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上一章结束时，我不得不停息一下。这一章一开始，我那重重苦难的长链露出了端倪。
我因在巴黎最显赫人家中的两家生活过，尽管不善逢源，但总不免在那里认识点人。特别是在迪潘夫人家里，我认识了萨克森-哥特年轻的王储及其太傅滕恩男爵。我在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里，结识了塞居伊先生，他是滕恩男爵的朋友，因编辑出版了卢梭（）①的精美文集而享誉文坛。男爵邀请塞居伊先生和我去丰特奈-苏-波瓦住一两天，王储在那儿有一幢房子。我们去了。在路过樊尚监狱时，我一见那主塔便心如刀绞，男爵从我脸上看出来了。晚饭时，王储谈起狄德罗被关押的事。男爵为了引出我的话来，故意指责狄德罗太不谨慎。我便慷慨激昂地为他辩护起来。大家知道我是因为朋友的不幸才如此激动的，所以也挺谅解，于是就扯到别的事上去了。在座的有两个德国人，是王储的随员。一个叫克鲁普费尔先生，聪明过人，是王储的私人牧师，后来顶替男爵成了太傅。另一个是位年轻人，名叫格里姆先生，暂充王储侍读，等候补缺，而且他服饰很简单，说明他急需得到一个职位。自当晚起，克鲁普费尔先生和我便开始熟识，很快便情深意笃了。同格里姆先生的交往展得不算快。他不怎么爱显山露水，与他后来飞黄腾达时的那种盛气凌人的架势相去甚远。第二天午饭时，大家谈起了音乐，他谈得很好。当我得知他常弹羽管键琴伴奏时，开心极了。饭后，拿来了乐谱。我们便弹奏王储的羽管键琴，玩了一整天音乐。就这样，对我来说先是那么美好、最后又那么凄惨的友情开始了。这一点，今后我有许多话要说的。
回到巴黎，我便听到喜讯说狄德罗已被放出主塔，并根据他的保证，让他在樊尚监狱的城堡和园子里自由活动，并允许他会见朋友。我真恨不得立刻飞去看他！但因要事缠身，羁留在迪潘夫人家两三天，真是度日如年。随后，我便飞奔而去，扑到我朋友的怀抱中。真是一言难尽的时刻啊！他并非独自一人，达朗贝尔和圣堂（）①司库同他在一起。我进去的时候，只看见他，一个箭步，大叫一声，便把脸贴在了他的脸上。我泪流满面，抽泣着紧紧地搂抱住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激动、快乐得喘不过气来。他挣开我的臂膀后的第一个动作便是转向圣堂司库，对他说：“您瞧，先生，我的朋友们多么爱戴我。”我完全沉浸在激动之中，当时并未细想他利用我来炫耀自己的这种做法。但此后，有时回想起来，我始终认为，我要是狄德罗的话，先想到的绝不是这个。
我现监狱对他的刺激很大。主塔给他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印象。尽管他在城堡里已很舒适，而且还可以在一个没有围墙的园子里自由地散步，但他需要有朋友在身边，否则心情便糟糕透了。由于我肯定是最同情他遭遇的人，所以我相信我也是他见了最感欣慰的人，而且，不管有多忙，我顶多隔一天就要跑去同他一起过一下午，或者是我单独去，或者同他妻子一起去。
那是一七四九年，那年夏天酷热难耐。从巴黎到樊尚有两法里。我手头拮据，雇不起车，所以我一个人去的时候，便于下午两点走着去。我走得很快，好早点赶到。路旁的树木按照法国习俗总是修剪得齐刷刷的，几乎没了一点儿阴凉。我常常又热又累，躺在地上，动弹不了。为了走得慢一些，我便想了个主意，边走边看书。有一天，我拿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一边走一边看，忽然现第戎科学院为下一年而出的有奖征文，题目是：《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加速了腐化堕落抑或净化了道德习俗》。
一看这个题目，我顿时看到了另一个宇宙空间，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虽然我对当时的印象记得很真切，但是，详细情形在我给马尔泽布尔先生的四封信中的一封里阐述之后，就想不起来了。这是我记忆力的奇特之处，有必要说一说。当我依赖它的时候，它便为我效劳，而一旦我把记忆中的事情写在纸上，它就不再帮我了。所以，我只要把一件事写下来，就再也记不住了。这一特点甚至也表现在音乐上。在学音乐之前，我熟记很多的歌曲，可当我一学会识谱，就一支歌也记不住了。而且，我怀疑，我曾经最为喜爱的那些歌曲中，我今天是否还能记全一支。
在这件事中，我现在还能清楚记得的就是，我到樊尚时，激动得几乎像是疯。狄德罗看出来了，我便把原委说给他听，还把我在一棵橡树下，用铅笔写的模仿法伯利西乌斯（）①的激烈演说词的一段读给他听。他鼓励我把思想放开，撰文应征。我这么做了，而且，自这时起，我便完蛋了。这一时的意乱情迷，造成了我今后一生所有的不幸。
我的情感一如我的思绪，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涌动。我全部卑弱的激动全都被对真理、对自由、对道德的爱所窒息了，而最令人惊讶的是，这种骚动在我的心中持续了四五年之久，激烈程度之高，恐怕任何人的心里都不曾有过。
我写这篇征文，方式很奇特，我在后来的其他作品中，几乎也总是运用这种方式。我把不眠之夜用来写它。我在床上闭上眼睛思考着，绞尽脑汁地把一个个段落在脑子里考虑来考虑去，然后，待我总算满意的时候，便把它们存在记忆中，直到我可以把它们写在纸上为止。可是，当我起床、穿衣的时候，又全都忘记了，当我展开纸准备写的时候，我所构思的东西几乎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我打算请勒瓦瑟尔太太来当秘书。我先已让她同她的女儿及丈夫住在我的附近，是她为了让我少雇一个仆人，每天早上前来为我生火和打扫。她来的时候，我便在床上把我夜间构思所得口授于她。这个办法我遵循了很久，使我避免忘掉很多的东西。
这篇稿子写成了后，我便拿给狄德罗看，他很满意，还指出几处应修改的地方。然而，这篇热情洋溢、气势恢宏的作品，却完全缺乏逻辑与层次。在出自我之手笔的所有作品中，这是推理最差、最不匀称、最不和谐的东西。不过，不管你生来有多大才气，写作技巧不是一学就会的。
我把这篇稿子寄出去了，我想，除了格里姆外，我没跟其他任何人说起过。自格里姆进弗里森伯爵家时起，我便同他相交甚得。他有一架羽管键琴，成了我俩的相聚点，我同他一起在琴旁度过了我所有的余暇，从早到晚或者通宵达旦地，从不停歇间断地唱一些意大利歌曲和威尼斯船歌。一旦在迪潘夫人家找不到我，准保可以在格里姆先生家找到我，或者至少我是同他在一起，或散步，或观剧。我虽然有意大利剧院的长期入场券，但已不再去了，因为他不喜欢，所以便同他一起花钱买票，去他所痴情的法兰西剧院。总之，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把我跟这个年轻人连在一起，难舍难分，连那位可怜的“姨妈”也冷落了，也就是说，去看她的次数少些了而已，因为我对她的依恋之情，一生之中，从未有过一时一刻的减弱。
我的空闲时间不多，无法两头兼顾，这使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感到那种我早已有之的欲望，想同泰蕾兹住到一起来。因为怕她家人多，特别是手头拮据，买不起家具，所以一直没敢往这上头想。做点努力的机会一出现，便被我给抓住了。弗朗格耶先生和迪潘夫人深感八九百法郎一年对我来说不够花销，主动把我的年薪加到五十个金路易，此外，迪潘夫人得知我要置办家具，又在这上面帮了我一把。我们把现有的和泰蕾兹原有的家具凑到一起，在格勒内尔-圣奥诺雷街的朗格道克旅馆租了一套房间。那家旅馆住的都是些很善良的人。我们尽量地布置了一番，安安静静、舒舒服服地住了七年，直到我搬去退隐庐。
泰蕾兹的父亲是个老好人，十分和气，特别惧内，还给他内人取了个绰号，叫“刑事犯检察官”，后来，格里姆开玩笑地把这一绰号从母亲移到女儿的身上。勒瓦瑟尔太太并非缺乏才智，也就是说，并不是不机灵，她甚至自鸣得意，认为自己不失上流社会的礼貌和风度。但是，她那神秘兮兮的胁肩谄笑让我忍受不了。她常给她女儿出鬼点子，企图让她在我面前虚情假意，而且还分别讨好我的朋友，挑拨他们相互之间以及同我的关系。不过，她倒是个好母亲，因为她这样做于她自己有利，又为她女儿掩盖了过错，从中得益。这女人，我对她赔着小心，关怀备至，常送她些小礼物，一门心思想讨她喜欢，可我感到力不从心，无法满足她的欲望，所以她便成了我在小家庭中感到头疼的唯一因素。不过，我可以说是在这六七年中，尝到了脆弱的人所能消受得了的最完满的幸福。我的泰蕾兹的心是一颗天使般的心。随着感情日深，我俩愈恩爱，日渐觉得是天生地配的一对。如果我俩的乐趣可以描绘出来的话，会因为其普普通通而令人好笑的。我俩相依相偎着在城外散步，在小咖啡馆里花上十来个苏。我俩在窗边吃着简单的晚餐，面对面地坐在放在与窗口同样宽的一只大箱子上的两把小椅子上。这样一来，窗台便成了我们的餐桌，我们呼吸着清凉的空气，观赏着周围的景物、过往行人，尽管身在五楼，却像是一边吃饭一边置身街中。这一顿顿晚餐，只有一大块粗面包、几粒樱桃、一小块奶酪和我俩一起喝的四品脱葡萄酒，可谁能描绘得出、谁能感受得到它们的情趣呢？情意、信赖、亲密、心灵的温馨啊，你们这些佐料是多么鲜美馋人啊！有时候，我俩一直在那儿竟不知不觉地待到半夜，要不是老妈妈提醒，我们还真不知道夜已这么深了。好了，别谈这些枯燥可笑的细节了。真正的快乐是根本描绘不出来的，我一向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感觉的。
我差不多在这同一时期，有过一次更俗不可耐的乐趣，也是我应自责的最后一次这类快乐。我说过，克鲁普费尔牧师和蔼可亲，我同他的关系之好，不亚于同格里姆的关系，后来我俩变得十分亲密。他俩有时来我家吃饭。饭菜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由于克鲁普费尔的妙语连珠、如癫似狂的玩笑话以及格里姆那带着滑稽可笑的德国腔的尚不纯正的法语，大家十分开心。我们的小聚餐虽不能大快朵颐，但不减其乐。我们觉得在一起相处甚得，以致不能分离。克鲁普费尔在寓所里包了个小姑娘，但她仍可接客，因为他一个人养不起她。一天晚上，我们正要进咖啡馆，便现他正往外走，要带她去吃晚饭。我们便拿他打趣，他报复得挺有水平，请我们一道吃饭，然后也拿我们寻开心。我觉得那个可怜的小丫头秉性甚好，很温柔，不适合干她那一行。有个老妖婆跟她在一起，尽量在调教她。我们说着浪话，开怀畅饮，放浪形骸，忘乎所以。好心的克鲁普费尔想把人情做到底，所以我们三人便相继到隔壁房间去同那可怜的小姑娘乐一乐，弄得她不知该哭还是该笑。格里姆始终咬定说他没有碰过她，之所以同她在那屋里待了那么久，是故意让我们急不可耐。不过，如果说他真的没有碰她的话，他也不可能是由于有所顾忌，因为在搬进弗里森伯爵家之前，他就是住在这个圣罗什区的一些妓女家的。
我走出这个姑娘住的莫瓦诺街，同圣普乐（）①从被人灌得酩酊大醉的那所房子里出来一样，羞得满面通红。而且，在我写圣普乐的故事时，很清楚地想起了自己的那档子事。泰蕾兹从蛛丝马迹中，特别是从我那慌乱的样子，看出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我立即坦诚地向她作了忏悔，减轻了压在心头的重负。我幸亏这么做了，因为第二天，格里姆便得意洋洋地跑来向她添枝加叶地讲述了我的罪孽。而且，自打那以后，他不失时机地、不怀好意地向她旧事重提。他这样做是罪过的，因为我毫无顾忌、自觉自愿地把我的秘密告诉了他，我就有权希望他不致让我为此而感到后悔。我从未像这一回一样地痛感我的泰蕾兹心地之善良，因为她对格里姆的做法比对我的不忠更加恼火，而且我只挨了她的一些感人至深、苦口婆心的埋怨，丝毫看不出她的言语之中有任何的嫌恶。
