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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我闭上眼睛，听到走廊里轮椅滚动的声音，有一只轮子似乎坏掉了，转的不是那么灵活，车轮不停地摩擦着地板。
天还没大亮，躺在病床上的张谨不停咳嗽着，声音急促，他双手用力抓着床的边沿，不时地咬着牙，像是要把自己的肺咳出来。
早点是豆浆，还有两个小包子，包子不大，我一口就下肚了，从昨天开始，我的食欲大增，但饭菜太少，不够吃的。女护工把豆浆倒在碗里，豆浆有一小部分泼洒了出来，她看我的眼神不那么友好，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哀怨。
张谨的老婆看上去比他年轻很多，张谨还有一个三岁的女儿。女儿看我比看她的父亲多，她的目光停留在我头上的白色绷带上，眼神充满了好奇。
“下个星期就可以出院了，医生开好药了，你这病适合回家静养。”张谨的老婆说。
张谨深深地吐了一口气，他的脸色比早上好看多了，脸颊居然有红晕。他扭过头冲着我，说，“兄弟，看来我要比你先回家了。”
“是啊，好。”我说。
“回去我要带孩子去湖边钓鱼。”张谨说。
“爸爸，我们现在就回家吧！”小女孩说。
我忽然感觉头有点晕，我闭上了眼睛。
不知道自己睡了多长时间，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好点了吗？大哥！”
我睁开眼睛，看到毕海霞坐在床边。
“嗯，比昨天好点。”我说。
一个中年妇女搀扶着一个病人进来，病人躺在了张谨的床上。
“他呢，张，张？”我说。
“你是说张谨吧？他不在了，今天中午走的。”毕海霞说。
“去，他去哪？”我说。
“他去世了，中午走的，肺癌，肺里都是粉尘，塞得满满的，挺可怜的。”毕海霞说。
“死了？你，你是说死了？”我说。
毕海霞捂着嘴点了点头，眼睛湿润了。
我扭头看着张谨床头的标签，上面是他的名字，年龄是33岁。
“他比我大一岁。”我说。
“不对，你是30岁，他比你大三岁，可怜啊，没钱看病的结果。”毕海霞说。
我仿佛又听到了他小女儿的声音：爸爸，我们现在回家吧。
“杨上迁，想什么呢？你是不是想起以前的事了，说说看，对了你去凤凰山干什么？”毕海霞说。
“凤凰山？”我努力思索着，我摇了摇头。
“你看到撞你的车是什么样子的？”毕海霞。
“不知道。”我说。
“你什么也不知道？”毕海霞皱着眉头，“你仔细想想？”
“我要回家！”我说。
“啊！回家，好啊，你知道自己的家了？那太好了。”毕海霞喜形于色。
我掀开被子下了床。
“我扶着你，我们这就走。”毕海霞说。
毕海霞扶着我出了医院大门，一阵清风吹来，我顿时心情愉悦。
“我跟着你走，放心，我是保护你的。”毕海霞说。
我看着人行道，又茫然地看着她。
“走啊，愣着干什么？”毕海霞说。
这时，医院里跑出来几个人，其中一个是贾医生。
“你们这是干什么去？想跑？”贾医生大声喝斥着。
“他说要回家，我就带他出来了，他可能有记忆了。”毕海霞说。
“有记忆了？你怎么知道的？”贾医生说。
“他自己说要回家。”毕海霞说。
“好，那就让他带我们去他家，走吧。”贾医生冲我说。
我一脸的茫然无措。
“回医院吧，你这是瞎闹，要是你把他放跑了，他的医药费我可要问你要啊。”贾医生说。
“我怎么是瞎闹？5000块钱，你们什么时候给我。”毕海霞说。
“等我们院长回来再说吧。”贾医生说着拉起我的胳膊，走，回病房。
贾医生帮我拿掉了头上的绷带。我感觉身体比以前清爽了很多。
毕海霞一边剥橘子一边说，“怎么样了？有感觉了吗？我是说有没有回忆到什么？比如做梦，梦到什么？”
我做梦，梦到鸟了。我说。
“鸟？”毕海霞突然拍了一下大腿，然后她拉出床头柜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有点脏的小笔记本，“这是你的笔记本吧！这里面有鸟。”
我接过笔记本，翻了几页，看到有一页画的好像是鸡，又不太像，肚子胖胖的，脖子很细，一排5个并列站着。
“这，这是鸡？”我说。
“鸟，你看那翅膀，你是画画的吧？”毕海霞说。
“画画？我不知道。”我翻了一页，这一页画的是个猴子，我笑了。
“你还笑？你老实交代你是干什么的？嗨！算了，我告诉你杨上迁，你这两天如果还不能恢复记忆的话，你就会被送到救助站去，知道吗？知道救助站是干什么的吗？”毕海霞说。
“干，干什么的？”我说。
“专门抓人的，谁不老实就抓谁，直的进去，横的出来。”毕海霞说。
