，见刘秀的心意改变，那些歌舞升平，歌功颂德的话语，遂开始在朝廷上下充斥。

这些阿谀奉迎、歌功颂德、谄媚君王、鼓吹圣君盛世的话语，很快就在刘秀的耳朵边，响彻不停。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不久，彩云追月，禾生双穗，地出甘泉，麒麟、凤凰、神龟等奇禽异兽不断闪现，如此之类的祥瑞，也开始在全国各地，不断地流传，如同王莽当年的情形。

这时，甚至有东都洛阳的官吏百姓、士大夫们，纷纷言之凿凿地传说，首都洛阳附近的乡野里，突然涌出了一口甜水泉，还有无数芳草，生在甜水泉水畔，预示着圣人出、黄河清的美好未来。

三人成虎。

听惯了汉朝廷官吏百姓，士大夫们，描绘的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图景，刘秀也似乎迷失了自己，如同乡野俗人一般，倍感欣慰，龙颜大悦，乐不可支。

各郡县地方官吏，观察君王的表现，看出朝廷的风向，似乎有些不对。

于是，地方官吏，也纷纷上书凑热闹，表忠心，不断向朝廷呈报，天帝神灵，降下甘露之类的祥瑞。

鼓吹祥瑞之风，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大有超越新莽之时的赫赫声势。

后来，甚至发展到了，朝会之时，公卿大臣们，也生怕皇帝猜忌自己的忠诚，也放下重要国家大事不议，纷纷向皇帝上书，奏称天下种种的祥瑞奇观的地步。

有大臣马碧静，甚至在朝会之时，上奏皇帝，一本正经地建议刘秀道：

“陛下：

如今，普天之下，彩云追月，禾生双穗，地出甘泉的祥瑞，不断降临，真乃圣朝万千之喜。

臣私下以为，祥瑞不断降临圣朝，乃陛下的精诚，与圣德所致，应下令太史，收集和记录这些祥瑞，流传后世。”

幸好此时，皇太子刘庄，虽然年青，但十分清醒，急忙出班，当着父皇刘秀之面，申斥谄媚的大臣马碧静道：

“马大人，陛下虽然年纪老迈，但心明如镜，依然毫不糊涂，心里十分明智。岂能被你等的马屁功夫所迷惑，步王巨君痴迷祥瑞之后尘，祸国殃民，以至于丧国亡身呢？”

听了儿子皇太子刘庄申斥谄媚大臣马碧静的话语，刘秀突然清醒了过来，醒悟自语道：

“太子说得很对啊！

朕枉称英明睿智，其实与乡野之人，那些凡人、俗人，喜欢听奉承动听的好话，也没有任何区别啊！

几句歌功颂德、阿谀奉迎的溜须拍马之语，竟然让朕，得意忘形，迷失了自己，找不到北，不知道朝廷真实的情形了。

不顾百姓死活，鼓吹什么祥瑞，溜须拍马，阿谀奉迎、歌功颂德之风盛行，岂是朝廷的幸事呢？”

刘秀的头脑，很快清醒了过来，立即声色俱厉地出言，训令马碧静等公卿大臣说道：

“马大人，诸位公卿大人：

诸君的好意，朕岂能够不明白呢？

朕虽然像个俗人，也喜欢听一些吹捧夸奖的话语，但正如太子所言，朕并不糊涂，还有些自知之明。

朕的修养品德不够，朝廷的恩赐，还未深入民心，百姓还未完全亲附，岂能够像王莽当年那样，借助编造的祥瑞，为自己美颜，歌功颂德，一言丧邦，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呢？

特此诏令天下，拒绝官吏大臣，士大夫们，弄虚作假，劳民伤财，呈报的所谓祥瑞。

朕将严厉惩罚，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为当政者歌功颂德，糊弄君臣，欺骗百姓的恶行。”

自此，刘秀的诏令颁布，汉朝廷的歌功颂德、阿谀奉迎之风，才受到一些抑制。

中元元年(公元56年)十月十九日，刘秀派大司空冯鲂，亲自前去西京长安，高祖刘邦的祭庙祭祀，祈求祖先神灵的保佑。

那一天，大司空冯鲂，告礼高祖庙说道：

“禀告高祖皇帝：

回想当年，高祖皇帝曾经与群臣约定，无功不侯，非刘氏不得称王，以为定制。

吕太后违背定制，王诸吕，灭亡三赵，祸国殃民。（高祖崩，吕后征赵王刘如意，到西京长安，鸩杀之。吕后七年，又幽杀赵幽王刘友。吕产之女，复鸩杀其夫赵共王刘恢，故称，灭亡三赵。）赖神灵保佑，大臣同心，诸吕伏诛，国家永宁。