这个出色的女子头脑极其简单，但心地却极其善良，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了。但有一件事，却是值得补充一句的。我曾跟她说过，克鲁普费尔是个牧师，而且是萨克森-哥特王储的私人牧师。对于她来说，牧师是个极其特殊的人物，她竟把最不搭界的一些概念滑稽可笑地给搅和在一起了，竟然把克鲁普费尔当成了教皇。我第一次听见她这么说时，以为她疯了：我刚一回到家，她便对我说，教皇来看过我了。我问清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后，急忙跑去把这话学给格里姆和克鲁普费尔听。从此，克鲁普费尔在我们中间就有了教皇的美名，我们还把莫瓦诺街的那个姑娘称之为教皇娘娘让娜。这成了我们永不枯竭的笑料，而且笑得喘不上气来。有些人曾硬是说我在我写的一封信中，亲自说过我一生中只笑过两次，他们那是不了解那时的我，也不了解年少时的我，否则，他们是绝不会这么编排我的。
第二年，一七五○年，我已不再去想我那篇文章了，可却听说它在第戎获奖了。这个消息唤醒了我写此文时的所有观点，并赋予它们以一种新的力量，终于使我的父亲、我的祖国以及普鲁塔克在我童年时置于我心中的那种英雄主义和道德观念的原先的酵母酵了。我觉得，做一个自由的、有道德的人，不屑于财富，不畏人言，我行我素，比什么都更加伟大，更加美好。尽管该死的羞耻心和畏惧人言使我起先无法依照这些原则行事，无法与我那时代的信条一刀两断，但自那时起，我便下定决心，单等种种矛盾激我的意志，使之必胜无疑时，我便立即付诸实行。
当我正在对人的义务的哲理进行探索的时候，生了一件事，使得我对自己的义务加以思考。泰蕾兹第三次怀孕了。我对自己过于真诚，内心过于高傲，不愿用自己的行动来否定自己的原则，因此，我便开始对我的孩子们的命运以及我同孩子们母亲的关系进行检讨。我这么检讨时，根据的是自然的、正义的和理性的法则，以及同其创造者一样纯洁、神圣和永恒的那个宗教的法则。人们假装想使这个宗教纯净，但却玷污它，并且以他们自己的程式把这一宗教弄成了说空话的宗教，因为把不可能的事全都规定下来，却又不去实践，那当然是不用费劲乏力的了。
诚然，我对自己行动的结果估计错了，但我这样做时的那份心安理得是再惊人不过的了。如果我属于那些天生的坏人，对大自然的亲切声音充耳不闻，内心深处从未萌过丝毫真正正义的和人道的情感的话，这种铁石心肠也就极其自然了。然而，我是那么古道热肠，那么具有强烈的感情，那么容易动情，那么易为情爱所控制，那么痛伤离别，对人是那么和蔼可亲，那么热爱伟大、真善美和正义，那么憎恨各种邪恶，那么不知记恨、坑人，而且从无此念头，一看到一切有道德的、侠义的、可爱的事情，那么心软情深，那么强烈而温馨地激动不已，凡此种种，难道能够在同一颗灵魂之中，同肆无忌惮地践踏最美好的义务的那种道德败坏的行为相安无事吗？不，我感觉到了，而且大声疾呼：这是不可能的。让-雅克一辈子从来没有一时一刻曾经是一个无情无义、没有心肝的人，一个没有人性的父亲。我可能错了，但心肠不会这么硬。要是说出自己的道理来，那就说来话长了。既然这些道理可能迷住了我的眼睛，那么它们也会迷惑住许多别的人。我不愿让可能读到我这本书的年轻人重蹈我的覆辙。我只想说一点，我的错误就在于，因自己力不从心，而把孩子交给社会去教育，让他们命中注定要当工人、农民而不是冒险家和追名逐利者的时候，我认为是做了一个公民和父亲应做的事，而且还把自己看作是柏拉图共和国（）①的一员。自那时起，我内心的悔恨不止一次地告诉我，我想错了，可是，我的理智却并没这么对我说，我还经常感谢上苍通过这种办法保佑了我的孩子们，使之免遭他们父亲的命运，免遭我不得不抛弃他们时正在威胁着他们的命运。要是我把他们扔给埃皮奈夫人或卢森堡夫人的话，她们或因友谊，或因慷慨，或因其他某种原因，是愿意抚养他们的，可他们日后会更幸福吗？或者退一步说，会被培养成正派人吗？这我可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人家会让他们仇恨、也许背叛他们的父母，那倒反不如不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亲生父母是谁的好。
我的第三个孩子因此也同前面两个一样，被送到孤儿院去了，后来的两个孩子也作了同样处理：我一共五个孩子。我觉得这种安排非常好，非常明智，非常合理合法，如果说我没公开炫耀的话，那纯粹是顾及他们母亲的脸面。不过，凡是知道我和泰蕾兹关系的人，我全都告诉了。我告诉了狄德罗、格里姆，后来又告诉了埃皮奈夫人，再后来，又告诉了卢森堡夫人，而且，在告诉他们时，我是毫不勉强、坦荡直率的，没有任何的迫不得已，其实，我要瞒着大家，也是很容易的事，因为古安小姐是个正直的女人，为人谨慎，我完全可以信赖她。在我的朋友中，我因利害关系而唯一要道破真相的人，就是蒂埃里大夫，我可怜的“姨妈”有一次难产，是找他来看的。总而言之，我对我的所作所为没有丝毫的隐瞒，不仅是因为我从不知有什么可以向朋友们隐瞒的，而且是因为我确实看不出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权衡了一切，然后替孩子们作了最佳选择，或者是我认为是最佳的选择。我曾经恨不得，而且现在仍然恨不得自己小时候也像他们那样有人教育，有人扶养就好了。
当我在这样吐露衷肠的时候，勒瓦瑟尔太太也在这么做，却并非没有私心。我曾把她们母女带到迪潘夫人家去，迪潘夫人出于对我的友谊，对她们和蔼备至。勒瓦瑟尔太太把她女儿的秘密全都告诉了迪潘夫人。迪潘夫人既善良又慷慨，而勒瓦瑟尔太太并没告诉她，我虽收入微薄但在尽自己最大所能满足她们母女，所以迪潘夫人十分大方地常周济她。这一点，泰蕾兹因有母亲之命，在我在巴黎期间，始终瞒着我，只是到了退隐庐，在谈了好多心事之后，她才说了出来。我一直不知道，迪潘夫人看上去什么都不知道似的，可对我们的事竟知道得那么清楚。我依然不清楚她儿媳舍农索夫人是不是也知道了。其实，她的儿媳是知道的，而且没能憋住。第二年，我已经离开了她们家了，她同我谈到了这事。这就迫使我就此给她写了一封信，此信存于我的信函集中。我在信中阐明了我可以说而又不累及勒瓦瑟尔太太一家的那些理由，而最根本的理由却正是她一家的缘故，可我并没有说。
我对迪潘夫人的谨慎和合农索夫人的友情是深信不疑的，对于弗朗格耶夫人我也是放心的，而且我的秘密传出去之前，她早已辞世了。秘密一定是我告诉过的那些人给泄露出去的，而且确实是在我与他们决裂之后泄露出去的。光是这一点，他们是怎样的人就不言自明了。我并不想抵赖自己应受的斥责，我也愿意受到谴责，但是不愿受这些人居心叵测地出的谴责。我是要负很大责任的，但这只是我的一个过错。我忽视了自己的义务，但害人之心是没有的，而且，对于根本就没有见过的孩子，是不会有什么父爱的。但是，辜负朋友的信赖，违背最神圣的诺言，把人家告诉你的秘密给捅出去，恣意败坏被我们欺骗而在离开我们时依然尊重我们的一个朋友的名声，那就不是过错的问题，而是灵魂的肮脏丑恶了。
我说过要写忏悔录，而不是辩护书。因此，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打住算了。我应说出真心话，由读者作出公正的判断。我将永不向读者提出更多的要求。
舍农索先生完婚，使我觉得他母亲的家更加舒服惬意，因为新娘子是个德才兼备、年轻可爱的人儿，而且，在迪潘先生抄抄写写的人中，她好像对我另眼相看。她是罗什舒阿尔子爵夫人的独生女，而子爵夫人又是弗里森伯爵的好友，因此也就成了与伯爵过从甚密的格里姆的好友。可是，格里姆还是我引见给子爵夫人的女儿的。但他俩脾性相悖，所以关系并没有展下去。而格里姆自那时起便趋炎附势了，他更喜欢在上流社会交际甚广的母亲，而不喜欢她的女儿，因为后者只希望结交一些可靠的、合她胃口的朋友，而不想参与任何阴谋，不想巴结权贵。迪潘夫人看不出舍农索夫人有任何她所期待于她的顺从，便把她的家弄得门可罗雀，而舍农索夫人对自己的品德、也许也对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宁可舍弃社交的乐趣，几乎一人独守空房，也不愿为自己套上她自觉生来就不习惯的枷锁。这种好似流放的生活，增加了我对她的好感，因为我生性同情落难的人。我觉得她思想形而上学，喜欢思考，尽管有时有点诡辩。她的谈吐绝不像一个从修道院出来的年轻女子，但对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可她还不满二十岁。她的脸色雪白耀眼，如果注意姿势的话，她的身材会是高大秀美的，她的头是灰黄色的，秀美异常，令我想起我可怜的妈妈年轻时的秀，使我望而动心。但是，我刚为自己制定的、并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死守的严格的原则使我不敢造次，不为她的美貌所迷惑。整个夏天，我每天都同她单独在一起三四个钟头，一本正经地教她算术，老用我的那些数字去烦她，而没有同她说过一句挑逗的话，也没给她送过一个秋波。要是在五六年之后，我就不会这么乖，或者说不会那么傻了。不过，我命中注定一辈子只能有一次是因爱情而去爱的，而且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女人使我情窦初开，也让我出最后的叹息。
自从我在迪潘夫人家生活以来，我总是知足常乐的，从未表示过得寸进尺的愿望。她同弗朗格耶先生一道给我增加薪俸，都是他们主动这么做的。这一年，弗朗格耶先生对我日见其好，想着让我手头更加宽裕一些，日子不要过得紧巴巴的。他是财务总管，他的出纳员迪杜瓦依耶先生人已老了，而且挺有钱，打算退休。弗朗格耶先生便主动让我顶替了他。为了能够胜任这项工作，有几个星期，我常去迪杜瓦依耶先生家学习必需的知识。可是，或许是我对这个工作缺乏才气，或许是迪杜瓦依耶先生好像想另外物色一个接替他的人，并不真心实意地教我，所以对所需的知识我掌握得又慢又差，那一大堆故意弄得乱七八糟的账目总也入不了我的脑子。不过，尽管我未能抓住这一行的真谛，但毕竟还能略知一二，所以干得还挺利利索索。我甚至开始履行职责了。我既管记账，又管出纳，既收钱又付钱，签收票据。尽管我对这一行既无兴趣又无才能，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开始变得明智了，决心克服厌恶情绪，全心全意地投入这项工作。不幸的是，当我开始运作起来的时候，弗朗格耶先生作了一次不长的旅行。在他外出期间，他的银箱由我负责，当时里面也就只有二万五千到三万法郎，但我为此而思想紧张，惶惶不安，使我觉得我天生不是干出纳的材料，而且我毫不怀疑，待他回来之后我所得的那场病，肯定是他外出时我的那份紧张焦虑引起的。
我在上卷中说过，我生下来就奄奄一息的。先天性膀胱畸形使我孩提时便感到几乎长年不断的尿潴留，是我的苏珊姑姑悉心照料我，吃尽了难以想象的苦头才保住了我的性命。不过，她毕竟是成功了，我的健壮体质占了上风，青少年时期身体已经很健康了，所以除了我讲述过的那种忧郁症以及稍有点热度便尿频使我总感到不便而外，直到三十岁，差不多都没再患过我小时候的那种疾病。第一次旧病复是我到达威尼斯的时候。旅途的劳顿和难耐的酷热使我小便灼痛，腰酸腿疼，至入冬方好。与帕多阿娜有染之后，我以为必死无疑，可却并无丝毫不适之感。在与齐丽埃塔想象多于身体力行的消耗之后，身体反而比以前更好。只是在狄德罗入狱之后，因为在酷热的天气里，跑樊尚监狱受了暑热，患了严重的肾绞痛，自此之后，身体就再没复原。
