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四十一章关注汇丰

有关股市布局已经说的差不多了，裘明翰准备告辞离开。

突然，周瑜又有了新的指示。

“要特别关注汇丰银行这只股票，不妨对其加大投资力度。”

裘明翰明显一愣，问道：“老板打算在这只股票上做点文章吗？”

“要不要做点文章，那是以后的事情，提前布局有备无患。”

周瑜没有明确回答裘明翰的问题，可能做点文章，也可能是其它，现在说为时过早。

“老板，除了特别关注汇丰这只股票，操作上有什么具体要求？”

周瑜略一沉吟，才缓缓说：

“股市上升阶段当然是以盈利为主，但是，行情总有结束的那一天，在这只股票暴跌的时候，我要求你在下跌的过程中，趁机将这只股票控盘。”

“哈哈哈，老板又有了大策划，好期待啊。”

以裘明翰对周瑜的了解，从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一次行动规模想必不会小了。

周瑜摇摇头，没有明确说法。

“现在还不好说，要看演变方向怎样走，有时候预感很重要，如果忽略过去，或许现实会让你后悔的。所以，我要做好准备，时间会告诉我是不是应该采取行动。”

不错，这一次可不是什么先知，是一种预感，或许将来要与汇丰银行有一场较量。

前段时间围绕着怡和系那场较量，而牵扯出汇丰大班沈弼出面调停。

结果被易梦蝶怼了回去，双方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会不会发生冲突很难说，但互相看不上眼是一定的。

这就是周瑜，想得太多。

想得太多不是坏事，但是，很累。

在周瑜看来，没有事则罢，有事的话自己有准备，不怕对手闹幺蛾子。

汇丰银行历史挺长，期初由苏格兰人托玛斯·萨瑟兰德(thomas Sutherland)于1864年在香江发起，资本500万港元。共2万股，每股250港元，到1866年每股又1:2拆细，变成4万股，每股125元。

最初的担任发起委员会成员的包括宝顺洋行、琼记洋行、沙逊洋行、禅臣、太平洋行、顺章洋行等十家洋行。

1865年3月3日，正式在香港创立。

从创立之后，汇丰银行一直在扩股，不仅仅通过拆细、配送股份等方式，到后来还实施以股代息，到今天已经发展成为总股份60亿的大盘股。

当然，这还不过是八十年代。

与怡和控股一样，汇丰也会考虑在港问题，虽然业务在香江，总部会不会留在这里，现在还难说，采取必要的措施相比已经开始考虑了。

到了二十一世纪，汇丰控股的股份在伦敦、香江、纽约、巴黎以及百慕大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东大约有22万名，来自全球120个国家。

仅在香江，汇丰控股的总股份扩充到205亿。

股市上的事情有裘明翰、章小明他们负责，周瑜不用太操心，他只需把握住时间节点下达最后指令即可。

这几天他要先了结与凯瑟克家族这件事，易通地产财团与凯瑟克家族的谈判进入尾声。

接下来，怡和控股将与怡和证券、置地集团彻底脱钩，相关持股将以等量等价置换，或其它方式交换。

周瑜所持有的怡和控股股票将彻底出清，而易梦蝶所持有的怡和控股股份，将减少到百分之二。

至于怡和控股所持有的的怡和证券以及置地集团则全部出清，从此与这两家公司没有股权关系。

作为交换条件之一，凯瑟克家族转让了一家芯片设计公司，以及一家芯片制造公司。

这两家公司规模都不大，重要的是短时间内不能盈利，而且还要持续不断地投入资金。

这对凯瑟克家族来说，属于鸡肋。

但周瑜心中清楚，芯片产业的爆发期即将来临。

再过几年你就是想要，人家也舍不得放手，此时不拿下更待何时？

现阶段芯片这一行业还没有达到后世那般极致，行业遍布北美、欧洲以及日国。

技术上米国是领先，但与其它先进国家差距并没有特别的大。

只不过米国人的手段了得，一直没有放弃打击对手。

在芯片领域日国属于后起之秀，60年代，日国在半导体产业上追赶米国。

当时，日政府以关税壁垒和贸易保护政策为产业的起步“保驾护航”。

但外资开始“叩响”大门，终于在1968年，米国德州仪器以合资的模式进入日国市场，并且遵守严苛的技术转让等限制。

当时日国内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国产化比率只有20%，米国的反制措施让日国半导体产业意识到自身的被动。其一，Ibm在1970年宣布将在其新推出的大型计算机中使用半导体存储器，半导体存储器开始替代磁芯，在半导体存储器中占据重要位置的dRAm内存芯片，成为潜力无限的大市场。一夜之间行业游戏规则大变。其二，米国拒绝向日国提供 Ic集成电路，使日电子计算器在米国的市场份额从繁盛时期的80%跌至了1974年的27%。

由此，日国开始以“举国之力”来进行自主研发。

一个官产学研发项目，彻底改变了日国半导体产业的地位。

这个项目就是日国通商产业省（经济产业省前身）发起成立的VLSI共同研究所（超LSI技术研究组合），“打造未来计算机必不可少的大规模集成电路”这一口号也显示了日国的巨大野心。

日过通产省将市场中的各大竞争对手（富士通、日立、三菱电机、东芝和NEc）的研发人员集结起来，总计投入700亿日元，政府出资290亿日元（几乎相当于当时通产省补贴支出的一半）。

70年代对米国等外部的关键制程设备和生产原料依赖率达到80%，而到1980年代初，日过半导体制造装置国产化率达到了70%以上，为日后超越米国成为半导体业霸主奠定了基础。

由此日过半导体业开启了“黄金时代”，全球市场份额不断上升，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以1980年投入市场的64K dRAm为例，1981年，日立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占40%的份额；第二位是富士通，占20%，NEc占9%。之后，NEc主导了256K时代，东芝主导了1mb时代。

到1986年，日国半导体企业在全球dRAm的市占率达到了80%，超越了米国。

这一时期的日国产业发展主要靠出口，1970-1985年的15年间，日国该产业的产值增加了5倍，出口增加了11倍。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广场协议之后，日国遭受米国重创，继而又因为自己犯下了致命错误，导致该行业崩塌。

1980年代后期，日国的dRAm市场份额开始大幅衰退，根本原因是dRAm市场结构发生巨变，频繁发生的毛衣摩擦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