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三章 变法开启

随着李继存带着赵辛然回到万江，皇帝大婚和皇后的册封大典便开始有条不紊准备起来。同时，一场准备良久的变法运动也在万江拉开大幕。

因为帝都那次冒险的失败，张钧飞一度毫无信心，幸而李睿琦给了他足够的勇气。李睿琦知道张钧飞的理想尚未实现，那日他把头埋进自己怀里哭泣的时候，他就知道，也许只有真正天下太平的那天他才能真正变得内心纯净，否则他的压力会一直存在下去。

这些日子，张钧飞反复研究林从观当年的改制主张，想从中寻找一些启示，但他反复查找资料多日之后，突然意识到，今日之形势已不尽相同，但依然可以引以为鉴。

“继存，你还记得当年风海先生与崔琰大人的那场辩论吗？”一日，二人交流变法的想法，张钧飞突然问道。

“当然记得，我当年即为风海先生所折服，钧飞你难道有什么新见解？”李继存回答。

“有些事确实是今天才想明白。现在想来，崔琰谈到的宽松、自治、和谐、有序的社会状态其实是理想，其实老庄所倡导的也不过这样的社会，而风海先生的儒法兼用谈的是现实，一个是目标，一个是方法，都是对的，又都不全是对的，”张钧飞说道，“崔琰实则没有理解匡浔思想的核心，他说，君主只是他们实现政治理想的工具，其实这里的君主也就是风海先生说的礼、义、法以及其相互关系的另一种体现，他们其实一脉相承，都是对的。但问题核心不在于目标与手段自身，而是目标与手段二者之间的悖论，所以他们一直意图不断修改手段本身的内容以实现工具与目标之间的这种不匹配。所以，当君主可以通过强有力的手段去干涉社会治理从而朝着他们的目标前进的时候，崔琰这些人是无比赞同中央集权的，即使这与他们倡导的理想社会背道而驰。而君主作为这个手段，本身有思想，不会为了儒生们的那个理想社会重新放弃权力，于是他们觉得君主不过工具，为了与目标匹配，实在不行就换一个，也就是异姓说理论。”

“这么说，崔琰死的很冤，他死在了他一个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上。”李继存似乎有点理解张钧飞的意思了。

“所以风海先生想到了以礼、法、义去代替君主，二者差别仅仅在于，诸如法的概念是死的，而君主是活的，这与秦朝以来的法家学说根本不是一回事，”张钧飞接着说，“其实这种关系也体现在风海先生提到的基层治理上面，匡浔理论中想建立的自治形式也是活的，而所谓的中央通过官吏、法条强行干预也是死的。”

“如果死可以变成活，活也可以变成死，那一切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李继存的思路也逐渐清晰。

“过犹不及，是为中庸，恰如其分最好，”张钧飞笑起来，“我们还是回到了起点。我看林从观当年改制之策有一条提到，嘉中之乱后采用地方豪绅组织百姓自治的方法，早期还是成功的，但在后期已成为社会问题爆发的根源，所以又要遏制豪绅们的巧取豪夺。所以，还是印证了我们的想法，自治与法治应该有一个度，而把握这个度的应该是官府，国家治理的好与坏就在于这个度上。换言之，儒归儒，法归法，也就能达到风海先生所说的儒法兼用的状态了吧。”

“这么说，无为而治也不过如此嘛！”李继存笑了起来，仿佛早已心领神会。

“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林从观所说的财税问题和风海先生所说的经济与民生，财税还好理解，我一直不懂经济与民生究竟指啥，这几日才有所感悟，”张钧飞话题一转，“困扰帝国当年的一个老大难题就是流民问题，而流民问题产生的核心实际是土地，依我理解，土地即为经济，粮食即为民生。帝国的流民问题并非一直都有，甚至嘉中战乱之后很长时间都无流民，恰恰是承平几代之后才日益凸显，而且几乎与基层治理的坍塌同步出现，这是为何呢？”

“人口恢复，土地兼并，人与地之间的矛盾。”李继存回答。

“不错，但不是全部。原则上说，在保有口粮基础上，多得多缴，少得少缴，这是正常税制的基本思想，甚至古代的井田制也是如此。但帝国后期的税收则是另一番景象，种田的百姓除了交粮还要出劳役，而地主豪绅却直接把税转嫁给了自己的佃农。也就是说，官府没有意识到，地主与佃农之间产生了新的关系，还是按人头、土地征税，而地主依靠这个关系就可以转移掉税收，并不断地进行财富的积累，从而造成地主越来越富，农民越来越穷，所以一遇天灾，流民就会源源不断，”张钧飞说道，“林从观实际发现了这个问题，但他没有深究原因，而是单纯想用行政的手段去抢夺地主豪绅手里的财富，这只能实现国强，但不能做到民富。”

“所以根本在于，要遏制甚至去打破这种关系的形成？”李继存想到这里。

“也可以让税收适应这个关系，”张钧飞补充，“土地税变收成税，流通税便占有税。只不过这会增加治理的耗费，崔琰曾经说过这个问题。”

