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蜕变一念间
受制于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影响，人们对董卓的印象，不外乎就是一个十恶不赦之徒。那么问题来了：十恶不赦之徒，理应人人喊打，但为何会有那么多人拥戴他呢？有人说，那些拥戴他的人，是因为惧怕董卓的淫威，才不得已这么做。
这一说法初听有理，但深思一下，就难自圆其说了。比如时下许多贪官，不可能是走上领导岗位前，就是”贪官”吧？出于探究董卓变坏之因，近期我翻阅了《三国志》、《三国演义》中的有关章节，发觉董卓嬗变之前，竟也有可圈可点之处。
董卓的一生，较为注重”江湖义气”。董卓出生于贫困家庭，从小爱好习武，久而久之，练就了过人的武艺。董卓文化程度不高，但懂得以武会友之理。早在年少时期，他就经常前往羌族地界，广交羌族中的武林好汉，既切磋武艺，又结交友谊。
有一次，羌族中的几个豪杰，前往董卓家中做客。因家境不富，没有什么可以招待，董卓就将正在犁地的那头耕牛牵回家中，二话不说宰了，以表盛情。
那几个羌族豪杰见董卓如此看重自己，异常兴奋。返回家乡后，他们或去买、或去偷、或去抢，硬是凑满一千头耕牛，浩浩荡荡地给董卓送了过来。一时间，有关”一牛换千牛”的故事，传遍方圆百里。自此之后，董卓便拥”为人仗义”之名。
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为了镇压起义，汉灵帝刘宏采纳何进主意，允许地方豪强招兵买马，协助政府围剿黄巾军。己经为官多年的董卓，趁机招募数千家丁。虽然在镇压黄巾军的过程中，董卓名气不大，但在之后协助名将皇甫嵩对付凉州叛军时，身为副中郎将的他，却收获了不薄的”政治资本”。史载，这个阶段，董卓打仗依然不行，但在笼络人心上，却很有一套。每当朝廷颁发奖励，董卓不取分文，一律分给将士。得了实惠的部下，无不感恩董卓。因此也就有了”皇甫嵩会打仗，董卓会带兵”一说。
公元189年5月，汉灵帝刘宏驾崩。素与何进有隙的”十常侍”，拥趸董太后，既为自保，又可制衡何氏家族。这让身为汉少帝刘辩的舅舅，也就是大将军何进，更加不爽。为了铲除”十常侍”，何进采纳袁绍主意，下令地方军阀进入洛阳”清君侧“。不想”十常侍”比他历害，提前下手，索了其命。
董卓领兵前往洛阳途中，收容了大批因为不堪袁绍属下御林军追杀的太监及其亲朋好友。这些摇身一变成为董卓之兵的人，一回洛阳，专找御林军报仇雪恨。
也就是这个阶段，董卓的权力欲开始膨胀。他认为：何进己死，御林军处于群龙无首状态，只要将何太后和汉少帝，与那些追随何进、知道军队运作规律的亲信，如袁绍、丁原、卢植等隔离，大事可成。
董卓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办法，他先是以当初入城前路遇汉少帝，刘辩吓得噤若寒惮，而比他年龄小的陈留王刘协，反而处惊不乱为由，提出改立刘协为帝。丁原、袁绍、卢植等人当即予以否决。鉴于军力上一时难以压倒反对派，董卓没有冒险。
这以后，董卓收买了吕布，唆使吕布杀了丁原，同时假传圣令，让驻防洛阳附近的老搭档皇甫嵩，率两万铁骑进京”述职”。袁绍、卢植闻此消息，顿知不妙，为了避祸，辞职回家。
皇甫嵩一入城，受到董卓的”热情款待”。由于皇甫嵩坚持”效忠”汉少帝，因此在酒足饭饱之后，即被”大牢侍候”。要不是其子皇甫坚寿以前与董卓交好，皇甫嵩必死牢中。基于两万铁骑中的大多数将士，以前领受过董卓的关怀，加上董卓现在己是”中央领导“，他们便自然而然地拥护董卓。不费吹灰之力白捡两万大军，再次验证了”皇甫嵩会打仗，董卓会带兵”的说法。
彻底掌控了政局的董卓，开始擅权。他先废刘辩，后立刘协，接着弑杀了何太后和汉少帝。同时纵容所属军士掘墓挖坟，搜掠陪葬金银细软，弄得洛阳乌烟瘴气。不久，又令迁都长安。到了长安，董卓无视刘协，自封相国、太师、尚父等。
董卓暴行，引起了士族阶层的强烈反感。董卓的女婿李儒，看到了后果的严重性，进言董卓：”不能胡闹了，有必要重用文人墨客，通过他们的社会影响力，树立治国安邦的好形象。”董卓就予采纳，遍请蔡邕等名扬天下的名家，入朝为官。
蔡邕为人正直，不愿事奉董卓，连续三次婉拒。董卓就恼：”如若不赴任，就斩其全家。”出于保全家人，特别是闻知董卓同意让他继续编纂”后汉史”，蔡邕便去长安就职。
董卓见蔡邕到任，很是高兴，当即任命他为左中郎将。蔡邕是个埋头学术的专家，遇到困难，就向董卓报告。对于蔡邕之求，董卓总予解决。有人奇怪，问董卓：”为何如此看重蔡邕？”董卓答：”蔡邕是人才。人才难得，他为我办差，我就得给他方便，礼尚往来嘛。”
董卓死于吕布戟下后，大权独揽的王允，即命皇甫嵩诛灭董卓九族，曝晒其尸，明令任何人不得祭奠。蔡邕无视这条禁令，前去哭祭。王允大怒，先是将蔡邕下狱，不久又将其秘密毒死。
之所以将蔡邕这段情节，放进这篇文章，是想说明一个问题：董卓这厮，无法无天，真的不是一个生来就是暴戾的小人；王允这厮，无情无义，真的不是一个生来就是谦逊的君子。我把董卓、王允并列称”厮”，源因董卓、王允，皆属前半生是人，后来因为得权、得势而成了鬼！值得一提的是，王允因为屠杀董卓旧部西凉将士过甚，激起剧变，结果落败，最后也被诛了九族。
撰写此文，既不是为董卓贴金，也不是给王允蒙尘，而是说明一个问题：人是一种善变的动物，正是因为善变，促使我们需要运用辨证、兼容、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