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皇帝篇（8）

第78章 北朝皇帝篇（8）

神麚元年（428年）七月，诏令各征镇大将依照品第等级开府，以设置佐吏。

延和元年（432年）三月，改代尹为万年尹，代县县令为万年县令。后又恢复原称。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侍中、中书监、宜都王穆寿，司徒、东郡公崔浩，侍中、广平公张黎辅政，设置通事四人。又选各曹良吏，在东宫办公处理事务。

正平元年（451年）七月，因为各曹官吏过多，裁减其员。

政治联姻

太武帝即位后，善于审时度势。他在采取战争手段的同时，根据形势，也力争通过通使、贡赐、联姻，缓和与敌对政权间的矛盾，建立友好关系。太武帝统治的30年间，北魏和柔然、刘宋、胡夏，北燕、北凉，互通使节，相互贡赐财物的事实不胜枚举。相互联姻，也不乏其例。如神麚元年（428年），太武帝把俘虏的夏国皇帝赫连昌迎至首都平城，不仅供奉丰厚，封爵为王，并将其妹始平公主嫁给赫连昌。在此之前，太武帝已纳赫连昌的三个妹妹为妃，并立其一妹为皇后。

延和二年（433年），太武帝派使臣册封北凉君主沮渠牧犍为王，并将妹妹武威公主嫁给沮渠牧犍，纳沮渠牧犍之妹兴平公主为昭仪。

延和三年（434年），太武帝以西海公主[36]嫁柔然可汗吴提，并纳其妹为夫人。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太武帝率军伐宋，直抵瓜步。在胜利形势下，他主动遣使求和、请婚。他以其孙示宋使曰：“吾远来至此，非欲为功名，实欲继好息民，永结缘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孙，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马不复南顾。”表示了他要通过联姻，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当然太武帝采用联姻、通使、贡赐等手段的动机，并不是很纯正的。

经济

发展生产

拓跋焘为了完成统一大业，能有效地使用战争和和平手段，足见对经济，思想文化建设也很重视。他说：“财者，军国之本”。他懂得物质财富是关系到战争胜负，政权存亡的大事。《魏书》记载：“世祖继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倍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于岁时取鸟兽之登于俎用者以牣膳府。“他根据其统治区民族众多，生产方式不一等情况，坚持实行不改变各族人民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政策。既重视汉族人民农业生产，也重视少数民族的畜牧射猎习惯。通过发展农牧业生产，征收人民租调，接受各族朝贡和通过战争掠夺等手段来增加物质财富，保证军国费用。

奖励农业

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采纳高允“广田积谷”的建议，下令“悉除田禁，以赋百姓”。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太武帝采纳古弼建议，削减上谷苑囿之半为民田。太平真君末年，太子拓跋晃监国，推行有牛和无牛人户换工种田做法，“垦田大为增辟”。农业随着耕田数量扩大而大大增产。

始光三年（426年），太武帝诏罢众多的杂营户隶属郡县，增加纳税人户。另外，太武帝屡下“宜宽租赋，与民休息”的诏令。太武帝还奖励“劝农平赋”的守宰，严惩贪官污吏。以上做法，减轻了百姓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北魏前期，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仍占重要地位。它是财富和战马的主要来源。畜牧业形势好坏，不仅关系到财政形势，并将直接影响到以骑兵为主力的军队的素质。因此，太武帝对畜牧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视的。

神麚二年（429年），打败柔然、高车之后，太武帝“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至五原、阴山，使其耕牧而收其贡赋。……自是魏之民间，马牛羊其毡皮为之价贱。”神麚年间，“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这些记载，反映了太武帝对畜牧业的重视，及当时畜牧业的繁荣状况。

节约开支

太武帝把节约开支，减少浪费也当作保证军国赞用的重要措施。史载他“性清俭率素，服御饮膳，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所幸昭仪、贵人，衣不兼彩”。凡“赏赐，皆是死事勋绩之家，亲戚爱宠未曾横有所及。”太武帝反对更竣京城，修饰宫殿，反对佛教，严惩贪官污吏，常常是从爱惜民力、物力着眼的。太武帝的一系列节约开支作法，无疑对保证军国用费，减轻百姓负担起到积极作用。