在我正谈到的这一时刻，也许是因为那该死的出纳的讨厌工作有点累的缘故，我的身体又垮了，比以前更加厉害，在床上躺了五六个星期，其惨状非常人所能想象。迪潘夫人给我派来了著名的莫朗大夫，他尽管医术超群，能妙手回春，但让我遭的罪真是一言难尽，到了也没查清我的病根。他劝我找达朗大夫。达朗的探条比较柔韧，果然慢慢插进体内去了。但莫朗在向迪潘夫人汇报我的病情时，说我顶多能活半年。这话传到我的耳朵里之后，我便对自己的状况和干的蠢事有所考虑了，觉得来日无多，可我却牺牲宁静和乐趣，去受制于一种我只觉得讨厌的工作，实在是太不值了。再说，又怎么去协调我刚抱定的严格原则和一个与之很不相应的职位呢？做一个财务总管的出纳员，又怎么能大言不惭地宣扬无私和安贫呢？这些想法随着高烧在我的头脑里翻腾着，死缠着不放，从此再也无法从脑子里驱除出去。在康复期间，我头脑冷静地把高烧中下的决心巩固下来，永远抛弃了任何财进取的打算。我决定在独立和贫穷中度过我所剩下的不多的时日，竭尽心灵的全部力量砸断舆论的枷锁，勇敢地去做我觉得好的事情，毫不顾忌别人的毁誉。我必须克服的障碍以及我为此所付出的努力，简直难以想象。我总算尽量做到了，而且比自己原先所希望的还要成功。如果我能像摆脱舆论的枷锁那样摆脱友谊枷锁的话，我的计划也就实现了。这个计划也许是世人所能设想的最伟大的或者是最有利于道德的计划。但是，当我在践踏那伙庸俗不堪的所谓伟人和哲人的荒谬看法时，我却听任一些所谓的朋友摆布，任随他们把我当成孩子似的牵着走。这帮所谓的朋友看见我独自走在一条新路上，非常嫉妒，便装作努力在使我幸福，其实一心想着出我的洋相，开始极力贬损我，然后让我声名狼藉。引他们对我的嫉妒的倒不是我在文坛上的崭露头角，而是我在此标新立异的自我改革：我在写作艺术上有所成就他们也许还能原谅我，但是他们不会原谅我以自己的行动作出一个似乎使他们寝食难安的榜样。我生性喜欢交友，我性格随和温顺，不难促成友谊。当我默默无闻时，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爱戴我，而且我没有一个仇人。但是，一旦我有了名气，我就没有朋友了。这是个天大的不幸，而且，更加不幸的是，身边尽是些以朋友自诩的人，他们利用朋友这个名义所给予他们的权利把我弄得身败名裂。这本《忏悔录》的后部将详细阐述这一丑恶阴谋，在此，我只提一个头，大家很快便能看到阴谋的第一个圈套是怎么设下的。
我既想独立生活，就必须想出个活法。我倒是想出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帮人抄乐谱，按页数取酬。要是有什么更牢靠的赚钱方法，我当然也会干的。但抄乐谱这活计很对我的胃口，也是唯一可以不依附别人而又能每天都挣到面包钱的办法，何乐而不为呢？我认为自己无须再瞻念前程，也不再追求虚荣了，便从一个财政官的出纳员变成了一个乐谱誊抄员。我认为我从这项选择中，取得了很大的收获，所以很少后悔，后来只是因为迫不得已才放弃它的，但一有可能，我是定要重操此旧业的。我的第一篇文章获得了成功，使我独立生活的决定执行起来就更容易了。文章一获奖，狄德罗便张罗着让人刊印。当我还卧病在床时，他便给我写了一短笺，告诉我文章出版的情况以及所产生的效应。他在信中对我说：“简直是登峰造极了，没见过有类似成功的先例。”公众的厚爱并非是靠投机钻营得来的，而且又是赐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这就使我对自己的才学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信心。对于自己的才能，尽管我是心有所感的，但直到那时之前，我始终是有所怀疑的。我明白我可以从这个成功中为我准备实施的独立生活计划获得多大好处。我断定，一个在文坛上小有名气的誊抄员肯定是不会找不到活干的。
我的决心一旦下定，便给弗朗格耶写了一短笺，把此事告诉了他，并且感谢他以及迪潘夫人对我的所有关照，并请他们帮我明志。弗朗格耶一点儿也不明白这封信在说些什么，还以为我因高烧而在梦呓，所以立马跑到我家来了。但他现我已矢志不移，无法使我回心转意，便跑去对迪潘夫人以及所有人说，我已经疯了。他说他的，我干我的。我先从我的服饰开刀，摘下了镶金饰物，脱去了白袜子，戴上一顶圆假，取下佩剑，卖掉怀表，心里高兴异常地在说：“谢天谢地，我无须再看时间了。”弗朗格耶先生很仗义，等了很久也没另找人当出纳员。最后，他见我确实铁了心了，才把出纳交由达里巴尔先生来管。达里巴尔先生以前是小舍农索的保傅，因他的那本《巴黎植物志》而在植物学界出了名。
不管我的独立生活计划有多么严厉，但一开始，我并没对我的内衣下手。我的内衣数量多而漂亮，是我去威尼斯时的行头的剩余，我对它们情有独钟。我由于喜欢内衣干干净净的，竟至把它们弄成了奢侈品，这没让我少花钱。有人做了好事，把我从这种奴隶地位上拯救出来。圣诞节前夜，我的两位“女总督”在做晚祷，而我在听圣诗音乐会的时候，顶楼的门被撬，把里面刚洗完晾着的我们的所有衣服全给偷了，其中包括我的四十二件衬衣，都是很漂亮的细麻布的，是我内衣中的精品。邻居们说是当时看见有个男人从公寓楼里出来，挟着一些包袱。从他们描绘的相貌来看，泰蕾兹和我怀疑是她哥哥所为，因为他是个人所共知的坏坯。她母亲气哼哼地非说不是，可是种种迹象表明是他，不管做母亲的怎么否认。我们一直这么怀疑他。我没敢深入调查，免得果如自己所料。这位兄长再没登我家的门，最后竟杳无音讯了。我为泰蕾兹和我命苦而悲叹。竟有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家庭，因此我更加鼓动她挣脱这么危险的一个枷锁。这件事反倒治好了我对漂亮内衣的癖好，从此，我的内衣全都是普普通通的了，与我的其余行头就更加配套了。
我就这样完成了我的自我重塑之后，一心想着的是坚定决心，持之以恒，竭力从内心深处根除对别人非议的顾忌以及在做本身是美好而合理的事情时对别人指责的担心。借助我文章的出名，我的决心也产生了反响，这就给我招来了一些主顾，因而一开始干起那行当就比较成功。然而，好几个原因妨碍了我在换一种环境下所能取得的成功。先是我的身体欠佳。我刚得的那场病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使我的身体大不如前了，而且，我认为我所求治的医生使我吃的苦头与疾病本身所带来的痛苦不相上下。我相继请莫朗、达朗、爱尔维修、马鲁安、蒂埃里看过病。他们都是专家学者，而且又都是我的朋友，各以各的方式为我诊治，可是，非但丝毫未减轻我的病痛，反而使我大大地虚弱不堪。我越是听从他们医嘱，我就变得愈黄瘦无力。他们把我的脑子吓糊涂了，使我根据他们的药效反观自己的身体状况，只觉得在死之前，必定百病缠身，潴留、砂淋、结石等。凡是能减轻他人病痛的办法，如汤药、沐浴、放血等，都只能加剧我的病情。我现唯有达朗的探条多少能起点效用，我觉得没有它就没法活似的，尽管那也只是暂时地减轻一点疼痛而已，所以我便花了不少钱买了好多探条，万一达朗有个三长两短，今后也好自己备用。在我经常使用的八九年当中，连同现存的加在一起，我为买探条总共花了有五十个金路易。可想而知，治疗这么花钱，这么痛苦，这么难受，我是不可能专心致志地工作的，一个垂死之人是不会以极大的热情去挣他每日的面包钱的。
文学上的事也让我分心，对我日常工作的妨碍不见其小。我的那篇文章一表，文学卫道士们便不约而同地向我扑来。我一看，有这么多的小若斯先生（）①，连问题都没搞懂，竟然以大师的派头横挑鼻子竖挑眼，我气便不打一处来，立即拿起笔来，教训了其中的几位，狠得没人敢为他们帮腔。有个叫戈蒂埃先生的，南锡人，是第一个撞在我枪口上的，在给格里姆先生的一封信中，我把他狠狠地批了一通。第二个就是那个斯塔尼斯拉国王（）②，他竟肯同我争论一番。他这么看得起我，这就迫使我只好换个口气回答他了。我口气十分庄重，但仍旧毫不客气。我对他仍旧尊敬备至，但对他的文章大加驳斥。我知道有个叫默努神甫的耶稣会士插手过他的文章。我凭借自己的嗅觉，辨别出哪些是出自国王之手，哪些是会士所为。我毫不容情地对耶稣会派的全部观点痛加鞭笞，顺便还挑出了我认为只有那位可尊敬的神甫才会犯的一个年代上的错误。这篇文章不知为什么没有我其他的文章那么轰动，却是到目前为止这类文章中独树一帜的佳作。我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告诉公众，一介草民是怎么捍卫真理，竟至敢于同一位君主抗衡的。在回击他时，要像我那样既口气傲然又不失尊敬是很困难的。我很幸运，遇上了一位我可以对他深表崇敬又不失之谄媚的对手。我比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而又不失自己的尊严。我的朋友都替我捏着一把汗，认为我非被扔进巴士底狱不可。我一刻也没这种担忧。而且，我这么做是对的。那位善良的国王看了我的答辩文章之后说：“我认输了，不再惹他了。”自那以后，我接到他种种尊崇和友善的表示，我以后要提到一些的，而我的那篇文章也就平安无事地在法国和欧洲流传开来，再没有人从中挑刺儿了。
此后不久，我又遇上一个我未曾料到的对手，就是里昂的那个博尔德先生。十年前，他对我非常友好，还帮过我不少的忙。我没有忘记他，但因懒惰而怠慢了他。我没有把自己的那些作品捎给他，因为没有找到便人捎带。这的确是我的不是。他抨击我，但还算客气，我也客客气气地回击他。后来，他的口气硬了，我也硬邦邦地写了一篇辩文。自此之后，他便再没有吭声，但他成了我最凶狠的敌人，抓住我落难的机会，写了一些恶毒的诽谤文章攻击我，还专门去了一趟伦敦，想加害于我。
这场大论战占去了我大量的精力，浪费了大量抄乐谱的时间，对真理并无助益，对我的钱袋也无所补。我当时的书商比索付给我的小册子的稿酬总是少得可怜，而且常常是一分不给，譬如，我那第一篇文章，我就没拿到一个子儿，是狄德罗白送给他的。即使付的那一点点稿酬，也且等着哩，而且还得一点点地去讨。与此同时，抄乐谱的活儿也不景气。我身兼两职，这么一来，哪一桩也没干成。
这两种行当还有一个极相矛盾的地方，因为它们迫使我采取不同的方式生活。我最初作品的成功使我成了时髦人物，而我选定的职业又在激人们的好奇心。大家想认识一下这个怪人，他不攀龙附凤，别无他求，只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自在地生活。这么一来，他原先的设想就实现不了了。我的屋里来者不断，他们以各种借口前来挤占我的时间。女士们想出成百上千的鬼点子请我吃饭。我越是粗暴无礼，人们就越是死缠住不放。我又不能拒绝所有的人。我一面因拒绝而招致无数的敌人，但又总是因碍于情面而任人摆布，因此，不管我如何对付，反正我每天没有一个小时是属于我自己的。
于是，我便感觉到，要过清贫独立的生活，并不总是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便当。我想靠手艺过活，但公众不愿意。大家想出了千百种小花招来弥补他们使我失去的时间。不久，我就像个木偶小丑似的，几个小钱就让人看一眼了。我没见过有比这更加卑劣、更加残忍的奴役了。我看得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概拒收礼物，不论大小，也不论是谁所赠。这么一来，馈赠者反而更多了，他们想迫使我收礼好洋洋自得，想逼使我无可奈何地欠下他们的人情。有的人，如果我去求他们的话，他们也许一个埃居也不会给我的，可不求他们，他们反而讨厌地一个劲儿地给我送这送那，而一见我拒收，便欲报复，骂我傲慢无礼，不知好歹。
大家一定猜想得到，我所作的决定，以及我想遵循的准则，是不合勒瓦瑟尔太太的意的。她女儿尽管并不锱铢必较，但毕竟不会违拗母意。因此，如同戈弗古尔先生所称呼的这两位“女总督”便不总是像我那样坚决地拒收馈赠了。尽管她们有许多事瞒着我，但我仍看出不少苗头，知道她们在背地里捣鬼。这使我很苦恼，倒不是因为明摆着别人会骂我是与她们串通好了的，而是想到自己在这个家里竟然不能做自己的主。我哀求，我苦劝，我火，但全都无济于事。妈妈说我是个老讨嫌，暴戾鬼。她同我的朋友们老是嘀嘀咕咕的。在我的这个小家庭中，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谜，都是秘密。为了免得老怄气，我不再敢打听家里的事情了。为了摆脱所有这一切烦恼，就必须横下一条心来，可我又做不到。我只会吵吵，却不见行动。她们便任我去说，自己仍旧我行我素。
我被迫忍受的这没完没了的纠纷和每天每日的烦扰终于使我感到这个家以及在巴黎的逗留很不对味了。当我健康状况允许我出门，并且不是被熟人拖着去这儿去那儿的时候，我便独自一人去散步。我在沉思默想着我那伟大的计划，用总是随身带着的拍纸簿和铅笔记上一点自己的所思所想。这就是我所选定的职业所产生的未曾料到的困扰，如何由于排忧遣愁而又完全把我扔回到文学上来，也是我如何把促使我写作的那份恼怒烦闷带到了我初期的作品中来的。