臣等以为，吕后不贤，不宜配食，地祗高庙。

薄太后慈祥仁爱，孝文皇帝贤明孝顺，子孙赖之，福延至于今，臣以为，宜配食，地祗高庙。

今上薄太后尊号，为高皇后，迁吕后尊号，为高后。特此告慰高祖皇帝等祖宗神灵知晓。”

此时，刘秀接受大臣建议，改变当初的做法，把他的直系祖先，汉文帝（刘恒）之母薄太后，尊称为“高皇后”，而把高祖的正妻吕后（吕雉），贬出了皇家祭庙，迁到墓园，但保留四季的祭祀礼仪，在长安北郊，修筑方坛，进行祭祀，并昭示天下。

汉朝廷的文武大臣其实都十分清楚，如今，皇帝（刘秀）之所以一反常态，诏令大司空冯鲂，告礼高祖庙，做如此改变，除了考虑祖辈薄太后的亲情，大臣的进谏以外，还与符命图谶上有关的预言有关。

皇帝（刘秀）自己，就一直十分痴迷谶纬，把谶纬定为国典，同时也要求，汉朝廷的臣子百姓，对谶纬要立场坚定，深信不疑。

年青之时，皇帝（刘秀）就坚信谶纬的预言，认为自己，最终之所以能够复兴汉室，都是应验了《赤伏符》的预言，应天顺人，才做了大汉皇帝的。

所以，自从当初，皇帝（刘秀）与自己的二姐夫邓晨，一道拜访蔡少公以来，皇帝（刘秀）对符命图谶，就更加痴迷。

越到老年时分，皇帝（刘秀）对符命图谶的钻研，越是痴迷不已，再也不能够自拔。

每当遇到疑难或困惑，甚至用人施政，皇帝（刘秀）常常都要从，符命图谶中，去寻找有关的谶纬语句，作为自己和朝廷办事的理论依据。

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皇帝（刘秀）也常常喜欢，以符命谶纬，来“决定嫌疑”，到符命图谶中，去寻找问题的真谛和答案。

起初，就是因为《赤伏符》中那一句，“王梁主卫作玄武”的话，就给功劳并不突出的大将王梁，带来了难得的好运气。

痴迷符命谶纬的皇帝（刘秀），竟然不顾，功臣部属的不满和反对，下旨将王梁，超升为大司空。

因为符命谶文中，有一句“孙咸征狄”的话语，皇帝（刘秀）就准备任命，没有什么杰出功劳和特殊贡献的孙咸，担任“平狄将军行大司马”。

因而最终，皇帝（刘秀）的所作所为，越发引起了功臣部属的强烈不满、反对和抗议，几乎酿成大错。

同样是因为，《河图会昌符》中的那句谶语“赤刘之九，会命岱宗”，皇帝（刘秀）就兴致勃勃地决定，立即前去泰山，去举行封禅大典，告慰天帝神灵。

有一次，皇帝（刘秀）还曾因为，在内宫的走廊之间，长时间地阅读和研究谶文，而感染了风寒，很久很久，都没有病愈，而一直咳嗽不止，疾病缠身。

汉朝廷卓有见识的士大夫，都知道皇帝（刘秀）之所以始终坚持这样做，并不是心血来潮，一时兴起，而是把宣传符命谶纬之学，作为了汉朝廷一项国策，以此证明新兴的汉王朝的建立，是名正言顺，没有任何值得质疑的地方。

皇帝（刘秀）苦心孤诣地，刻苦钻研、宣传符命谶纬之学，甚至达到了非常痴迷的地步。

当然，这不是皇帝（刘秀）心血来潮，一时兴起，真的如此执迷不悟，而是有皇帝（刘秀）的深谋远虑的战略定位，和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

皇帝（刘秀）这样做，那就是要向天下人证明，他这个大汉皇帝，虽然是以大汉皇族远房旁系的身份，登上大汉皇帝的宝座，但符命图谶里面，早就有天帝神灵的预言，建立的汉帝国，符合天帝神灵的旨意，深受官吏百姓士大夫的拥戴，当然是实至名归，名正言顺，没有人敢于质疑的。

汉朝廷卓有见识的士大夫的看法，果然不错，中元元年（公元56年）十二月，刘秀下旨，宣布符命图谶于天下，正式使谶纬，成为了汉朝廷的国宪。

刘秀当然不会想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谶纬之学这个国粹，既能够巩固新生的汉政权，也会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而这些后遗症的影响，非常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