军事

太武帝特别重视军队建设。蒙古大草原的游牧射猎生活，锻炼了鲜卑人健壮的体魄，剽悍的性格和高超的骑射技艺。军队，特别是骑兵，是北魏克敌致胜的重要工具。太武帝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屡下诏令，申明纪律。他对战争中“尽忠竭节”，“蹈锋履难”的将士，或升官进爵，或赏赐以人口、牲畜及金银、古玩、缯帛等物质；对违犯军纪者，则给予严惩，虽亲贵重臣，也不宽贷。如鲜卑贵族丘堆，明元帝时以军功封侯，太武帝时封公。

神麚元年（428年），他与司空奚斤奉命率军追击夏国皇帝赫连昌之弟赫连定时，当他听到奚斤兵败被俘消息，竟弃兵而走。太武帝下令将临危脱逃的丘堆斩首。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中山王拓跋辰、内都座大官薛辨、尚书奚眷等八将，“坐击柔然后期，靳于都南”。尚书令刘洁，因矫诏改易讨伐柔然诸将的会期，致“柔然远遁，追之不及”，加之犯受贿等罪，太武帝下令“夷其三族”。

太平真君八年（447年），扶风公元处真等八将，在镇压盖吴起义的战争中，“盗没军资，所在掳掠，赃各千万，井斩之”。太武帝很好地使用了其掌握赏罚之权，整肃了军纪。

另外，太武帝本人，在战争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英勇精神，对激励将士奋勇杀敌，保证战斗胜利也起了积极作用。如始光四年（427年），太武帝亲率三万轻骑，突击夏国都城统万。他与将士一道，顶着风沙，强忍饥渴，和夏军恶战于统万城外。他曾因马蹶而坠地，上马后仍继续战斗，速杀夏将十余人。后又身中箭伤，但他仍然“奋击不辍”。由于太武帝领导的军队纪律严明，在战斗中又能身先士卒，“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

文化

尊孔修文

太武帝在执政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要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仅需要武功，而且需要“文教”，即通过宣扬礼、乐、法度来化民。他在神麚四年（431年），取得败柔然，降高车、灭夏国的军事胜利后，就提出“偃武修文”。偃武，他做不到；修文，确实是重视起来了。他非常尊崇孔子，提倡儒学，大量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政，目的是要用儒家学说统治百姓的思想，利用汉族知识分子的知识和经验治国安邦。

太武灭佛

拓跋焘继位之初，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但是佛教势力发展过于迅猛，佛教徒人口增加，拓跋焘在军事战争中日益感到人力的缺乏；另外佛教进入中原后也吸收了谶纬学说，搞一些神秘理论，妨害到了皇帝的权力。加之，拓跋焘所宠信的崔浩深信道教，在崔浩的诋毁下，拓跋焘渐渐疏远佛教。在太延四年（438年），拓跋焘诏令五十岁以下沙门尽皆还俗，以从征役，解决翌年西伐北凉所需的人力问题，在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拓跋焘又下灭佛诏，指责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规定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及师巫、金银工巧之人在家者，限于二月十五日前遣送官拓跋，不得藏匿。过期不送，一经查实，沙门身死，主人门诛，以加强政治控制。而且在拓跋焘皇帝镇压盖吴起义的同时，发现关中地区的佛寺内藏匿武器，拓跋焘怀疑僧侣与盖吴相勾结，于是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下诏灭佛。宣布佛教为邪教，在各地焚毁所有的佛像和佛经，沙门无少长悉坑之，禁止佛教的传播。

经过拓跋焘的灭佛，北方地区佛教势力一时陷于衰落，直到拓跋焘死后，继位的文成帝拓跋濬颁布了复佛法诏，才得以复苏并发展。

创造文字、推行楷书

当时，一字多义的现象非常多，很容易让人们在阅读时产生歧义。为此，拓跋焘还主动下令创造了一千多个新字。拓跋焘还下诏说，“黄帝在时，命令仓颉按照动物的行动轨迹制作文字。从那之后，我中华之文字就可以随意更改，小篆、隶书、草书和楷书一起并行在世间。正因为如此，典籍越有年头，在传习的过程中也就越容易产生错误，使得文体发生错误，读者难以理解意思。因此，从今之后，朕决定全国上下都以楷书为制式字体，文章书写永远都要用楷书。”

拓跋焘的这一举动，极大地方便了文化典籍的世代流传。

光阴荏苒，如今，拓跋焘已经并不存在了，但是他的风采依然是北朝历史的重头戏。拓跋焘做得最有风采的一件事就是将楷书作为书面语立为制度，正是这种制度让每一个识字不多的人都有资格传习和破译典籍，可以让新时代的人们看到文物上的文字依然能够简单理解其中的含义。