导致这种病况的还有一个原因。我无可奈何地被抛到社交界中来，既无它的气度，又无法装出那副派头，而且还不习惯于那种派头，于是便想弄出一副自己独有的派头，免得邯郸学步。我无法克服我那愚蠢而该死的羞怯，原因在于害怕鲁莽失礼，所以为了壮胆，我便打定主意作践礼仪规矩。我因害羞而变得尖酸刻薄，不知羞耻，我假装蔑视我不懂的礼节。的确，这种符合我新准则的粗鲁在我的灵魂深处变得高尚起来，化成了一种坚韧的道德力量，而且我敢说，这种粗鲁态度，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庄严的基础，所以尽管是与我的天性大相径庭的一种做作，却保持得出乎意料地好，出乎意料地长。然而，尽管我的外表和几句俏皮话使我在上流社会中享有愤世嫉俗的美名，但在私下里，我确确实实是总也演不好这一角色。我的朋友熟人像牵只羊羔似的牵着我这头桀骜不驯的熊，而且，我的挖苦话只是冲着一些生硬但普遍的大道理，我可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一句失礼的话。
《乡村占卜者》使我完全成了一个时髦人物。随即，在巴黎，便再没有谁比我更受欢迎的了。这个划时代的剧本的内容与我当时的交际相关。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日后的情况，我应该详细介绍一番。
我当时认识不少的人，但只有两个知己：狄德罗和格里姆。由于我总是喜欢把自己所爱之人聚在一起，所以我既然是他俩的知己，那他俩相互间也就很快便成了好友。我把他俩聚在了一起，他俩十分相投，而且相互间的关系比同我的关系更加紧密。狄德罗认识的人不计其数，但格里姆是个外国人，又是新来者，需要认识些人。我也正想为他多介绍些朋友。我已给他介绍了狄德罗，又给他介绍了戈弗古尔。我领他去舍农索夫人家，去埃皮奈夫人家，去我几乎是迫不得已才认识的奥尔巴什男爵家。我所有的朋友都成了他的朋友，这是很简单的事，可他的朋友一个也没成为我的朋友，这就有点蹊跷了。他住在弗里森伯爵家时，常请我们在伯爵家吃饭，但弗里森伯爵也好，与格里姆过从甚密的伯爵的亲戚舍恩伯格伯爵也好，以及格里姆通过他俩而结识的男男女女也好，全都对我没有过任何的友谊和关照的表示。只有雷纳尔神甫是个例外，他虽说是格里姆的朋友，但同我也很要好，在我拮据之时，曾异常慷慨地解囊相助。不过，我认识雷纳尔神甫早在格里姆认识他之前。有一回，他对我非常亲切而坦诚地帮了个忙，虽说事情不大，但我总也忘不了，从此，我便对他深有好感了。
这位雷纳尔神甫确实是一个热心肠的朋友。这一点，差不多就在我说的这个时期，就有明证，那是与同他关系甚笃的格里姆有关的。格里姆与菲尔小姐来往了一段之后，突然心血来潮，意乱情迷地爱上了她，想取卡于萨克而代之。可那美人儿却自视坚贞，婉拒了这位新的追求者。于是，他便悲从中来，意欲殉情。他突然得了也许谁都没有听说过的最奇特的病。他连续地昏睡了几天几夜，大睁着眼睛，脉搏正常，但既不说话，又不吃，不动，有时好像听得见别人的说话，却不吭声，连个表情都没有，而且他既不激动，也无痛苦，也不烧，仿佛死人似的躺在那儿。雷纳尔神甫和我轮流看护他。神甫身体比我壮实、健康，所以他值夜班，我则值白班。反正他身边从不离人，一个没到，另一个则不会走。弗里森伯爵闻讯，忙把塞纳克请去。塞纳克仔细地检查一番之后，说是没什么事，什么方子也没给开。我因为担心朋友有所不测，便十分注意医生的表情，只见他出门时还面带笑容。可是，病人仍一连数日躺着不动，除了吃点樱桃蜜饯而外，滴水不进。那蜜饯是我不时地给放一个在他的舌头上，他咽得倒是挺顺畅的。一天早上，他突然下床，穿好衣服，恢复了日常生活，可却从未再向我，而且据我所知，也没向雷纳尔神甫以及其他任何人提起过他那奇怪的嗜睡症以及我们在他病中的精心护理。
这件奇事免不了流言四起。如果歌剧女伶的冷酷竟使一个男人绝望而死，那才真是一个绝妙的故事哩。这段佳话使格里姆成了闻名一时的人物，很快，他便被视作集爱情、友谊以及一切情感于一身的奇人。他因此而在上流社会大受青睐，你请我邀，从而也就疏远了我这个他一向认为只不过是聊胜于无的朋友。我看得出他是准备完全抛开我了，因为我对他的热烈情感深藏不露，而他对我则表现在一张嘴上。他在社会上取得成功我很开心，但我不愿意他竟然忘掉自己的朋友。有一天，我对他说：“格里姆，您冷落我，这我能原谅。当喧嚣一时的成功的最初陶醉过去之后，您觉得空虚无着时，我希望您回到我的身边来，您将会看到我始终是您的朋友。眼下嘛，您也别为难，您想怎样就怎样，反正我等着您。”他说我说得很对，便照我说的做了，而且非常潇洒，以至于我除了与我们共同的朋友在一起时见到他而外，就再也见不着他的人影儿了。
在他后来也同埃皮奈夫人交往之前，我俩聚会的主要地点是奥尔巴什男爵府。这位男爵是一个暴户的儿子，家产颇丰，虽挥霍无度，但高雅有致，常在家中接待一些文人才子，而且他自身也有知识学问，所以也无愧于那些文人雅士。他与狄德罗相交已久，在我出名之前，便通过狄德罗撮合，欲与我结交。一种本能的厌恶使我久久没有接受他的美意。有一天，他问我为什么时，我便对他说道：“您太阔绰。”但他依然坚持，因此我们也就成了朋友。我最大的不幸就是总也听不得几句好话，而我每每因此而大吃其亏。
我一有资格高攀为朋友的另外一位相识就是杜克洛先生。数年前，我是在舍弗莱特的埃皮奈夫人家里第一次见到他的。他同埃皮奈夫人关系很好。我们只是在一起吃了一顿午饭，他当天便又走了。但饭后，我们聊了一会儿。埃皮奈夫人跟他谈起过我以及我的歌剧《风流诗神》。杜克洛是个才华出众的人，不会不喜欢有才之人的，所以便对我产生了好感，邀请我去看他。尽管我对他仰慕已久，这次又见面晤谈，但我的胆怯、我的懒惰使我畏缩不前，因为我认为只凭他的好意就登门造访，颇觉汗颜。但是，我第一篇文章的成功以及他对此的夸奖使我鼓起了勇气，前去看他。后来，他也来看我，这样，我俩之间的友情便开始了。这友情使我始终觉得他可亲可爱，并且使我得知，除了我自己心中的感知而外，正直和操守有时是能与文学修养结合在一起的。
还有许多交往不太持久，我就不在这儿提及了。这些交往都是我最初的成功所带来的，一旦好奇心得以满足，这些交往也就到此为止了。我这个人一眼就能看穿，今儿看过之后，明儿也就没啥新鲜的了。不过，有一个女人那时挺想见我，关系也比其他的女人维持得久远，那就是克雷基侯爵夫人。她是马耳他大使弗鲁莱大法官先生的侄女，大法官的兄弟就是驻威尼斯大使蒙泰居先生的前任，我从威尼斯回来时曾去拜访过他。克雷基夫人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便前去看她，她对我非常之好。我有时在她家吃饭，在她那儿见到过好几个文人，其中有《斯巴达克斯》、《巴尔思维特》等书的作者索兰先生，他后来却成了我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也搞不清是什么原因，也许是我与他父亲曾经卑鄙地迫害过一个同一个姓氏的人的缘故。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抄乐谱的人本该一天到晚干自己的那一行的，可我偏偏有许多分心的事，使我每天既不能增加收益，也无法专心致志地干好自己的工作，因此，我余下的时间一大半都用来涂抹、刮擦错处，或者重新誊抄。这种烦扰使我日益觉得巴黎待不下去了，渴望到乡间去。我有好几次前去马尔古西住上几天，因为勒瓦瑟尔太太认识该处的副本堂神甫，我们就住在他那儿，但并不使副本堂神甫觉得有所不便。格里姆同我们去过那儿一次。副本堂神甫嗓音好，唱得动听，尽管他不谙音乐，但他对他的那部分唱词学得既轻松又准确。我们在那儿专门练唱了我在舍农索写的三重唱。我还按照格里姆和副本堂神甫凑凑合合写出的唱词写了两三新的三重唱。在这纯净的欢乐中写下并演唱的这些三重唱，我竟把它们连同我所有的乐谱都撇在伍顿了，我为此而深感遗憾。达旺波尔小姐也许用它们做了卷纸了，可它们是值得保留，而且大部分都是很好的对位没错作品呀。
我很高兴地看到，在这些小小的外出旅行中，“姨妈”非常开心、愉快，我自己也心情舒畅。有一次归来之后，我极其匆忙而潦草地给副本堂神甫写了一书简诗，大家可以在我的信函集中见到它。
我在离巴黎更近点的地方，在米萨尔先生家，还有一处极合我胃口的落脚处。米萨尔是我的同乡、亲戚和朋友，他在帕西弄了一处迷人的居所，我在那儿度过了一些很宁静的时光。米萨尔先生是个珠宝商，明智豁达，生意上赚得一笔不小的资财，并把独生女儿嫁给了经纪人和御膳房总管瓦尔玛莱特先生的公子，然后，便作出明智的决定，放弃了生意和事务，抛开了生活的烦恼，安度晚年。老好人米萨尔是一位真正的身体力行的旷达者，在自建的舒适房屋里，在亲手侍弄得非常漂亮的园子里，生活得无忧无虑。在挖掘园子的花坛时，他现了一些贝壳化石，数量之多，令他那激奋的想象力看到大自然里只有贝壳，以至于他最后真的以为宇宙间只有贝壳和贝壳的残余，以为整个地球只是含贝壳残余的泥沙了。他成天想着这些东西以及他的离奇现，脑子热，以至于最后这些东西本会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体系，也就是说，会走火入魔，如果他不是因患一种奇特而疼痛的疾病，终被死神夺去了生命的话。他的死对他的理智来说倒是件幸事，可对于喜爱他、住在他家觉得非常舒适的朋友们来说却是天大的不幸。他是胃里长了个瘤子，日益增大，使他吃不了东西，可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找到他吃不下的原因。这个瘤子折磨了他好几年之后，把他给活活饿死了。我每每想起这个可怜而可敬之人最后的那段时日，总不由得要揪心伤悲。勒涅普和我是看见他最后那副惨状的唯一朋友。可他就是那么痛苦，仍然很高兴地接待我俩。他当时已经是只能眼馋地看着我们在吃他为我们准备的饭菜，自己几乎连几滴淡淡的茶水都喝不进了，一喝便吐。可是，在他痛苦难耐之前的那些时日，我在他家同他结识的那些卓绝的朋友一起度过了多么欢快的时刻呀！在这些朋友之中，我推普雷沃神甫。他是个非常和蔼可亲、非常朴实的人。他心地善良，作品生动感人，堪称不朽之作，而在他的脾性和在他与人相处之中，从未有过他赋予其作品的那种忧郁色彩。还有普罗高普医生，是个运气很好的小伊索。还有布朗热，是死后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著名作者，而且我认为他把米萨尔的思想体系延伸到整个宇宙了。在女士中，有伏尔泰的侄女德尼夫人，她当时只是个善良的女性，还没假装女才子哩。还有旺洛夫人，她肯定谈不上美，但可爱动人，唱起歌来像天仙一般。还有就是瓦尔玛莱特夫人了，她也善唱，尽管人很瘦削，但如果不是自命不凡的话，倒也还是挺可爱的。这差不多就是米萨尔先生的全部朋友。要不是我喜欢听米萨尔先生与我促膝畅谈他的贝类学的话，我本会更加喜欢他的那些朋友的，而且，我可以说，我在他的研究室里工作的半年多时间里，同他一样对贝类学感到饶有兴味。
他早就声称，帕西的矿泉水对我的健康有益，并劝我去他家饮用。为了躲避城市的喧嚣，我终于听从了他的劝说，到帕西住了十来天。这对我大有好处，倒不是因为饮用了那儿的矿泉水，而是因为住在了乡间。米萨尔会拉大提琴，并且酷爱意大利音乐。一天晚上，我们睡前畅谈了一番意大利音乐，特别谈到我俩都在意大利看过并都非常着迷的那些喜歌剧。入夜，我睡不着，就老是在幻想着怎样才能把这类剧种移植到法国来，因为《拉贡德之爱》（）①压根儿就不是这种歌剧。清晨，我边散步，边饮矿泉水，还一边非常匆忙地作了几句所谓的诗，并配以随着诗兴而来的乐曲。我在园子高处的一个拱顶小厅里把这些全都草草地写了下来。喝茶时，我禁不住把这些曲子拿给米萨尔及其女管家，实际上很善良、很可爱的迪韦尔努瓦小姐看。我草就的三个片段：第一个是独白《我失去了我的仆人》；第二个是占卜者乐曲《爱越是忧伤越是情深》；第三个是《柯兰，我永远雇用你》。我根本没有想到这玩意儿值得写下去，要不是他俩的喝彩和鼓励，我真的要把这堆破纸付之一炬，不再去想它们了，如同我写过的至少与之同样好的一些东西也都被我投进火中一样。但是他们极力地鼓励我，所以，六天工夫，我就把剧本写完了、只差几行诗句而已，而且全部乐曲也都写成了初稿，在巴黎只需来点宣叙曲和全部中音部就可以了。我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剩下的这一切，只三个星期，全剧的各场次全都誊清，可以上演了。所缺的只是那段幕间歌舞，很久以后才写出来。
