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四章 自掘坟墓

当李平决心在泸州静观其变的时候，大明帝国的北方正在发生着巨变。

就是在三月初六，也是1644年4月12日，崇祯皇帝正式发布了“命天下兵勤王”的诏书，并下令蓟辽总督王永吉和辽东总兵吴三桂立即放弃宁远，带领全部人马入关勤王。

同时被直接点名要求带兵火速来勤王的还有蓟镇西协总兵唐通（驻地河北唐山）以及当时在山东临清的山东总兵刘泽清。

连关宁防线都不要了，说明北京的情况已经十分危急，但“命天下兵勤王”的诏书却这个时候才发出来，也说明形势的变化是很突然的。

而且就在前天，也就是三月初四，崇祯才大手笔的连封了四个伯。分别是吴三桂为平西伯，左良玉为宁南伯、唐通为定西伯、黄得功为靖南伯。

但那时却没有下勤王诏，也没有调兵。

一切看起来好像很矛盾，也让人不太能理解。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奇怪的情况，其实与明廷的重大判断失误以及崇祯本人的心不在此有很大关系。

之前，崇祯和他的大臣们都判断李自成不会直捣拥有重兵和坚固城防的宣、大边镇，而是会从山西走冀南来绕路，因而他们的时间还很充裕，选择也多。

到时候再调北方边军或山东的部队入援也不迟，甚至南方的部队都可能也有时间调一调。

被天下公认的明王朝最大劲敌清军都霍霍好几次了最后也没事，大家都没太把李自成这群农民军当回事。

因而北京的气氛一直并没那么十分紧张。

同时，崇祯本人的重心也一直在南迁上。这还跟李自成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为了躲避恐怖的天灾和清军的不断骚扰。

二个月前，针对左中允李明睿上书把崇祯心里挠得直痒痒的那个南迁计划，崇祯在正月初十封了李平征贼将军后，接着很快就把路线、后勤和护驾等等一系列问题全都思量考虑完毕。

这是崇祯第三次考虑南迁，也是最认真的一次。

正月十九，崇祯即上朝向内阁六部重臣痛哭陈述当下的艰难，希望大臣中能有人站出来提议南迁，他好立即顺势应和把事情定下。

但崇祯做梦也没想到早把他看得透透的大臣们居然来个了集体装聋作哑，也就是群臣不语。

有给崇祯背了与满清议和黑锅然后还被崇祯给杀了的兵部尚书陈新甲这么个活生生例子，大臣们又不傻。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根本轮不到在这种大事上发言的李明睿只好公开上书把事情挑破。

而大臣们也干脆，要么打死不吱声，要么就反对。

大家都怕被秋后算账，没人相信崇祯，有心也不敢说。

不过，崇祯也没放弃。

他一面命人前往南京查看沿途水陆兵马安排，一面命天津巡抚冯元飙置办漕船三百待命，反正铁了心要跑。

北京的防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就靠边站了！勤王诏和调兵令更是不可能下，因为这涉及到让全国军队去哪里勤王的问题。

但可惜，崇祯折腾了一个多月，还是无果。

之后，崇祯又利用别的契机折腾了两次南迁，包括最后一次在三月初四惊闻大同突然投降，但还是全部失败。

到了三月初六，明白南迁已经彻底无望的崇祯只好专心考虑北京的防卫问题了。

于是也才有了这时才发“命天下兵勤王”以及放弃宁远。

就是这个时候，崇祯其实也没想到他的末日即将到来，并且连半个月的时间都不到了。

三月初四的连封四伯对他来说还只是统揽性的预防动作，主要是没想到宣府在当时也降了，不然他也不会在封伯时把后来点名调兵的刘泽清给单独落下。

而在李自成那边，最开始的一切也基本如明廷所料，同时也是李平凭常理推断出来的那样，李自成不但困难重重，而且进展也并不顺利。

由于一直在玩三年免征聚拢人心，加上整个北方又已经完全被战争和天灾搞得不成样子，没有任何财政收入也没有建立任何税收制度的李自成看似风光，实际上却无比艰难。

想逃脱经济规律，没人能做到。

而李自成的解决办法也很简单粗暴，他在去年十月刚攻入西安就明确提出并实施了一项后人普遍知之甚少但却影响巨大的“追赃助饷”政策。

当然这同时也是一项政治举措，用以慑敌安民。

但主要还是经济举措。

“九卿五万，中承三万，监司万两，州县长吏半之”，于民间则“请乡绅输助，多则三四十两，或三、五两，唯举人免输。”