人物评价

拓跋珪：“成吾业者，必此子也。”

魏收《魏书》：“世祖聪明雄断，威豪杰立，藉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险夷。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其为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岂非神睿经纶，事当命世？”

沈约《宋书》：“佛狸篡伪，弥煽凶威，英图武略，事驾前古，虽冒顿之鸷勇，檀石之骁强，亦不能及也。西吞河右，东举龙碣，总括戎荒，地兼万里。”

甄琛：“国家居代，患多盗窃，世祖太武皇帝亲自发愤，广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长及五等散男有经略者乃得为之。又多置吏士，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

崔光：“世祖太武皇帝以神武纂业，克清祸乱，德济生民，功加四海，宜配南郊。高祖孝文皇帝大圣膺期，惟新魏道，刑措胜残，功同天地，宜配明堂。”

李延寿《北史》：“太武聪明雄断，威灵杰立。藉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夷险。平秦、陇，扫统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绝迹，廓定四表，混一华戎。其为武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岂非神睿经纶，事当命世。至于初则东储不终，末乃衅成所忽，固本贻防，殆弗思乎。”

虞世南：“太祖、太武，俱有异人之姿，故能辟土擒敌，窥觎江外。然善战好杀，暴桀雄武，禀崆峒之气焉。至於安忍诛残，石季龙之俦也。”

李焘：“元魏之强，无如佛狸，其臣之贤，则有崔浩。”

张大龄《晋五胡指掌》：“而太武雄才大略，威服四夷。”

轶事典故

微服涉险

拓跋焘率骑兵抵达统万城外[43]。狂风大作，飞沙漫天，赫连昌借着风势猛攻魏军。拓跋焘一边在逆风中率军抵挡（他亲自杀死了夏军大将斛黎文），一边派遣精锐骑兵从左右两侧绕到夏军的后方，顺风而击，大败夏军[44]。

在夏军溃败后，拓跋焘决定穿上夏国的军服进入统万城，一探虚实。拓跋齐劝阻无效。于是，拓跋焘、拓跋齐还有数名魏军将士，换上了夏军将士的服装，跟随着夏军的溃兵，进入了统万城。然而，有的溃兵曾看到过他们换衣服的场面。统万城守军在获知这个消息后，关闭了所有的城门，防止混入的魏军出城。拓跋焘、拓跋齐等数人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混入了夏国的皇宫，拿到了一些女人穿的裙子。到了晚上，他们把这些裙子互相系好，并把一端系在槊上，把槊卡在城垛上。趁着夜色，他们沿着这些裙子，顺利的滑下了巍峨的统万城城墙。

恪守节俭

拓跋焘生性节俭，车马衣服饮食，只要刚好够用就行。他从不吃山珍海味，从不给他所宠幸的嫔妃们赏赐华丽的衣服。

赫连勃勃性情奢侈，在建造的夏国首都——统万城时，城高十仞，其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宫殿更是台榭高大，飞阁相连，雕镂图画、绮绣、丹青。拓跋焘对左右的随从们说：“像手掌一样大的小破国家，竟然如此滥用民力！如果不灭亡，还有天理吗？”

大臣们曾经请求拓跋焘增高京城的城墙并且修造皇宫，并说：“《易经》上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萧何有曾经说：‘天子以四海为家，皇宫不够壮丽不足以显示皇帝的威严。’”但拓跋焘却反驳道：“古人曾说过：‘在德不在险。’赫连氏蒸土筑城却仍然被我消灭了，难道是城墙不够高的原因吗？天下还未平定，正需要民力，建造宫室的事情，我是不做的。萧何的话，说的不对。”

吊民伐罪

北魏将领韩茂跟随拓跋焘讨伐赫连昌，大破敌军。但随后，赫连昌收拢败兵龟缩于统万城，坚守不出。于是，拓跋焘对诸将说：“现在如果穷兵极武的强攻统万城，这不是吊民罚罪、抚慰百姓的办法。明年，我当与诸位爱卿一起攻取它。”于是，北魏军队迁徙民众而还。