“即使这样，林从观也未能幸免遇难，”李继存感叹，“历来变法都很难。”

“在我们看来，为了王朝永固和天下太平，牺牲掉一些人的利益是值得的，但让他们放下利益实则比登天都难，甚至会导致一场叛乱。”张钧飞说起来有些伤感。

“那藩镇割据如何破解呢？”李继存最关心的其实是这个问题。

“如我所说，中央政府可以有效治理基层，藩镇有存在的可能吗？”张钧飞回答，“藩镇非乱而起，而是兴起于帝国全盛之时，而那时帝都上下官员都开始沉迷享乐。吏治**和官员不作为导致了治理的缺失，藩镇实则弥补了中央与基层的治理空白。因而，藩镇存在的一个基础是钱粮，而另一个是人事，二者即为基层治理的核心。所以，藩镇只是代替了中央参与治理，如若收回财权和人事权，也就是中央负责组织各级治理，自然无人可以割据。”

谈到这里，对于变法的方向其实也基本清晰了，基本就是在治理与财税两个方向做文章。虽然在理论上厘清了这其中的内在逻辑，但实际上遇到的阻力是远超他们想象的。

李继存让张钧飞成立置事司务内阁，总管法规、人事与财税问题，以重塑有效治理为目的，以法规律条为保障，以财税改革为核心，以人事任用为前提，一场总结经验、志在未来的变法运动拉开序幕。为此，张钧飞优先选用了一批新晋及第的读书人，协助其一同编纂法条和税制。

首先，李继存下诏书将各地方财权从地方治理体系剥离，单独成立机构进行管理，并由中央选派专业官员管理地方赋税，改土地税为粮食税，征收累积收成税，且在岁末派人进行核验。他也仿照林从观的思路，不再征收实物，而是直接以钱币的方式征收，并优化各地方的常平仓，用以买卖或散发粮食。同时，利用粮仓余粮，张钧飞还扩大了官方借贷的规模，减小借贷的利息，尤其是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给百姓放粮，只需秋收时候以微小的多余收回，这其实就是李继存说的，通过官府与农民形成借贷关系，从而遏制地主豪绅与农民形成深层次的依附关系。当年林从观想到了这个方法，但并不能说明白内在原因。

这一招无疑初衷很好，然而很快就招来了各地方的无端猜测，因为地主豪绅实际上都与地方实力派有瓜葛，所谓权力与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尤其是以李在元、石恒等为代表的沙陀贵族，他们中很多人跟随李继存打天下的目的就是有一天可以控制足够的财富，从而享尽荣华富贵，而地主豪绅是他们敛财的工具，如今这样，实则是要断这些人的财路。因此，即使政策虽然早已下发，但在各地方遭遇了地主豪绅的阻挠和地方官员的阴奉阳违。

李继存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反复召见了李在元为代表的各地方戍边大将，向他们讲清楚这其中的目的，虽然很多人并不理解，但好歹不敢多言，所以这项政策总归在名义上落实了下去。

然而，当张钧飞开始推行第二项变法措施时，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大问题。针对几十年来地方拥兵自重的问题，在收回了财权之后，张钧飞决意要从军权上下手，军权的本质是人事权。于是，在和李继存商议之后，地方军政长官的任命不仅应该由皇帝亲自决定，连各地带兵的将领也因该由兵部统一管理调动。这一次，招来了比上一次更加激烈的反对声。尤其是臣服的地方实力派，他们本意是依靠投降李继存，以换取长期成为地方长官的待遇，从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一招无疑是针对自己。

张钧飞也吸收了很多其他林从观改制的思想，在他的计划里，之后还要重新厘清军、吏、农、商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与生产、治理、安全、效率息息相关，此外，还要开办太学并改造科举考试，为中央到地方的治理、以及基层自治提供人才，还准备加大对地方官的培养选拔，细化官员考评，以保持吏治的清明，这些都是事关王朝持续运转下去的动力。然而，这些还未开始，地方实力派就开始了他们的军事反抗。

经营凤翔多年的王懋征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李继存本已选好吊唁的队伍准备前往凤翔，不想王懋征之子先宣布起兵，欲联合蜀国大军进军关中，此后，不少边境的小地方纷纷宣布自立配合雍州。

蜀国乃是原湘州牧守王玄名在朱奎称帝后自立建立的政权。当年，原湘州牧守、节度使严宽度突发疾病去世，导致湘州牧守之位空缺，才有了江孜利用马球赛欲把江睢白调去接任的荒唐把戏。起义军打进帝都后，皇帝及江孜等人入湘避难，湘州大将王玄名好生接待，因而皇帝返都后随即下诏让王玄名掌管湘州。王玄名上任后，以发展农业、保境安民为首要任务，基本不参与湘外之事。直到朱奎称帝，王玄名公开反对，自称蜀王，力图匡扶皇室。后王玄名去世，其子接任，也就是现在的蜀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