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皇帝篇（7）
第77章 北朝皇帝篇（7）
碑刻之狱
崔浩历仕魏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三朝，无论是平定北方、西域诸国还是对南朝作战，崔浩的谋策都对大魏军队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后崔浩官至司徒。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善于谋略的大家，却不善自谋。他自己笃信道教，就讽喻魏太武帝灭佛。拓跋焘言听计从，寻个机会在全国大杀和尚，毁灭佛寺。而当时后魏上至太子、公卿，下至庶民百姓，信佛的人不计其数，崔浩此举得罪了一大批鲜卑贵族。加之崔浩主修国史时，又直书其原，不避忌讳，内容涉及大魏王朝先辈许多同族杀戮、荒暴淫乱的史实。文人喜功，崔浩又把国史铭刻于石碑上，费银三百万，方一百三十步，想使内容万代流传。
鲜卑贵族、诸王以及嫉恨崔浩的群臣纷纷上言，惹得拓跋焘怒不可遏，这位还未完全开化的胡人武夫，他不仅尽诛崔浩全族，又族诛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河东柳氏以及太原郭氏。由于燕赵汉人的几个大族遭受沉重打击，魏朝一直欣欣向荣的制度性汉化蒙上了一层阴影。《魏书》评价：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后世研究魏史的专家，无不对崔浩被诛一事深加推究，以为此事件是魏朝上层统治阶级内部“胡汉矛盾和斗争的结果”。
确实，崔浩掌权后，“齐整人伦，分明姓族”，提高了汉人高门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鲜卑勋贵的跋扈。但是，从本质上讲，崔浩的所有行动皆是服务于魏朝皇权统治，只是在后期因一直受世祖宠信而“得意忘形”，最终竟敢于和太子争任官员，“校胜其上”，完全忘掉了道家“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的宗旨。虽有如许“闪失”，笔者认为，拓跋焘也不是一直深思熟虑地想杀掉作为“汉族”的崔浩。一向以来认为世祖杀崔浩是鲜卑贵族报复汉族的种族矛盾的暴发的看法是化简为繁，小题大做。
拓跋焘晚年，酗酒成性，喜怒无常。崔浩以往触动了很多北魏权贵们的利益。崔浩此番修史立碑的举动，让北魏权贵们感到耻辱，于是就有人状告崔浩修国史“暴扬国恶”。在众多北魏权贵们的鼓动下，魏太武帝族诛崔浩而赦免高允，事后，拓跋焘也常常因此后悔，认为不该杀崔浩。
南击刘宋
神麚三年（430年），大宋皇帝刘义隆北伐，魏朝将士王慧龙、韩延之、安颉等人率军顽强抵抗，反击宋军，宋军无力抵抗，北魏先后攻克金墉、洛阳、虎牢、滑台等地。此为后魏南朝第二次大战（第一次为423年魏明元帝拓跋嗣同南朝刘宋的大战）。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南朝宋经过元嘉之治后，国力昌盛，使得宋文帝刘义隆幻想”封狼居胥“。于是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秋七月，宋文帝刘义隆下诏北伐。刘宋前期进展顺利，夺取了济州，进兵围困滑台。但是到了十月，北魏拓跋焘准备反攻，先派猛将陆真突入重围，安抚滑台守军，随后，一举击溃了刘宋东路军的王玄谟所部。从洛阳东进的拓跋仁击溃了刘宋中路军的到坦之所部、梁坦所部。拓跋焘进兵东平，迫使刘宋军队放弃了济州。拓跋焘命令诸将，可以不顾坚城在后，兵分五路，大胆的向南长驱直入，纵深穿插：拓跋仁从洛阳出兵直趋寿春，长孙真直趋马头，拓跋建直趋钟离，拓跋那直趋下邳，拓跋焘亲自率领中路军攻向。北魏对外号称拓跋焘的中路军有四十万人，而刘宋认为拓跋焘的中路军有十万人。在鲁郡太守崔邪利投降拓跋焘之后，拓跋焘派遣使者以太牢祭祀了孔子。拓跋谭歼灭了胡崇之等人的三座大营，又在一夜之间击溃了臧质的大军。拓跋仁攻破了赵淮防守的悬瓠，攻破项城，大破刘康祖所部，俘获胡盛之、王罗汉等人[28]。到了12月，拓跋焘抵达瓜步，拓跋仁抵达江西，拓跋那抵达广陵。这几路北魏远征军，都是在同一天来到了长江的岸边，“其军锋杀掠不可胜算”。除了几座坚固城池之外，凡是北魏远征军所经过的城邑，刘宋几乎都“望尘奔溃”，投降北魏的人，更是不可胜数。刘宋方面也自知“北伐败辱，数州沦破”、“诸将奔退，莫不惧罪”。“百守千城，莫不奔骇”，于是，宋文帝刘义隆被迫遣使向北魏求和。拓跋焘几路远征军虽然都进兵至长江北岸，但魏军还不具备渡江灭亡南朝的条件，并且北方人不习惯南方气候，军中爆发疾疫，于是北归。北魏听闻盱眙有积粟，欲抢夺来作为北归之资，但在臧质、沈璞等人的抵抗下，攻城不克，损失惨重。而疾疫愈演愈烈，已经呈现“疾疫死者甚众”的北魏军队在大量的掠居民、焚庐舍之后，回到了魏国。
至此，拓跋焘实现了“饮马长江”的志愿，而刘义隆只落得了“仓皇北顾”。
遇弑而死
拓跋焘晚年脾气暴躁，诛戮过多，常常在杀完人之后后悔莫及。
由于刑罚严酷，国内曾经几度政治混乱。后又在中常侍宗爱的煽动下，逼死了景穆太子拓跋晃。
正平二年二月初五日（452年3月11日），宗爱怕被太武帝诛杀，先下手为强弑杀太武帝。拓跋焘时年四十五岁，在位二十九年，葬于云中金陵，庙号世祖，谥曰太武皇帝。
为政举措
政治
改革官制
始光元年（424年）正月，设置右民尚书。
神麚元年（428年）三月，设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居别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