彰显廉洁

拓跋焘在平定赫连昌之后，带领众位将领进入赫连昌的府库，命众将可以任取金玉。众将都把金玉抱了满怀，一名叫公孙轨的将领却不伸手拿金玉。太武帝于是亲自取金玉赐给公孙轨，并对公孙轨说：“你可以说是面临财货而不贪，我之所以对你格外赏赐，是要向众人彰显你的廉洁。”

甘愿道歉

拓跋焘曾经热衷于下棋。有一次，古弼入宫有事上奏，遇上太武帝和给事中刘树下棋。古弼侍奉坐了很久，不能得到机会报告。于是起身，跑到在太武帝面前揪住刘树的头，拉下床来，用手打他的耳朵，用拳头打他的背说：“朝廷不理事，实在是你的罪过！”太武帝变脸放下棋说：“不听取奏事，是我的过错，刘树有什么罪？你快饶了他！”古弼将事情详细报告。太武帝惊异古弼的公正耿直，并没有追究他的以下犯上之罪，并且同意了他的上奏，将土地赐给百姓。

事后，古弼醒悟道：“臣子在君主面前逞其心志，是有罪的。”于是，古弼前往公车门，取下帽子打起赤脚，弹劾自己请求治罪。太武帝派遣使者召见他。等他到达后，太武帝说：“你戴上帽子穿起鞋子。我听说建筑祭祀处所的时候，跛着脚而修筑，端正帽子而敬神，神赐给他福禄。如此说来你有什么罪过？从今以后，如果利于社稷，有益国家便于民众，即使困顿仓促，你就尽管行事，不要有所顾虑。”

甘愿受限

拓跋焘大阅兵，将要在黄河以西狩猎。古弼留守，诏令把肥壮的马匹给予骑乘的人，古弼命令给予瘦弱的马匹。拓跋焘大怒道：“尖头奴（指古弼），竟敢限制我！我回朝廷，首先斩杀这个老奴。”古弼的属官恐惧担心被杀。古弼告诉他们说：“我以为侍奉君主使狩猎不至于娱乐游逸，罪过是小的。不防备意外，使敌寇放肆，罪过是大的。现在北方部族很强盛，南方敌寇没消灭，用狡猾的心愿窥伺边境，是我所忧虑的。所以挑选肥壮马匹预备军事需要，做不测事件的长远考虑。如果使国家有利，我为什么逃避死亡呢！英明的君主可以用道理劝说。如若降罪，这是我的罪恶，不是你们的过失。”拓跋焘听说后赞叹说：“有如此的臣子，真是国家之宝！”赐给古弼衣服一套、马二匹、鹿十头。

后来，拓跋焘在山北狩猎，大量捕获麋鹿几千头，诏令尚书调发牛车五百辆去运输。不一会儿，拓跋焘对随从的人叹气道：“笔公（指古弼）必定不会给我车，你们还是用马来运送麋鹿吧。”于是拓跋焘等人返回。拓跋焘等人行走一百多里后，收到了古弼的奏疏送到。古弼在奏疏中写道：“今年秋季谷粟成熟，麻菽遍布田野，猪鹿偷吃，鸟雁侵扰，风暴所消耗，早晚相差三倍，乞求怜惜从缓，使农民能够收割运载。”拓跋焘对左右的人说：“笔公（指古弼）果然如我所预测，可以说是国家重臣。”

识破反间

南朝宋刘义隆的将领到彦之、檀道济频繁进犯淮、颖，大相侵掠。王慧龙竭力反击，屡摧其锋。到彦之在给友人萧斌的信中曾这样讲，“亡人（南朝流亡到北朝的人）之中，唯王慧龙及韩延之可为深惮。不意儒生儒夫，乃令老子讶之。”

于是，刘义隆决定使用反间计。在反间计中，所言：“王慧龙因为自己劳苦功高，但是却没有得到升迁重用，对朝廷十分怨恨，暗地里与宋军勾结，并要执司马楚之南叛，如今现在正在等待着刘宋的北伐，一旦有所机会就立刻南逃。”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听说之后，立刻否决了重臣们的猜疑，说此事绝对不可信，一定是宋军效仿齐国人来离间乐毅的手法。为了表示对王慧龙的信任拓跋焘亲自修书一封说“刘义隆害怕将军就如同害怕老虎一般，要用反间计加害于你，我心中自然有分寸。将军可以尽管放心，不要担心外面的风尘之言。”刘义隆的反间计没有成功，于是只好派遣刺客吕玄伯进行刺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