明人也有称之为“掠金令”。

这项政策只从字里行间就知道很容易将代表着权贵阶层的整个知识阶级和地主阶级推到大顺政权的对立面。

尤其是它还完全不考虑那些明朝官吏们是否廉洁，并纵容和不受节制的使用刑罚。

也就是说只要拿不出钱来，就上刑，直到拿出来为止。

这显而易见在执行上非常容易变味。

当然，如果只作为短期内的应急手段其实也无可厚非，而且还可以获得普通民众更为热烈的支持，但决不可长期和广泛实行。

不过，缺粮少银的李自成却没有办法收手。

经济上艰难，政治上出现重大失策，战场上自然也好不了。

李自成东进北京号称一百五十万，实际上却兵力很有限，连二十万都不一定有。他是想养也养不起。而且就这样，部队的供给还是困难重重，战斗力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直接影响。

当度过了初期的顺利后，李自成很快就在山西，尤其是在宁武关被打得几乎怀疑人生，以至几度萌生退意。

直到三月初一，在付出了数万人（有说七万）的惨重伤亡后，尤其是损失了大量宝贵精锐，李自成才攻破由辽宁锦州人周遇吉坚守的兵力仅四千多人的宁武关，并发出感慨：

“宁武虽破，吾将士死伤多。自此达京师，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尽如宁武，吾部下宁有孑遗哉！不如还秦休息，图后举。”

但接下来，谁也没想到会发生戏剧性的转折，而且还是连神剧都不敢演的那种转折。

正当李自成和他的将领们都在惨重伤亡和灰暗前景面前没有主意的时候，大同总兵姜镶的降表居然到了，然后当大喜过望的李自成款待姜镶的使者时，宣府总兵王承荫的降表也到了。

说白了就是李自成感到自己很艰难，但明军不知道啊！

很多人都被李自成在讨明缴文中号称的一百五十万给吓着了！尤其是李自成刚刚称帝，那种新生政权带来的压迫感也更强。

而李自成在攻破宁武后因被打急眼不但一反常态的“遂屠宁武，婴幼不遗”，还一把火把宁武关给烧成了瓦砾则更加让人恐惧。

看到了抵抗的代价，明军更不愿意螳臂挡车。

再加上此时整个北方都在连年的天灾兵乱面前苟延残喘着虚弱不堪，崇祯目前的心思又全在跑上而几乎无所作为。

当然也不能说崇祯完全没有作为。

一月二十六日，崇祯曾派阁臣李建泰“代帝亲征”去山西督军并迎击李自成，但却只给了这哥们3000兵，然后还是到处抽调的。

李建泰也没让人失望，到了邯郸听说李自成的军队已经东来，就直接回头跑去保定躲起来了。

这种几乎如同儿戏的作为还不如不做，效果自然也是反的。

在这一系列情况下，大同和宣府的投降就既意外也不意外了。

崇祯也好，明廷也好，李平也好，都忽略了一个影响战争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的心理因素。