这部作品的完成令我十分激奋，极其想听到它的演奏，并且恨不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看到它关起门来，按照我的奇思异想来演出，正如人们所说的吕利（）①那样，他有一次让人为他独自一人演出了《阿尔米德》。由于我不可能有此福分，只能与公众同乐，所以，为了听到自己的作品，就必须让它能搬上歌剧院的舞台。不幸的是，该剧属于全新的类型，听众的耳朵根本就不习惯，而且，《风流诗神》的失败使我预见到，《乡村占卜者》要是以我的名义送去的话，肯定也打不响的。杜克洛替我解了围，他负责把该剧送去试演，而不道出作者是谁。为了不暴露自己，我连排练都没有去看。就连“小小提琴手们”（）②也是在全场欢呼，证明作品上乘之后，才知道其作者是谁的。所有听了演奏的人都兴高采烈。第二天，所有的社交场合全都在谈论它。宫廷娱乐总管居利先生观看了排练之后，便索要该作品，好拿去宫中演出。杜克洛深知我心，认为该剧拿到宫廷之后，就不如在巴黎那样我可以做主了，便拒绝交出剧本。居利强行索要，杜克洛坚决不给，两人闹得不可开交，以至于有一天，正要从歌剧院出来的时候，要不是大家把他俩拉开，两人必将出去决斗了。有人想来找我，我便把这事推给杜克洛先生，因此，他们还得去找他。奥蒙公爵大人出面干预，杜克洛终于觉得应该向权势让步了，因此，该剧便被拿到枫丹白露去演了。
我最喜爱的、也是最不落俗套的那一部分，就是宣叙曲。我的宣叙曲以全新的方式显出抑扬顿挫，与唱词的吐字相得益彰。人家不敢保留这种可怕的革新，生怕这会刺激那些因循守旧的耳朵。我同意让弗朗格耶和热利约特另写一个宣叙曲，但我自己不愿插手其间。
当一切准备就绪，演出日子定好之后，有人建议我到枫丹白露去一趟，至少去看看最后的彩排。我同菲尔小姐、格里姆，好像还有雷纳尔神甫，同乘一辆宫中的车子去了。彩排还算可以，比我预想的要满意得多。乐队人数很多，是由歌剧院和国王乐队的人组成的。热利约特演柯兰，菲尔小姐演柯莱特，居维利埃演占卜者。合唱由歌剧院的合唱队担任。我没怎么吭声。是热利约特在指挥全局，我不想对他做的事指手画脚，而且，尽管我具有古罗马人的气质，但在这些人中间，我就像个小学生似的那么害羞。
第二天是场演出的日子，我去大众咖啡馆吃早餐。那儿已经聚了不少人，都在谈论头一天的彩排以及如何难以走进剧场。有一位军官也去看了，说是自己没费劲儿就进去了，把场内情景详细叙述了一通，把作者也给描绘了一番，还道出了自己都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但是，使我惊讶的是，他这番冗长的叙述，虽然说得那么肯定、自然，但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我觉得很显然的是，把这次彩排说得如此津津有味的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去看，因为他所说的看得那么真切的作者就在他的眼前，可他却并不认识。这场滑稽戏中更奇特的是，它在我身上所起到的作用。这个人年岁已经不小了，他神态和腔调都绝无狂妄、优越之处。从相貌看，他是个有身份的人，身上的圣路易十字奖章说明他是一位前军官。尽管他恬不知耻，尽管我羞于与他为伍，但我对他挺感兴趣。当他大撒其谎时，我满面羞红，不敢抬头，如芒刺在背。我有时心里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认为他是弄错了，而不是存心在撒谎。最后，我生怕有人认出我来，当面戳穿他，所以，我赶忙喝完巧克力奶，一句话不说，低下头打他面前走过，尽快地跑了出去。与此同时，在场的人还在就他的议论一个劲儿地聒噪着，到了街上，我觉自己浑身是汗，而且，我敢说，在我出来之前，有人认出我来，喊我一声的话，人们会看见我只是因为想到那个可怜虫的谎言若被戳穿会如何难堪而像个罪犯似的羞愧和不安。
我现在已处在一生中最严峻的一个关头，很难只是单纯地叙述，因为叙述本身几乎不可能不带上或褒或贬的色彩。不过，我还是要尽量地不加褒贬地叙述一下我是如何做的，出于什么动机这么做的。
那一天，我的穿戴同平日里一样的随便，胡子拉碴，假蓬乱。我把这缺乏礼貌的样子当成一种勇敢的表现，就这副德行地走进大厅。国王、王后、王室成员和所有宫廷大臣不一会儿也驾临这一大厅。我走去坐到居利先生领我去的属于他的那个包厢。这是个临近舞台的大包厢，正对一个较高的小包厢。国王和蓬巴杜尔夫人正坐在小包厢里。我周围尽是夫人，只有我一人是男的，不难想象，我是专门被安置在这里的，好让大家看见，灯光亮起时，我看见自己这副模样，坐在全都精心打扮了的人中间，便开始感到很不对劲儿了。我在纳闷：是不是坐错了地方？自己的穿着打扮是不是恰当？惶恐不安了几分钟之后，我便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回答自己说：“没错。”这种无畏也许更多的是因为无可奈何而非理直气壮。我寻思，这是我该坐的地方，因为我是在看人演出我的剧本，我是被邀请来的，我正是为此而写这一剧本的，再说，没有谁比我更有权利享受自己的劳动和才能的成果。我穿得跟平时一样，既不更好也没更差。如果我又开始在某件事上屈服于舆论，那我很快就要事事迁就别人。为了永远不失本色，不管是在什么场合，我都不该因根据自己所选定的职业穿着打扮而羞惭。我外表朴素，不修边幅，但我毕竟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胡子本身也不脏，因为那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而且，根据时尚，胡子有时候还是一种装饰哩。有人会认为我滑稽可笑，傲慢无礼。嗨，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应该学会忍受笑谑，只要我不觉得别人说得对就行了。这么小小地一番内心独白之后，我便百般坚强起来，以至于必要的话，我可以英勇无畏了。但是，也许是因为君王在场，也许是人之天性使然，我在以我为对象的好奇之中所见到的只是殷勤和礼貌。我深受感动，又开始对自己、对剧本不安起来，生怕失去这似乎只想为我喝彩的极其有利的偏见。我对他们的嘲讽是有所准备的，但他们那份殷勤劲儿是我所没有料到的，使我为之折服，以至于开始演出时，我竟像个孩子似的浑身抖。
我很快便有理由放心了。就演员来说，演得并不好，但就音乐而言，唱得也好，演奏得也好。第一场说实在的只是属于一种感人的淳朴，但自这第一场起，我便听见各个包厢里响起了在这类剧本中从未听到过的一种惊奇、赞叹的窃议。这种激动在不断增强，很快便传染到了全场观众，按孟德斯鸠的说法，就是用效果本身来增强效果。在两个可爱的人儿的那一场（）①，这一效果达到了顶点。国王在场是不许鼓掌的，这就使得大家能听得一清二楚，剧本和作者因此而大受其益。我听见我四周的一些我觉得如天仙一般美丽的女士在彼此窃窃私议：“这剧真美，真动人，没有一个音符不激动人心的。”我因使得这么多的美人儿激动不已而高兴得热泪直流。到第一个二重唱时，我现并非自己独自一人在忍不住流泪。有一会儿，我在冥思，回想起在特雷托朗家搞的那场音乐会来。这种回想使人觉得奴隶在把桂冠戴在凯旋者们的头上。但这个回忆转瞬即逝，我立即全神贯注、再不分心地享受体味自己荣耀的那份乐趣。可我深信，此时此刻，性欲的要求要大大地高于作者的虚荣心。可以肯定，如果在场的全是男人，我也就不会像当时那样欲火攻心，想用嘴唇去承接我使之流出的那些醇美的泪水。我见过一些剧本激起过更加热烈的赞叹，但从未见过全场观众这么无一遗漏地、温馨激动地陶醉于这样一个剧本的，特别是，这是在宫廷里，又是头场演出的日子。凡是看过这个场面的人都应该记得的，因为那效果是独一无二的。
当天晚上，奥蒙公爵大人让人告诉我，让我第二天十一点光景到城堡去，他要让我晋见国王。传话的是居利先生，他补充说，可能是要赐予我年金，国王想亲自向我宣布这事。
谁能相信，紧随这如此辉煌的一日而来的一夜，对于我来说，竟是一个焦虑而惶恐之夜呢？一想到要晋见国王，我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想到我得常常外出应酬了。这种外出应酬当晚观剧时就让我深受其害，而且，第二天，当我在王宫的长廊或国王的房间里，同那些权贵们在一起，等候陛下御驾亲临时，还会折磨着我的。这个缺点是使我避开社交、妨碍我去与女人厮混的主要原因。一想到这种应酬会使我陷入窘迫，我就觉得极不对劲儿，非出洋相不可，而我是宁愿死也不愿出洋相的。只有亲身经历过这种窘状的人才能体会到冒此危险有多么可怕。
然后，我又在想象国王来到自己面前，有人向陛下介绍我，国王恩宠有加，停下脚步，冲我问话。这时候，必须准确无误、镇定自若地回话。我那该死的胆怯在随便一个陌生人面前都要让我慌乱不安，到了法国国王面前，还能饶过我吗？还会让我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说出该说的话来吗？我很想既不抛弃自己已有的那种严肃的神态与口吻，又能对一位如此伟大的君王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我必须在美好而恰当的颂词之中，带上一点伟大而有益的真理。为了事先准备好恰如其分的回话，就必须正确预见到陛下会对我说些什么。可是，我深信，即使这样，到了陛下的面前，我也想不起自己预先想好的话来了。当着满朝文武，此时此刻如果我在慌乱之中冒出一点平时的那种傻气来，那可如何是好？这种危险令我惊恐、害怕、颤抖，使我横下心来，无论如何也不去丢人现眼。
是的，我失去了可说是送上门来的年金，但我也摆脱了这年金本会让我戴上的枷锁。否则，我将与真理、自由、勇气永诀了。那日后还怎么去侈谈独立和淡泊呢？拿了这份年金那就只好专事逢迎，或缄口不言了。再说，谁能保证我就一定能得到年金呢？那要费多少周折，求多少人呀！为了保有这份年金，我必须比不要它时付出更多的心血，招致更多的不快。因此，放弃这笔年金，我认为是采取了一个很符合自己行为准则的决定，为了实际而牺牲了面子。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格里姆，他毫不反对。对于其他人，我只说是身体不适，当天上午就走了。
我的离去招致纷纷议论，一致谴责。我的理由不会让所有的人都认同。指责我是个骄傲的傻瓜，这早已有之，而且这也更能满足任何自觉不会这样做的人的嫉妒心。第二天，热利约特给我写了一个短笺。详细说明了我的剧本的成功，以及国王本人是如何入迷。他告诉我说：“整整一天，陛下用他那全王国最不成调门的嗓子不停地在唱：‘我失去了我的仆人，我失去了我全部的幸福。’”他还说道，再过半个月，还要再度上演《乡村占卜者》，这将会向全体公众证实场演出的圆满成功。·
两天之后，当我因要去埃皮奈夫人家吃晚饭而于晚间九点光景走进她家时，在大门口遇上了一辆马车。车上有人示意我上车，于是，我便上去了，是狄德罗。他同我谈起了年金，急切极了，我真没想到一位哲学家谈论这类问题竟会这样。他倒是没有指责我不愿晋见国王，而对我对年金的无动于衷大加鞭笞。他跟我说，如果我自己对此无所谓的话，那也不允许我不考虑考虑勒瓦瑟尔太太及其女儿，说我应不放弃任何可能而正当的机会为她们的生活着想。由于毕竟还不能说我拒绝了这份年金，他便强调说，既然人家好像准备给我，我就得去申请，不惜代价地拿到它。尽管我对他的一番热心很感动，但我不能欣赏他的箴言。因此，我俩就这一问题非常激烈地争吵了一番。这是我与他的第一次争吵。我俩的争吵都是因这一类问题引起的，他总命令我做他认为我应该做的，可我偏偏不那么做，因为我认为我不该那么做。
我俩分手时，时间已晚。我想领他去埃皮奈夫人家吃晚饭，可他硬是不肯。我总想把自己所喜爱的人都拢在一起，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我都极力让他见见她，甚至都把她带到他家门口，可他就是不肯见她，让她吃闭门羹，谈起她来，总是一脸的不屑。直到我同她，又同他闹翻了之后，他俩才有了交往，他在谈到她时才开始怀着尊敬。
