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宋】苏轼《喜雨亭记》
喜雨亭记
作者:【宋】苏轼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1];汉武得鼎,以名其年[2];叔孙胜狄,以名其子[3]。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余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木,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4]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5],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邪?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歌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繄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注释:
[1]“周公得禾”二句:据《尚书·微子之命》记载,周成王的叔父唐叔得到异株而共穗的稻子,献给成王,成王命他给与周公(姬旦,也是成王的叔父,成王初即位时,由周公当国),周公得禾后,作了《嘉禾》,宣扬天子之命。[2]“汉武得鼎”二句: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元狩七年夏六月,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南宝鼎)一个名叫锦的巫者得宝鼎(古代常以鼎为传国的重器),奏闻朝廷,武帝命迎鼎至甘泉,并把年号改为元鼎。[3]“叔孙胜狄”二句:据《左传·文公十一年》记载,这年冬,狄人攻鲁,鲁文公使叔孙得臣击败狄军,获其首领侨如,为了庆祝这次战功,叔孙得臣便把自己的儿子宣伯取名侨如。[4]雨麦:天上像下雨似的落下麦子,这当是附会的传闻。一说是播种麦子。[5]荐饥:谓连年灾歉。语出《左传·僖公十三年》:“冬,晋荐饥。”孔颖达疏引李巡曰:“连岁不熟曰荐。”
赏析:
这是一篇记叙文,抒写作者喜雨的感情,表现了对人民生活的关心。文中云:“余至扶风之明年”。扶风,旧郡名,即宋之凤翔府(今属陕西)。苏轼于嘉佑六年(1061)十二月任凤翔府签判,此文当作于次年三月。喜雨亭在凤翔府城东北。
以亭阁楼台为题的记叙文,差不多总要或多或少地具体描写亭阁楼台本身或它周围的景色。此文则不然,它不仅没有对喜雨亭作任何具体的描绘,对亭子周围的景色,也未着只字,通篇都是扣住喜雨亭的命名,抒写喜雨之情。其内容构思,在这类记叙文中独具特色。
此文共分四段。第一段是总写。“亭以雨名,志喜也。”用雨来给亭命名,是为了表示喜雨的感情。这两句揭出全篇题旨,通篇文字都是对它的发挥。下面引周公、汉武帝、叔孙得臣为证,不仅是在说明他以雨名亭的依据,主要还在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的事例,着力烘托、渲染喜雨之情。文中所举之人都是帝王(汉武)、将相(周公、叔孙得臣),所举之事都是关涉国家的大事,作者把喜雨亭命名的事与之等量齐观,正表现了他对春雨的极大喜悦和极度重视。第二段是从屡降春雨写官吏、商贾、农夫的喜雨心情。“而吾亭适成”一句点出亭和雨的关系,是此段也是全篇的关键。有了这一句,喜雨亭的命名就顺理成章,极为自然;没有这一句,就显得牵强硬凑。第三段是借亭上宴饮,从国计民生方面抒写喜雨之情,最后归结到“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用“其又可忘邪”一句,点出之所以要以雨名亭的原故。第四段用“一雨三日,繄(yi伊,语助词)谁之力”,引出“太守不有(不归为己有)”,“天子曰不(否)”,“造物不自以为功”,“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太空高远无边,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名称称呼它)”,最后归结到“吾以名吾亭”,借以志喜,仍是在写喜雨之情。
一二两段主要写以雨名亭的理由,三四两段主要写以雨名亭的深刻含义。全文以喜雨名亭起,以喜雨亭命名结;各段都紧扣着亭的命名,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反复抒写喜雨之情,读来回环往复,具有唱叹之致,把喜雨的感情写得深浓之极,仿佛奏出了一首沁人心脾的“喜雨咏叹调”。
文思波澜起伏,行文富于曲折变化,是此文另一个突出特色。苏轼天才横溢,性格豪迈,所作文章,大多纵横驰驱,奇伟瑰丽。本篇总共三百多字,而“雨”字竟有十五个,但一处有一处写法,一处有一处风调。第三、第四两段之“不雨”、“雨珠”、“雨玉”,是虚写;第二段之春雨则是实写。文中说,这年春天,天雨麦于岐山(在今陕西中部)的南面。这种异兆,预示着本年是一个丰年,一扬;但是接着整整一个多月都不下雨,老百姓都开始忧虑起来,一跌;过了三个月(“越三月”之三月包括正月、二月和又开始下雨的三月在内)乙卯(三月八日)这天才下雨,甲子(三月十七日)这天又下雨,又一扬;然而“民以为未足”,又一跌;丁卯(三月二十日)又降大雨,一连下了三天,又一扬:单写下雨,竟有这样多的转折!而且,乙卯、甲子之雨不合写而特地分写:始则“乃雨”,继则“又雨”,而且是在“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之后,百姓自当欢欣无限;但忽然紧接“民以为未足”,更是扬中有抑,抑在扬中,文情之妙,无以复加。“丁卯大雨”之后复加一句,特别点明“三日乃止”,极写雨量之充分,炼句达意,也极精切。
又如喜雨,文中从古人说到今人,从人间说到天上,从农夫说到官吏、商贾、忧者、病者以至太守、天子、造物、太空,从衣食问题说到狱讼繁兴、盗贼滋盛,思想何等开阔,联想何等丰富!写喜雨之情,第一段是以古人之喜衬托今天之喜。第二段是明写。“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不仅描写切合对象的身分,极为生动,而且前三句同后二句在句式上也有变化。第三段五日、十日不雨几句,是从反面着笔,由不雨之严重后果,写出雨之极端重要,也是用人们不雨之忧愁,写出有雨之喜悦,是暗写。而“今天不遗斯民”几句,又是明写。第四段雨珠、雨玉四句,写法与五日、十日不雨四句相同;奇妙的是,这里的假设(雨珠、雨玉)虽然绝对不能成立,而所讲的道理却千真万确,充满辩证法,所以金圣叹称它是“口头常语,天外奇文”(《天下才子必读书》)。“一雨三日”以下几句从自然哲理的角度写,奇思妙想,文情才情,更使人觉有天助。
此文还有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语言的诗化。不仅末段的歌,本来就是诗,其他各段的语言,也都像诗一样精练、优美、生动。特别是排句的大量运用更使作品语言诗化。如第一段“周公得禾”以下六句,第二段“官吏相与庆于庭”以下五句,第三段“五日”“十日”四句,末段“使天而雨珠”以下四句,“民曰太守”以下四句,都是排句。这些排句加强了文意,增强了语言的声调美和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它们分散在全篇,避免过分集中,同时各组排句在句式上又有变化,因而使作品语言更富感染力,又不破坏通篇行文的活泼生动。末尾用歌词作结,把韵文和散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使文章更有情致。元代虞集称此文“题小而语大,议论干涉国政民生大体”(《三苏文范》卷十四引),明代着名文学家王世贞把此文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并提,说它“笔力有千钧重”(《三苏文范》卷十四引。按:《苏长公合作》卷一引作茅坤语),足见历代对它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