我点了点头。
“你还点头，同意啊？”毕海霞说。
我摇了摇头。
贾医生急冲冲地走了进来，“他怎么样？能记得以前的事了吗？”
“不行。”毕海霞失望的摇了摇头。
“明天送他去救助站。”贾医生说。
“我那5000块钱你们什么时候能退？”毕海霞说。
“这个吗，我还真不当家。”贾医生说。
“你们这是什么医院？抢钱啊？你把他送救助站，他要是跑了怎么办？”毕海霞说。
“那边安排好了，有人看着他，你放心。”贾医生说。
夜里睡觉的时候，我又听到了鸟叫，鸟叫声似乎是从窗外几公里的小树林里传来的，睁开眼睛却听不到了，我闭上眼睛，这次听到了火车穿隧道的声音，我甚至能“听”到一个小男孩在火车厕所里尿尿的声音。我的耳朵异常灵敏。
上午，我在走廊的一个窗户旁边朝下看着，下面有人在卖冰糖葫芦，我肚子有了饥饿感。
“杨上迁，来，跟我来”贾医生面带微笑，他手里提了一个包。
我跟着他下了楼，然后上了一辆面包车。没多久车开进了大院，院子里有个小亭子，几个蓬头垢面的男子在抽烟。
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把我领进了一间屋，房间很大，摆放了十几张床，上下铺，很整洁，那个男子把手提包扔在床上，“你，这里，坐吧。”
我坐在床边，抬头看到墙壁上贴着几个有些黄的大字：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我回头看着窗子，外面是很高的围墙，快要高过屋檐了，从围墙里传来激昂的歌声：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沿着革命先辈的光荣路程~~
“杨上迁！”毕海霞气喘吁吁的跑了进来。
“找我？”
“废话！不找你，我跑这来？给你！”毕海霞说着把一个小盒子递到我手里。
“什么？”我说。
毕海霞打开盒子，说，“这是手机，我给你买的。”
给我买的？我说。
“花了我三百块钱，不，三百五，我还给你买了50块钱的充值卡，这个等你脑子好了，你要还我这350块钱。”毕海霞说。
“嗯！”我点了点头看了看手机。
“在这里别惹事，别跟人家闹别扭，好好休养，就在这里呆着，不许出去，我的手机号已经在你手机里了，有什么事，或者你想到什么了，你就立刻给我打电话，记住了，对了，我问你，你欠我5000块钱对不对？”毕海霞说。
我摇了摇头。
“啊？你忘了？”毕海霞说。
“没，没忘。”我说。
“那你摇什么头呢？”毕海霞说。
我不由又摇了摇头，然后点了点头。
“你这脑子成浆糊了，哎！可怜的孩子，我走了，你多保重。”毕海霞说。.
晚饭是两个小馒头，白菜炖萝卜，萝卜榨菜，还有稀饭，稀饭随便喝。我喝了三碗稀饭。吃完了饭，我在院子里的椅子上坐着，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天黑了，我回到宿舍，屋里已经有很多人了，我找到自己的铺位，然后躺在床上，看着上铺的木板，木板上刻着两行字：久旱逢甘雨，洞房花烛夜。
我扭头看到一个年轻男子站在床边冲我傻笑，他看上去有十六七岁，手里拿着一根烟，豁嘴，牙齿又黑又黄，像是三百年没刷过牙。这个豁嘴少年鞋子也不脱，踩着我的床边，身子一缩就上去了。
过了一会，他耷拉手臂，把烟头朝我脸上弹。
“哎！你，你，你这是干，干什，什？”我伸出头看着他。
我话音还没落，他一脚朝我脸蹬过来，顿时，我眼冒金星歪倒在床上。
“你蹬，蹬，蹬，蹬我干，干麻？”我说。
他扬起腿又要朝我蹬来，我急忙把头缩进去。
“熄灯了！有人喊道。”几秒钟后屋里黑了下来。
我揉了揉眼睛，拿枕巾把脸上的泥用力擦掉。
屋里有人说话，“现在什么世道，国将不国了！”
“中国如果有航空母舰，就可以和美国抗衡。”另一个人说。
“是的，外交部言人的口气可以再硬点。”有人搭话。
“一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三等人没本事，有脾气，你们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说话的人看上去年纪不小。
“不知道吗？告诉你们，这是旧社会上海黑帮老大杜月笙说的。”他说道。
“都睡吧，瞎扯啥？”有人大声呵斥着。
屋里顿时安静了。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屋里轰隆一声，像是地震一般，我慌忙坐起来。
“草泥马的！我弄死你！”有人大喊。
接着就听屋里劈里啪啦的。.