尤其是很多身处大明北方的臣子和将领们心态在长期的军事失败和完全见不到曙光下已经崩了。

连续的清兵南略给北方军民心理上带来的沉重打击和造成的心理极度疲惫状态绝不能被忽视。

虽然宣府总兵王承荫是偷偷降的，李自成的军队在三月初六抵达宣化（今张家口）时，王承荫的部下和地方官员都还不知道而一脸懵，北京在三月初六自然也还不可能知道。

但大同降了，整个山西突然全丢了，北京在三月初四就已经知道了，这也才有了崇祯也是明廷的一系列紧急动作。

三月初七，天津巡抚冯元飙之子冯恺章入京，由于李自成是两路进军，此时南行最佳路线的京杭漕运已经被断绝，他是来建议崇祯自天津从海路南迁的。

但此时，崇祯已经完全对南迁绝望，而且从海路走在操作上更无可能。

不过，崇祯想专心北京的防务，这个时候却晚了。

宣化距北京太近了！

别说其他各处的军队现在根本无法及时赶到北京，而且不善军事的他还昏招继续迭出。

在临清的山东总兵刘泽清因为恐惧李自成而谎称坠马受伤拒不奉诏就不说了，吴三桂接到的命令居然是要带全部人马入关。

后人有很多说吴三桂故意磨磨蹭蹭不能说一定不对，但肯定是偏颇的。

当时整个宁远有兵四万、民八万。

吴三桂放弃宁远必须要把八万百姓一起撤入关才行，他不可能就只带着军队走。一方面，他不带上百姓就等于百姓们送给了满清屠杀或劫走。

另一方面，宁远当时是兵民结合的要塞，尤其是在辽人守辽土的政策下，很多百姓其实也是军属。吴三桂要是敢做出抛弃军属的事，他估计没到山海关就变成光杆司令了。

但带着百姓们一起走，还十二万人，吴三桂想快也快不起来，一天一百里那种速度想都不要想，能走五十里都不错了。

而且这还要考虑距北京有近九百里远的吴三桂什么时候才能接到命令。

反正官署在遵化的王永吉一点儿没耽搁是三月初九才赶到宁远的。

再考虑到一点准备没有的吴三桂突然间要把全部兵民都撤出来也是需要准备时间的！不可能说走就走。吴三桂的出发时间再拖上一两天甚至两三天都不为过。

而且，吴三桂怎么可能想得到连清兵都无可奈何的北京会抵挡不了一伙儿他从未看上过眼的农民军几天时间。按正常逻辑，几个月可能有点悬，但最少十天半个月也应该没问题吧！

因而，吴三桂在三月十六日才抵达山海关确实也没什么大问题。

所以崇祯这个命令本身问题就很大，最主要是很迟。

而更离谱的是，只带了八千兵的唐通倒是很听话也很快，但崇祯很不大方的只赐给唐总兵个人白银四十两、手下兵丁每人五钱然后让他去守居庸关。

没错，是只有四十两。

不过考虑到崇祯刚给唐通封伯以及事态紧急，也算能过得去。

但崇祯却不放心的又多此一举给唐通派了个监军太监杜之秩。

结果就是这个杜之秩，在唐通领兵出关迎击李自成时，他在后面开关投降了，导致还算敢战的唐通腹背受敌不得不降。

居庸关一破，又没有其他援军可以赶到，北京还已经被鼠疫搞成了死城，北京也就如我们后来所熟知的那样于三月十九日也是1644年4月25日迅速被攻破。

就是这个时候，崇祯其实也还是想跑的，并没有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样打算直接殉节。只是折腾了几次都没成功而已，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才自尽。