自那时起，狄德罗和格里姆好像就有意要离间我同两位“女总督”的关系，暗示她俩说，她们之所以生活不宽裕，那全是我的错，说是同我在一起，她们总也好不了的。他们竭力怂恿她俩离开我，答应凭借埃皮奈夫人的面子，给她们找个食盐、烟草或其他什么分销店让她们干干。他们甚至想把杜克洛以及奥尔巴什拉到他们一起，但杜克洛始终拒绝同他们一起干。他们的这套把戏，我当时已有所耳闻，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弄清楚。我常抱怨朋友们的这种盲目而欠考虑的热情，我本已身体有恙，他们还要拼命地把我逼进最最痛苦孤独的境地，按照他们的意思想使我幸福，可他们的办法却偏偏使我愁苦不堪。
一七五三年的狂欢节，《乡村占卜者》在巴黎演出。在这之前，我抽空写了该剧的前奏曲和幕间歌舞。这个幕间歌舞如印刷出来的那样，应该从头至尾都是舞蹈动作，而且是由一个主题贯彻始终的，依我看，提供了一些十分有趣的场景。但是，当我把这个想法向歌剧院提出时，人家连听都不愿意听，因此，只好按照惯常做法，编串一些歌舞，致使这个幕间歌舞虽然充满美妙的意趣，未使正剧逊色，但效果平平。我去掉了热利约特的宣叙曲，换上了我原先写的、现在印出的那一。这宣叙曲，我承认是有点法国化了，也就是说被演员们弄得拖沓了，但根本没让任何人感到刺耳，而且，效果不在咏叹调之下，甚至使听众觉得与咏叹调并驾齐驱。我把我的剧本题献给了捍卫了该剧的杜克洛，并且声明，我将只题赠他一个人。不过，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我后来又题赠给过别人一本书（）①。他应该因我作出这一例外的题赠而感到更加荣耀。
我有许多关于这个剧本的逸闻趣事，但我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说，无暇在此赘述。也许有一天，我会在补篇中再来叙述一番的。然而，其中有一件事我不得不谈，因为它可能与后面的事情有关。有一天，我在奥尔巴什男爵的工作室里观看他的乐谱。在浏览了许多种类的乐谱之后，他指着一部羽管键琴曲集对我说：“这些是别人专为我写的曲子，品位极高，很适合演唱，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知道，也将见不到它们。您应该选上一用到您的幕间歌舞上去。”我脑子里装着的歌曲和合唱曲的主题比所要用的多得多，所以我并未在意他的曲子。可是，他一再地催促我，所以，碍于情面，我便选了一段牧歌，把它压缩，改成三重唱，作柯莱特的女伴们上场时用。几个月之后，当《乡村占卜者》正在上演的时候，有一天，我走进格里姆家门，现在他的羽管键琴旁聚着一些人。见我来了，格里姆便突然站了起来。我本能地朝他的琴谱架上看了一眼，看到了奥尔巴什男爵的那同一本曲集，正翻在他催促我采用、并向我保证永远不拿给他人的那支曲子上。这之后不久，有一天，埃皮奈先生家举行演奏会，我又看见这同一本曲集翻开着放在主人的羽管键琴谱架上。无论格里姆还是别人，都没有跟我谈起过这支曲子，而我之所以在这里亲自提到它，也是因为不久之后，有谣传说我并不是《乡村占卜者》的作者。由于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音乐家，所以我深信，要不是我的那本《音乐辞典》，人们肯定会说我根本不懂音乐的。
《乡村占卜者》上演前的一段时间，一些意大利滑稽剧团的演员来到巴黎。人们没有预测他们将会产生什么效果，就让他们在歌剧院舞台上演出了。尽管他们演技拙劣，乐队当时也一塌糊涂，随意曲解他们的剧本，但是他们仍旧使得法国歌剧大为逊色，一直缓不过劲来。法国和意大利两种音乐在同一天、同一个舞台上演奏，使得法国听众茅塞顿开。在听了意大利音乐的那种热烈欢快的节奏之后，没有一个法国人再能忍受本国音乐的那种疲沓劲儿了。意大利滑稽演员一演完，听众便都走光了。因此，迫不得已，只好改变演出顺序，让意大利滑稽演员压轴。那时，正在上演《厄格勒》、《皮格马利翁》、《天仙》，但都顶不住。只有《乡村占卜者》还可以比试比试，即使排在《女仆情妇》（）①之后演出，也能受到欢迎。当我在写幕间歌舞时，脑子里尽想着意大利的那些滑稽演员，是他们给予我灵感，可我远远没有想到，有人竟拿我的幕间歌舞去仔细比较。如果我是个剽窃者的话，那剽窃行径该有多少呀，人们要费多少心思去揭露呀！可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白白地费心劳神了，没有在我的音乐中找到一丁点儿他人的痕迹。我的所有歌曲，同所谓的原作比较起来，正如同我所创造的音乐特性一样，完全是崭新的。如果让蒙东维尔和拉摩去经受这种考验，那他们就要被批得体无完肤了。
那些滑稽演员为意大利音乐赢得了一批极其狂热的崇拜者。整个巴黎分成了两派，激烈程度超过对于国家大事或宗教事务的争论。一派，人多势众，由大人物、富人和女士们组成，积极支持法国音乐；另一派，更活跃，更自信，更激烈，由一些真正的行家、一些才华横溢、天赋极高的人组成。这一小伙人，常聚集在歌剧院王后包厢下面。另一派则坐满了池座和正厅的其他地方，但其中心是聚在国王的包厢下面。这著名的两大派系当时便因此而获得“国王之角”和“王后之角”的别称。争论日趋激烈，还出了一些小册子。“国王之角”想开玩笑，但遭到了《小先知》（）①的嘲讽；他们想理论一番，可又被《论法国音乐的信》（）②给驳得体无完肤。这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格里姆写的，另一本是我的，是有关这场争论所幸存的两本，其余的全都不知去向了。
但是，大家不听我的辩解，一味地认为是出自我手的《小先知》被一笑置之，作者未受到任何的责难。可《论法国音乐的信》却被认真看待，引起全民族对我群起而攻之，认为我侮辱了法国音乐。这本小册子所引起的难以置信的效果真值得塔西佗（）③的神来之笔去描绘一番的。当时正值议会与教会大争斗时期。议会刚被解散，形势一触即，暴动迫在眉睫。那本小册子一出来，其他所有的争吵立即被湮没了，人们一心只想着法国音乐遇到危险，矛头全都指向了我。声势之大，令全法国至今尚未忘怀。在宫中，犹豫的只是把我关进巴士底狱还是让我流放。要不是瓦耶（）④先生表示这样做会贻笑大方的话，御旨便已下达了。当人们听说这本小册子也许阻止了一场革命时，会以为是痴人说梦。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全巴黎的人依然可以做证，因为这桩奇闻逸事距今还不超过十五年。
诚然，人们并未伤及我的自由，但并未少侮辱我，连我的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歌剧院的乐队想在我走出剧院时大义凛然地密谋干掉我。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我，可我反倒去歌剧院去得更加勤了。我很久以后才知道，是跟我关系不错的火枪手队军官昂斯莱先生挫败了这一阴谋的，他瞒着我在散场时派人暗中保护我。市政厅刚刚接管歌剧院，巴黎市长的第一项壮举就是取消了我的长期入场券，而且其做法极尽卑鄙恶劣之能事，竟在我进场时，当众阻拦我，逼得我只好买了一张池座票，免得那一天忍受被逼回头的羞辱。这种不公正的对待尤其令人指的是，我在把剧本让与他们时，唯一的条件就是享有永久性免费入场的权利，因为尽管这是所有作者应有的一种权利，而且我因双重资格拥有这一权利，但我是当着杜克洛先生的面特别提出来的。不错，我并未提出要求，人家就派歌剧院的出纳给我送来过五十金路易作为酬金，但是，且不说这五十金路易根本就抵不上按规定我所应得的酬劳，它根本就与长期入场券毫不搭界，那种长期入场券是明文规定了的，与酬金完全不相干。这种行径简直是不公、蛮横到了极点，就连当时对我痛恨至极的公众也都为之震惊。昨天还辱骂我的人，第二天竟在正厅中高声叫嚷道：“剥夺一位理应享有、并可要求双份的作者的长期入场权是可耻的。”意大利的那句谚语简直太对了：“人皆喜为他人主持公道。”
这样一来，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要回自己的作品，因为人家废除了同我约好的条件。我为此写信给兼管歌剧院工作的阿尔让松先生。我在信中还夹了一份备忘录，理由是不容置辩的，但信和备忘录全未见答复，未起到任何作用。这个不公允的人所保持的沉默深印在我的心上，我原本就对他的品行和才能不敢恭维，这样一来，我就更瞧不起他了。就这样，我的剧本被歌剧院扣下了，但把我因让出剧本而享有的权利给剥夺了。若是弱者对强者这样，那就是偷盗了，而强者对弱者如此，则只不过是据他人之财为已有而已。
至于该剧本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若是换了别人，准会得到四倍的酬劳，但它毕竟数目不小，足以使我生活好几年，从而填补了我那始终不很景气的抄谱的收入。我得到了国王赏赐的一百金路易，又从美景宫（）①的演出得到了蓬巴杜尔夫人赏的五十金路易，夫人在剧中还扮演了柯兰一角；歌剧院给了五十金路易，比索刻印剧本给了五百法郎。所以，这个幕间歌舞，只不过花了我五六个星期的劳动，尽管我惨遭不幸且愚蠢笨拙，但还是几乎给我带来了与后来的《爱弥儿》一样多的收益，可是我写《爱弥儿》却思考了二十年，光写就用了三年时间。不过，虽说这剧本给我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给我招致了无尽的烦恼。它是很久以后爆出来的暗中嫉妒的根苗。自从该剧获得成功之后，我在格里姆、狄德罗或者几乎所有我认识的文人中，再也看不到我此前一直认为他们对待我的那种诚挚、坦率，那种见到我时的高兴劲儿了。我一走进男爵家，大家便停止了畅谈，代之以一小堆、一小撮在一起窃窃私语，以致我独自待着，不知同谁说话的好。这种令人下不了台的冷遇，我忍受了很久，因为我看到奥尔巴什夫人和蔼可亲，向来待我甚好，所以只要她丈夫的粗鲁态度尚可忍受的话，我总是在强忍着。但是，有一天，他当着狄德罗和马尔让西的面，莫名其妙地无端冲我火。狄德罗没有吭声，马尔让西后来常跟我说，很钦佩我回答得那么温和克制。奥尔巴什的这种毫无道理的对待等于是在下逐客令，因此，我便毅然决然地走了出去，再也不进他家的门了。尽管如此，每每谈到他以及他家时，我总是很敬重的，可他对我总是语多侮辱、鄙夷，开口闭口总叫我“那个小学究”，可又说不出我对他以及他所感兴趣的任何人有过任何的不到之处。就这样，他终于证实了我的预见和担心。就我来说，我相信我的那些朋友是会原谅我写书，写好书的，因为这种光荣他们也能获得，但他们不能饶恕我写出了一个剧本，而该剧本又获得很大的成功，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能力干这一行，更不能指望获得同样的荣耀。只有杜克洛没有跟着大家嫉妒我，好像还更加与我相好，并且领我去了基诺小姐家。与在奥尔巴什先生家相反，我在基诺小姐家得到了关心、尊重和爱戴。