几个人影在厮打着，很快更多的人加入了战斗。打斗有大约七八分钟，屋里的灯突然大亮。门口站着两个管理人员。
刚才的轰隆声，是床倒下的声音。
“麻痹的，你们继续打呀！继续打呀！”管理人员交道。
屋里又恢复了寂静，我探头看了一下上铺，豁嘴少年睡得跟死猪一样，打火机夹在耳朵上，嘴里流着口水。
约莫睡到下半夜，或许是稀饭喝多了，我有了尿意，我下了床出屋去公共厕所。我睡眼惺忪地快走到门口时，忽然看到不远处有一排房子有火光。难道失火了，我急忙走过去。
我看到了睡在我上铺的豁嘴少年，他正在用打火机点着手里的报纸，点着后，他就朝窗户扔进去，然后再拿报纸再点着。我不由啊！啊地叫了起来。
我啊啊地继续叫着，忽然眼前一黑，我感觉自己被人推倒在了冰冷的地上。我翻过身来，看到有人用手电筒照着我的脸，我不由用手挡住那刺眼的光，这时候，感觉后背专心的疼，我扭过头，看到有人在踢我，还有人在踢我的肚子，我被拉起来后，有人一拳把我打倒，后来用了皮带抽我，我感觉额头湿漉漉的，我一摸全都是血。
也不知道我被殴打了多长时间，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现自己躺在宿舍的床上，天已经亮了，屋里也没有人，我浑身又酸又疼，一只眼睛已经睁不开了，我摸了摸额头，感觉额头上的肉是翻开着的。我想抬起腿，觉脚被铁链子拴在床头上。
“杨上迁！杨上迁！”有人喊我。
我努力睁大另一只眼睛，看到喊我的人是毕海霞。
“我的亲娘啊，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毕海霞说。
我摇了摇头。
“他们说你放火了？”毕海霞说。
“我，我没，没，没，没，”我觉得自己在流泪。
“真没放？”
“没，没，没放，”我摇着头。
“这太没人权了，他们居然还把你用链子拴起来，你又不是一条狗，我的天哪，你这额头？不行，我要送你去医院，你等一下，我去找他们去。”毕海霞说。
我点了点头。
十分钟后，毕海霞带着一个管理员来了，那个管理员把我的脚链上的锁打开。
“你们这是侵犯人权，是违法犯罪！”毕海霞说。
“赶紧带他走，别送回来了！送来，我们也不要。”管理人员不耐烦地说。
“走！”毕海霞搀扶着我起来。
打车去了医院，到了医院后，医生给我额头缝了七针。缝好后，我在走廊里等毕海霞。
过了一会，毕海霞急冲冲走过来，“七千了！记住，今天的看病费是两千块钱，算上那5000，就是七千，还没算上打车费，以后再给你细算。”
我茫然地看着她。
“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这不是多管闲事吗？妈的，我是吃错药了，我没救了！”毕海霞说。
我对她这顿牢骚一点都没兴趣，我肚子咕咕地叫着，“我饿了！”
“吗的，饿了？我也没吃饭呢！”毕海霞说。
“我饿了！”我舔了舔嘴唇。
“算我倒霉吧，我最后管你一顿饭，把手机给我。”毕海霞说。
我把手机给了她。
毕海霞忽然转过头来，她的眼神有点异样，“杨上迁，你的头被打了？会不会恢复记忆呢？你想想？”
“我饿！”我说。
“你的头被打这么狠，没有理由不会恢复记忆的，你回忆一下，你去凤凰山干什么？你家在哪？”毕海霞说。
“不知道。”我说。
“你是不是装的？”毕海霞说。
“装，装是什么？”我问。
“奶奶个熊！吃饭去！。”毕海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