崇祯的死，可以说完全是他自己作死的。

当然后来有很多人说这与左良玉有莫大干系，是拥有明朝当时最大军事力量的左良玉见死不救，并杜撰出了无数有鼻子有眼的故事。

但这个事，还真不怪左良玉。

首先崇祯一直想南迁，他不可能有计划调左良玉北上。

就是崇祯在三月初六点名让人带兵入援时，也没提左良玉。崇祯再不善军事，也知道远在湖广的左良玉不可能来得及。

而且不止左良玉，崇祯也没给他在凤阳的嫡系黄得功下令，因为知道也来不及。

同样原因，李平虽然是军事新星，更不可能接到命令。

并且当时，崇祯也没有完全昏头。他在三月初四给左良玉封伯时没有再提李平，就已经考虑到了左良玉和李平之间的微妙关系。

至于有人会说左良玉为什么不主动提前带兵绕过李自成控制区北上入京？

无论哪朝哪代，大将如果敢无诏带兵入京，那是什么性质？不开玩笑吗！

而且北方的战局，身在南方的左良玉也不可能及时掌握。

再者，北京一开始都没急，他急什么？

甚至“命天下兵勤王”的诏书直到崇祯身死，南方都还没收到。

根据文献记载，由于长期接不到北京发出的勤王通知，也搞不清北方的战局，当时江南地区官员越来越感到不安，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出兵是需要一定时间准备的。

直到四月初一，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领衔才发布了“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南都公檄。

史可法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进入后世课本里的着名忠臣，他肯定不会隐瞒军情，也不会耽误事。

但到四月七日，史可法才完成准备工作并亲自率兵渡江准备北上勤王。

并且又过了几天，史可法才听说了崇祯皇帝可能已经身死的消息。而且是听说和可能，没法确定。

最后又到了四月十七日，这个消息才被从北京逃出来的原大学士魏炤乘证实。

南京都得不到消息，左良玉又怎么可能及时得到什么消息。

所以，崇祯就是被他自己玩死的，怨不得别人。

但崇祯死了，李自成也没强到哪里去，“追赃助饷”正在成为一个巨大的坑让李自成也自掘坟墓。

人性本恶，人类也最怕生出恶念。

而李自成的军队又直到近两年才管束日严，之前可一点儿也不吃素，里面的大量**流氓们早都憋坏了。

这时候，大家突然发现有一件恶事可以干，而且还可以堂而皇之的干，那会发生什么？

所有的邪恶都聚集于此中爆发然后愈演愈烈不是自然的吗！

任何事情都是有根源的，李自成的军队进入北京后不可能莫名其妙或者简简单单的就迅速腐化并且还是不合常理的全体性一起腐化，所有的祸根其实早已埋下。

而汇聚天下权贵的北京和“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的追赃助饷标准更是如同一场饕餮盛宴让尝过了甜头的大顺军们纷纷磨刀霍霍，李自成手下头号大将刘宗敏甚至一开始就制作了五千具夹棍。

在这样的氛围下，追赃助饷也随之达到了顶点并彻底变味，然后完全失控。

结果，大顺军在这种疯狂面前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速度开始腐化堕落。

对明朝官员的“追赃”也很快就滥及无辜到“满街遍捉士大夫”，甚至出现了以貌取人：“见面稍魁肥，即疑有财，系颈征贿”，到最后更是发展到“民亦派纳银两，各有差等”。

仅因“追赃”而死于刑逼者的也很快就过了千。

以至才到四月一日，不是什么好鸟的李自成军师宋献策都说：“天象惨烈，日色无光，亟宜停刑。”

这种情况，别说那些降官们和地主阶级了，就是老百姓对大顺军会是什么观感用猪脑袋也能想明白。

至于对北京有大恩的治鼠疫福建人被杀都不提了。

结果大批降官降兵在发现大顺政权原来如此后都后悔不已，他们迅速再度站到大顺军的对立面，并一找到机会就开始反叛。

甚至最典型，也是引发最大后果的就是吴三桂。

吴三桂的一度投降到后来反叛，完全就是追赃滥用和胡搞影响了对关键人物的争取。

而到了四月初七，李自成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下令叫停了北京的追赃助饷，这时候他还不知道吴三桂会降而复叛（四月十三日才知）。

但和当初的崇祯一样，也为时已晚。

而且在北京之外的地区，追赃仍在继续，影响也越来越大，新生的大顺政权迅速陷入信任危机，并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发生着剧烈动摇。

同时，一支军队一旦开始陷入严重腐化，大家也都知道会发生什么，再加上鼠疫的影响，大顺军的战斗力也开始直线下降。

后来的结果，也就广为人知了。

大顺政权的由盛转衰之快直接创造了中国古代史的记录。

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种什么瓜结什么果。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