当《乡村占卜者》在歌剧院上演时，法兰西喜剧院也想到了该剧作者，但结果不尽如人意。由于七八年的工夫都未能使我的《纳尔西斯》在意大利剧院演出，我便对该剧院起了反感，觉得那帮演员用法语演出水平太差，所以真想让法国演员来演我的剧，而不找他们演了。我把我的这一想法告诉了喜剧演员拉努。我跟拉努早就认识，而且如大家所知，他是个优秀的人，又是作家。他很喜欢《纳尔西斯》，负责让该剧匿名演出，并且，在这期间，还送了我一些入场券，使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一向更喜欢法兰西剧院，而不太喜欢另外两个剧院。剧本受到欢迎，被接受了，并且以不道破作者姓名的方式演出了。但是，我有理由认为，演员们以及其他许多人还是知道作者是谁的。艾桑小姐和格朗瓦尔小姐饰演情女的角色。尽管，依我看，全剧精髓未能演出来，但不能说这个剧演得很不好。我可说是对观众的宽容感到惊奇而感动，他们竟然有耐心静静地从头看到尾，甚至还让它演了第二次，竟没有丝毫不耐烦的表现。就我而言，我对第一次演出就厌烦得不得了，都没能坚持看完，出了剧院便直奔普罗高普咖啡馆，在那儿见到了波瓦西以及其他几个人，他们可能同我一样也感到厌烦了。在那儿，我公开地承认了我的Pccav（）①，谦卑地，或者说自豪地承认了自己是该剧的作者，并且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坏剧本的作者，这一做法深受赞赏，而且，我也并不觉得有什么难堪的。我甚至从坦白承认的勇气中得到了对自尊心的一种补偿，而且我仍认为，彼时彼地，说出了的骄傲多于默不作声的羞愧。不过，该剧本虽说是演起来不受欢迎，但读起来还是有味道的，所以我让人印了出来，而且，我在属于我的佳作之列的序言中，开始阐明我的准则，比我在此前所阐明的更深刻一些。
不久以后，我便有机会在一本更重要的著作中对这些准则进行全面的阐述了。我想，那是在一七五三年，第戎科学院表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征文章程的时候。我被这个大问题所震动，很惊奇该科学院竟敢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但是，既然它有勇气提出来，我就当然有勇气去写。于是，我便动手写了起来。
为了随意地思索这一重大题目，我同泰蕾兹、我们的女主人——一个好女人及其一位女友一起，去圣日耳曼旅行七八天。我把这次旅行视作我一生中最适宜的旅行之一。天气晴和，那两位好女人负责照料一切，掌管花销，泰蕾兹同她俩一起戏耍，而我则不用操什么心，吃饭的时候，同她们无拘无束地寻开心。每天其余的时间，我便钻进森林中去，在那儿寻觅并找到了我自豪地描绘其历史的原始时代的景象。我荡涤掉人的种种谎言，我大胆地彻底揭露人的本性，追寻歪曲了人的本性的时间和事物的进程，把人为的人和自然的人相比较，向他们指出，其苦难的真正根源就在于人的所谓进化。我的灵魂被这些崇高的沉思所激扬，飞升至神明境界，从那儿看到自己的同类在其偏见的盲目道路上，循着错误、不幸、罪恶的道儿在往前走着，我以他们无法听见的微弱声音在冲他们呼喊：“你们这些不住埋怨大自然的愚蠢者，要知道，你们所有一切的痛苦都源自你们自身。”
从这番凝神思索中，产生《论不平等》。该作品比我其他所有的著作都合狄德罗的胃口，而且，他为这部著作所提的建议对我来说是最为有益的，但该作在整个欧洲很少有人能读得懂，而且即使读得懂的人也全都不愿谈起它。这部著作是为征文而写的，所以我把它寄去了，但事先便深信它获不了奖，而且我也深知，科学院的种种奖并不是为这类文章而设立的。
这次旅行和写作对我的脾性和健康都有所裨益。已经有好几年了，我被尿潴留所折磨，完全任随医生摆布，他们非但未能减轻我的病痛，反而耗尽了我的体力，毁坏了我的体格。从圣日耳曼归来，我感到自己有力气了，觉得好多了。我根据这个启示，决心不管是死是活，反正不求医不吃药，永远不沾医生和药物的边，活一天算一天，不能动就待在屋里，有点力气就走动走动。在巴黎，混迹于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中间，不合吾意。文人的钩心斗角，他们的那些可耻的争吵，写的书又是那么缺少真诚，在社交场合上又是那么盛气凌人，我觉得这都太可憎可鄙了。即使是在同朋友们的交往中，我也觉得太少温馨、坦诚、直率，因此，我厌恶这喧嚣的生活，开始急切地盼着去乡间居住，虽明知自己的条件不允许我在乡间定居，但我至少可以在乡下度过我的闲暇时间。有好几个月的工夫，先是午饭之后，我便独自一人前往布洛涅森林去散步，思考一些作品题材，直到入夜方归。
我当时同戈弗古尔过从甚密，他因职务关系得去日内瓦，建议我与他同行。我答应了。我的身体欠佳，少不了“女总督”的照料，因此，决定她也一同前往，留下她母亲看家。待一切安排停当，我们仨便于一七五四年六月一日一起动身了。
我应该把这次旅行当作我活了四十二岁第一次经历的事记下来。它影响了我那生而有之的毫无保留、自觉而充分信赖别人的天性。我们包租了一辆舒适的马车，不换马，每天只走很短一段路程。我常常下车步行。我们刚走了一半路程，泰蕾兹便表示极为讨厌与戈弗古尔单独待在车内，而当我不顾她的恳求，仍想下车步行时，她也跟着我下车步行。我对她的任性责骂了很久，甚至坚决不许她下车。最后，她不得不对我说出个中原委。当我得知我的这位已六十有余的朋友、这位患有足痛风、腿脚不便、因寻欢作乐过度而伤了身子的戈弗古尔先生，竟然自我们上路时起，便在着意诱惑一个既不漂亮也不年轻、属于自己朋友的女人，而且手段极其卑劣，极其下流，竟至把钱袋赠予她，还拿一本淫书念给她听，让她看他带着的许许多多的污秽的画，借以撩拨挑逗她，我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仿佛坠入五里雾中。泰蕾兹气愤不已，有一次竟把他的那本乌七八糟的书从车窗扔了出去。我还得知，第一天，我因剧烈头疼没吃晚饭便去睡了，他竟趁他俩单独在一起的机会，跃跃欲试，像个老色鬼、骚公羊似的去勾引她，简直不像我所信赖而又托付了自己伴侣的一个正人君子。我是多么惊奇，多么揪心呀！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友谊是与构成其魅力的所有可爱而高贵的情感分不开的，可我生平头一次不得不把它同轻蔑不屑连在了一起，不得不取消我对一个我所爱戴并自以为被其所爱的人的信赖和尊敬！那个无耻之尤还对我瞒着他的卑鄙行径哩。为了不让泰蕾兹为难，我不得不对他掩饰着我的轻蔑，把他不该知道的一些情感深藏在心中。友情的温柔而神圣的幻象啊！戈弗古尔第一个把你的面纱在我眼前掀开了。自此之后，有多少只无情的手在阻止这块面纱重新垂落啊！
到了里昂，我便离开了戈弗古尔，去萨瓦了，因为我无法忍心离妈妈那么近而不去看看她。我又见到了妈妈……她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上帝！堕落成什么样子了啊！她那早期的美德还剩下点什么？她就是蓬韦尔神甫把我推荐给她的那位当年那么光彩照人的瓦朗夫人吗？我的心好疼呀！我看到她已别无出路，只有换个环境。我早就在信中多次央求她前来同我一起安静度日，我愿意同泰蕾兹一起倾毕生精力使她幸福。我又再次急切地央求她，但无济于事。她死守住她的年金，不听我的劝告。可她的年金虽说是照不误，她自己却早已得不着分文了。我还是把我的钱分了一小部分给她。要不是我很清楚给她再多她也得不到一个子儿的话，我原本是该多给她一些的。在我在日内瓦逗留期间，她去沙伯莱旅行了一趟，并到格朗日运河来看了看我。她钱不够，无法继续前行，可我当时身上也没有那么多钱，一小时过后，我让泰蕾兹把钱给她送了去。可怜的妈妈！容我把她这一次表现的善良再说一下吧。她的饰最后只剩下一枚小戒指了。她把它摘下来戴在了泰蕾兹的手指上，但泰蕾兹随即又把它戴回到妈妈手上，并流着热泪，亲吻着那只高贵的手。啊！这可是我偿还欠债的时刻啊！我必须抛弃一切跟随着她，与她相依相随，与她同命运共呼吸，直到她最后的时刻。可我根本就没这样做。我因另有所系，只觉得对她的感情有所松弛，因为我看不出自己会对她有所帮助。我为她而叹息，但没有跟随她去。我一生所深感的内疚中，唯有这是最痛心疾、最抱憾终生的。因此，我理应受到自那时起便一直缠绕着我的可怕的惩罚。但愿这些惩罚能抵消我的忘恩负义吧！我的负义薄情是表现在我的行为上的，但它却撕碎了我的心，说明这颗心绝不是一颗无情无义之人的心。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我已草拟了我的那篇《论不平等》的题献词。我在尚贝里时，把这个题献词写定了，并注明写于尚贝里的日期，因为我觉得还是不注明写于法国或日内瓦的好，免得有人挑刺儿。我一到尚贝里，便沉浸于召唤我来此的那股共和主义的激情中了。因为我在那儿受到热烈的欢迎，所以这激情有增无减。我受到各行各业的人的款待和宠爱，爱国主义的激情充满在我的心中。我因摒弃祖辈所信奉的宗教而另拜了一个神明，被褫夺了公民权，为此，我感到汗颜，因此，我决定公开地重新尊奉我祖辈的宗教。我在想，所有的基督徒用的都是同一本福音书，而教义内容之不同只是因为人们硬要横加解释自己所无法理解的东西，因此，在每个国家中，只有君主有权确定所奉之神明以及那不可理解的教条，而公民的义务就在于接受这一教条，遵奉法律所确定的那个信仰。同百科全书派的来往非但没有动摇我的信念，反而因我对争论和派系的天生厌恶而更加坚定了我的信仰。对于人和宇宙的研究始终向我展示了主宰着人与宇宙的终极原因与智慧。几年来，我潜心研读《圣经》，特别是研读福音书，使我蔑视那些最不配理解耶稣基督的人对耶稣基督的低劣和愚蠢的阐释。总而言之，哲学在使我追求宗教精髓的同时，使我摆脱了人们用以遮蔽其光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无足轻重的程式。我认为，对于一个理智的人来说，是没有两种做基督徒的方式的。我同时也认为，凡是形式和纪律的东西，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属于法律的范畴。这一极其合理、极其有社会性、极其平和而又给我招致那么多残酷迫害的原理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我若要做公民，就应该是新教徒，就应该重新遵奉我国所确定的信仰。我决心这么做了。我甚至屈从了我所居住的远在城外教区的牧师的训令。我只是希望不必非得去教务会议上受审。然而，圣教敕令关于这一点的规定是不含糊的。人家很想替我通融一下，指定了一个五六个人的委员会来单独听我的皈依誓言。但不幸的是，与我关系甚好的既可爱又亲切的佩德里奥牧师竟对我说，有些人很想听听我在这个委员会上表的讲话。这事让我害怕得不得了，三个星期的工夫，我日日夜夜地琢磨我准备了的一篇短小的演讲词，但临到背诵时，可就乱了套了，竟至一个词也说不出来，在讲坛上竟然成了一个最笨拙的小学生。委员们在为我解围，我只是蠢乎乎地回答着“是的”或“不是”。然后，我便被接纳进团体，并恢复了我的公民权。我以公民的身份在保安税册上登了记，这种税只有公民兼市民才缴纳的，而且我还参加了一次国民议会的特别会议，以便从市政官员米萨尔那儿接受誓言。对于国民议会、教务会议此次对我表示的好意以及所有官员、牧师和公民对我表示的种种殷切而诚挚的态度，我深为感动，因此，我在总在劝说我的好心的德吕克的催促之下，更主要的是我自己心里也正这么想，便一心要回巴黎去拆散我的家庭，处理一下自己的琐事，安置好勒瓦瑟尔太太及其丈夫，或者说提供他们一些赡养费，然后，同泰蕾兹一道回日内瓦安居，度过余年。
作出这一决定之后，我便把正事暂时撂下，好同我的朋友们一起玩玩，一直到动身时为止。在同朋友们的游玩中，最使我开心的是我同德吕克老头、他的儿媳、他的两个儿子以及我的泰蕾兹一道环湖泛舟的那一次。我们用了七天的时间在湖中环游。天气简直是好极了。我对湖对面使我惊叹的那些风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年之后，我在《新爱洛伊丝》中把它们描绘了出来。
我在日内瓦主要交往的人，除了我提到的德吕克而外，还有：年轻的牧师凡尔纳，我在巴黎时就已经认识他了，我当时对他的评价高于以后对他的看法；佩德里奥先生，当时是乡村牧师，现在是文学教授，同他的交往充满了温馨和舒适，将永远令我缅怀，尽管他后来不屑于与我为伍；雅拉贝尔先生，当时是物理学教授，后来当上了国民议会议员和市政官员，我曾把我的《论不平等》读给他听，但没读题献，他似乎对此文甚为赞赏；吕兰教授，直到他死前，我一直与他有书信往来，他甚至还托我为日内瓦图书馆购置书籍；凡尔奈教授，他在我向他表示好感和信赖之后，同大家一样，就不再理我了，而我的那些表示本应使他感动的，如果一位神学家还会对什么事情有所感动的话，戈弗古尔的助理及继任者夏普伊，他本想顶掉戈弗古尔的，可没多久，自己反倒被人取而代之了；马尔塞·德·梅齐埃尔，我父亲的故旧，也是我的朋友，曾一度为国增光，后成为剧作家，并想进二百人委员会，从而改变了信条，死前便已贻笑大方。但所有的朋友中我殷切期待的是穆勒杜，他才华横溢、思想激烈，是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我一直都很喜欢他，尽管他对我的态度常常很暧昧，而且同我最凶狠的敌人有来往。虽然如此，可我仍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成为我死后的辩护人并为我这样的一个朋友报仇雪耻的。
尽管这些应酬费时费力，但我仍旧没有失去独自散步的喜好和习惯。我经常在湖边久久地漫步，但我那习惯思考的头脑并没有闲着。我在琢磨我已拟就的《政治制度论》一书的纲要，我马上就要谈到这本书；我在构思一本《瓦莱地方志》以及一部散文悲剧的大纲，主题是卢克丽霞（）①，尽管她已不再能上法国的任何舞台，我仍斗胆地要表现她，以期使嘲笑者黯然。与此同时，我还在试着译塔西佗，已经译出他的史书的第一卷了，大家可在我的文稿中找到它。
在日内瓦待了四个月之后，我于十月份回了巴黎。我没有从里昂走，免得碰到戈弗古尔。因为我打算春天才返回日内瓦，所以，冬季里，我便恢复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工作，主要的是看我的《论不平等》的校样。那是我让书商雷伊在荷兰印的。我同雷伊是刚在日内瓦结识的。由于此文是题献给共和国的，而且这个题献可能会使国民议会不开心，所以我想等等看这一题献在日内瓦产生什么效果，然后再回日内瓦去。效果果然对我不利。这个题献是我在最纯洁的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写出来的，可却偏偏给我在国民议会中招来了一些敌人，在市民中引了嫉妒。舒埃先生当时是第一市政官，他给我写了一封客气但冷淡的信。大家可以在我的信函集A第三号中看到这封信。我从个别人那儿，特别是德吕克和雅拉贝尔那儿得到了一些恭维，仅此而已。我没看见有哪个日内瓦人真正感激我在这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由衷的热忱。这种冷漠使所有注意到的人都愤愤不平。我记得，有一天，在克里希的迪潘夫人家吃饭，同席的有共和国常驻代表克罗姆兰和米朗先生。米朗先生在席间说，国民议会应因此书而奖赏我，并公开赞扬我，还说，如果不这样，便有失体统。克罗姆兰矮小黝黑，为人卑鄙险恶，当着我的面他没敢吭声，但做了一个可怕的鬼脸，令迪潘夫人觉得好笑。这部著作给我带来的唯一好处，除了满足了我的夙愿而外，就是那个公民的称号，那是先由我的朋友们，然后又由公民循着我朋友们的样子赠与我的，可后来，却因为我与这一称号太相般配而又失去了它。
如果不是我心中有一些更强烈的原因在起作用的话，光凭这一不顺遂是不会改变我退隐日内瓦的初衷的。埃皮奈先生想给舍弗莱特城堡加盖缺少的一翼房舍，为此而耗费颇大。有一天，我同埃皮奈夫人去看这项工程。我俩走出挺远，到了四分之一法里以外的园子的蓄水池处，紧挨着蒙莫朗西森林，那儿有一个很漂亮的菜园子，园内有一破败不堪的小屋，人称“退隐庐”。这个幽静宜人的地方，在我去日内瓦之前，第一次见到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因兴奋而情不自禁地脱口说道：“啊！夫人。这住所多美妙啊！这真是为我而设的退隐之所。”埃皮奈夫人当时并未太注意我的这句话。但当我第二次再来时，我十分惊奇地现，在原先小屋的旧址上，盖起了一座几乎崭新的小宅子，布局十分得当，非常适合三口之家居住。埃皮奈夫人悄悄地让人盖起了这座小宅子，而且花钱很少，只是从盖城堡侧翼的工程中抽点材料和人工而已。第二次来时，她见我如此惊奇，便对我说：“我的大熊啊，这就是您的栖身之地。这是您自个儿选定的，是因友情而送给您的。我希望它将使您抛弃想远离我的残酷念头。”我敢说，我这一辈子还从未如此强烈如此幸福地感动过：我用泪水沾湿了我女友那只惠手。如果说我当时并未被征服，但已从根本上产生了动摇了。埃皮奈夫人想一气呵成，便百般催逼，用尽一切办法，托过不少的人来说服我，甚至为此而动员勒瓦瑟尔太太及其女儿出来规劝。她终于说动了我。我放弃返回祖国居住的计划，决定并答应住在退隐庐。她一边等着新房晾干，一边忙着置备家具，所以开春便一切安排停当，可以入住了。
有一件事促使我下定了决心，那就是伏尔泰住到日内瓦附近了。我知道，此公将会在日内瓦闹个天翻地覆的。而我若是去日内瓦，就会再遇上把我从巴黎驱走的那种气氛、风尚和风俗，我就必须不停地战斗，在行为举止上，就不会有其他的选择，或者成为一个无法容忍的学究，或者是一个懦弱的坏公民。伏尔泰就我最后那部作品写给我的那封信，使我不得不在回信中婉转地表示我的种种担忧。它所产生的结果证实了我的担忧。从此，我便认为日内瓦完蛋了，这我并没有看错。我也许本该去顶风冒雨的，假使我自觉有此能耐的话。可我单枪匹马，既腼腆羞怯，又不善辞令，面对一个傲慢、阔绰、深受王公大人的青睐又口若悬河，而且已是女士和年轻人的偶像的人，我又能怎样呢？我担心血气之勇非但于事无补，反会遭殃，所以便听任自己息事宁人的天性安排，听任与世无争的心态的驱使。这种与世无争的心态如果说曾欺骗过我的话，那么今天在这同一个问题上仍旧在欺骗着我。要是退隐到日内瓦去的话，我本会为自己免去一些大灾大难的。但是，即使我怀着满腔炽热的爱国热情，我仍怀疑我能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什么伟大而有益的事。
特隆桑差不多是在这同一时期前去日内瓦定居的。他不久之后来到巴黎闯荡了一番，挣了不少的钱。他到巴黎后，同若古骑士一道来看过我。埃皮奈夫人非常希望他能单独给她诊治一番，可看病的人太多，她插不进去，便来求我。我便敦促特隆桑去给她看看。就这样，在我的撮合之下，他俩开始有了交往，而且后来，关系愈加紧密，反把我给甩了。我的命运总是如此，一旦我把我的两个彼此互不相交的朋友弄到一起，他们就必定联起手来反对我。尽管特隆桑一家在自那时起便参与的践踏祖国的阴谋中都对我恨之入骨，但特隆桑医生本人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我仍十分友好。他甚至在回到日内瓦之后还给我来过信，建议我就任日内瓦图书馆荣誉馆长一职。但我的主意已定，这番盛情并未使我产生动摇。
就在这一时期，我又去了奥尔巴什先生府上，原因是他的夫人去世了。奥尔巴什夫人和弗朗格耶夫人都是在我在日内瓦期间辞世的。狄德罗在把奥尔巴什夫人的噩耗告诉我时，谈到她丈夫悲痛欲绝。他的痛苦触动了我。我也深为这个可亲可爱的女人之死感到扼腕，因此，我给奥尔巴什先生写了一封信。这悲伤的事使我忘掉了他所有的不是，所以，当我从日内瓦归来之后，而他为了散散心，同格里姆以及其他几个朋友去法国各地转了转回来之后，我便前去看他，后来仍继续去看望他，直到我去退隐庐为止。
当他那个小圈子中的人得知埃皮奈夫人——他当时同她尚无来往——在为我准备一个住所，讽刺嘲弄便像冰雹似的向我砸来，硬说我需要别人捧场和都市的娱乐，耐不住寂寞，连半个月都待不下去的。我自己心中有数，随他们去怎么说，我反正干自己的。奥尔巴什先生倒是帮了我个忙，给勒瓦瑟尔老头找了个地方安置好了。老勒瓦瑟尔已八十多岁了，他妻子感觉是个累赘，老央求我把他给打掉。老头被送到一个敬老院去了，由于年岁太大，又被离家孤身所苦，几乎刚一去便进了坟墓。他妻子以及其他的孩子对他的死并不怎么伤心，倒是一向疼爱其父的泰蕾兹却抱憾终生，后悔不该让风烛残年的父亲离开她而了却余生。
几乎与此同时，有一位我未曾料到的客人来拜访我，尽管他是个老相识了。我指的是我的朋友旺蒂尔，他有一天早晨突然闯来，我真万万没有想到。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我觉得他真是大变样了！他往日的风采荡然无存，看上去形容萎靡，使我不敢与他亲近。或许是我的眼光已经变了，或许是声色犬马使他神情恍惚，或许是他那昔日的风采源自青春年少，而今已是白头。我几乎是无动于衷地接待了他，于是，我们便挺冷淡地告别了。可是，当他刚一走，往日的情谊便强烈地唤起了我年轻时代的回忆。那是多么温馨的青春时代呀，我把它理智地奉献给了那位天使般的女人，她现在的变化也不亚于他呀。我也回想起了那幸福年代的种种小趣事，想起了在托讷与两个可爱的姑娘一起度过的天真无邪尽情尽欢的那浪漫的一天，她俩赏给我的唯一恩赐就是让我吻了一下手，尽管如此，这却给了我那么强烈、那么动人、那么持久的惆怅。当年，我怀着的是一颗年轻人的心，充满了美妙的幻想，感觉到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可我相信这已是一去不复返的事了。这所有的温情回忆使我不免为逝去的年华而流泪，为失而不能复得的激情而伤悲。啊！我若是能料到晚年那不幸的激情的重新燃起会给我带来多大的不幸，我本会为这激情的归来而洒下多少眼泪啊！
离开巴黎之前，在我退隐前的那个冬季里，我有过一件遂心的快事，我品尝到了它的全部纯美的意味。南锡科学院院士帕利索因写了几个剧而出了名，此时正为波兰国王在吕内维尔演出其中的一个剧。他在剧中竟让一个人斗胆握笔与国王较量，以为这样显然就可以取悦国王。斯塔尼斯拉为人豪爽，不喜讽刺，看到有人竟敢在他面前如此这般地妄评时人，不觉勃然大怒。特莱桑伯爵先生奉这位国王之命，写信给达朗贝尔和我，告诉我陛下有意将帕利索先生逐出他的科学院。我回信殷切恳请特莱桑先生代为向波兰国王求情，饶过帕利索先生这一次。国王倒是恩准了，但特莱桑在传国王的旨意时向我补充说道，此事将记录在科学院的档案上。我回复道，这不是开恩，倒是给了一个永久性的惩罚。最后，经我一再坚持，总算没在档案上作任何记载，而且不给这件事留下任何公开痕迹。在这件事上，无论是国王还是特莱桑先生，都对我表示出尊重和景仰，我感到极其欣然。就这件事我感觉到，所有本身极受人尊敬的人，对他的尊重会在心灵之中产生一种比虚荣心更加温馨、更加高尚的情感。我把特莱桑先生的信以及我的复函都辑录下来了，大家可以在信函集A中的第九、第十、第十一号中找到原件。
我深深地感到，一旦我的回忆录得以公之于世，我自己却在此竟永远录下了我本想抹去的对一件事的回忆。可是，我不得已而要传之于世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始终不忘的写《忏悔录》的伟大目标以及和盘托出一切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使我无法因小事而瞻前顾后，背离初衷。在我身处的离奇、独特的环境之中，我必须面对真理，不得顾及任何人。为了很好地了解自我，我必须从各个方面，无论好坏，去认识我自己。我的忏悔势必与许多人的忏悔紧密相连。凡是与我有关的事，我在谈到自己或别人时，都是同样的坦诚，我不认为应该对别人有所宽容，而对自己则更加苛刻，不过，我还是想对别人更加照顾一些。我要始终公正、真实，尽我的可能去说别人的好处，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谈论只与自己有关的他人的不是的地方。我被他们弄到这步田地，还有谁有权对我作更多的要求？我的《忏悔录》根本不是写来在我生前面世的，也不是想在有关的人还活着的时候出版的。如果我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以及该书的命运的话，那这本书将在我和他们死后很久才会表。但是，我的那些强大的压迫者因为害怕真理而无所不用其极，以便抹去真理的痕迹，这就迫使我为了保留下这些痕迹而采取最正确的权利和最严格的公理所容许我采取的一切措施。如果我的《忏悔录》将随我一同消逝的话，那我宁愿不连累任何人，毫无怨言地忍受一种不公平的、转瞬即逝的耻辱。但是，既然我的名字终将留下，我就该尽力使对拥有这个名字的不幸之人的回忆与这个名字一道流传下来，按其真实面貌，而非一些不公正的敌人处心积虑地描绘的那样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