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人之前，读书明志

人无志向，柔弱无刚。没有志向的人生是盲目的人生。成功人士无一不是按照自己的志向努力拼搏成就辉煌人生的。

俗语说：为人有志，前途有望。做人应先从立志开始，志向也是人生希望的开始。

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境界，在对志向的追求过程中有了很好的体现。立志的人和没有志向的人，在人生的各个方面都大不相同。

然而，志向并非出生就有，它是在后天的生活环境中确立的，尤其是在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足中形成的。每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常常感受到现实生活的庸俗，但很多人看到了这一点，却因为更多的原因失去改变现状的勇气和信心，更不能为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立下高远的志向。曾国藩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仅看到生活庸俗、颓废的一面，还能因自己所处的环境而迅速觉醒过来，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立下了远大志向并坚定不移地去努力实现它。

曾国藩曾很有感触地写道：“《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每一天都过着安逸、放纵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下人渐渐失去斗志，精神上也慢慢衰颓下来。正如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番话可知，曾国藩也认为没有志向生活就了然无趣，人也会因此而堕落。人要有成，需先立志。志向是一个人给自己划定的人生境界，它限制着自己人生的道路、生活的内容和成就的规模。由于立志规模的不同，现实的人生也会不同。

曾国藩出身寒微，曾为了读书四处筹钱。为了买到一部自己喜爱的书，把御寒的衣物典在当铺里，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在自己处境十分糟糕的情况下仍是如此自强自立。在他后来功成名就之时，做人更是不忘自强自立。在曾国藩的头脑里，想得更多的是如何“立”。在他看来，一个人能够“自立”，方能于事业上真正有所成就。

曾国藩还认为，一个人整天沉溺于过度的自虐和自责里并非积极的处世方法，其关键在于自身的觉悟，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由“悔”字诀而升华出来的修身智慧。

古语有云：“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警示后人：富足安乐的环境可以让人失去奋自立的动力，从而消磨自身的斗志。相反贫困艰苦的环境却可锻炼一个人的心志，使其在这种环境中觉醒，从而萌生改变现状的动力。曾国藩处在安适、舒心的生活里，仍念念不忘自立自强是值得后人敬佩和学习的。环境的好坏对于心境是有影响的，但是并非决定性作用。

人的一生应勤于思，善立志，多想想自己要如何生活、如何奋斗。即使某一天身先死了，也能为世界留下点什么。正因为如此，人活在世上都应自强自立，努力追求那些旁人不敢追求的东西，努力去做旁人不敢做也无法做到的事情，有此自强自立之精神才能报效国家，兴旺家业，才对得起自己。

所以，做人的第一根本就是树立志向，以此让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让自己振作起来，有了目标和方向，人生才不致陷入迷途。只有远大志向才能不断激励着人们奋向上，有所作为。一流的人才不一定能干出一流的事业，但能干出一流事业的人必定是一流的人物。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欲成就大事业者，就必须要先立志。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开始时本来有相当水平，然而多年过去之后，他就是没法与别人比，不是他的智力不如人，也不是条件不如人，而是只懂得一味努力付出而不知道是为什么在付出。没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到头来是“竹篮打水”空忙一场。

人无志向，柔弱无刚。人一生如果没有奋斗的方向，便像没有舵的船，只会四处漂流，遇险也不懂避，遇激流也不慎行，终无所成。曾国藩说：“人行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

曾国藩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百般苦学，广泛阅读。尤其在翰林院、詹事府任闲散文职时，悉心钻研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封建各朝治理国家的经验。曾国藩读书如此用功，绝非为了求得高官厚禄，对他而言读书更多是为了“进德”、“修业”。

曾国藩与平常人一样，也有患得患失、斤斤计较、目光短浅的时候。一次，他曾无情地鞭笞自己：“没有人生志向，生活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内心也就无法自由，这一切的一切其根本就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我对事情常常持有偏见，往往不能容忍小的事情，因此一些微小的事情，也会让我想一个晚上，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会没精打采的，这正是我思虑过多的原因。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自己见识又肤浅，想得到心灵的宁静与自由，简直太难了。更何况想的都是粗陋的拙见。在与人交往时爱往小处计较，而引起自身的大不快，又无时间调整自己，长此以往，就是自己在耽误自己啊。”

从这里可见，曾国藩勇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晦暗的一面，可以毫不掩饰地对待，反省也很彻底，现代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呢？

曾国藩说，人要是立有志向，也就能做圣人，做英雄。没有什么无法做到的事，也就无需求助于人，这就是强才自强。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必定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曾国藩深信自己如深山中不为人知的巨木，终有一日将成为支撑国家的顶梁柱。他也确实实现了心中理想。

曾国藩的志愿，是和他的治学目的论紧密相关的。曾国藩刚到京师时，不免六神无主，心神不静，他认为自己心神不静是因为没有志向，后来他奋立志，改名为国藩，决心要成为国家之藩篱。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愤图强，为自己的志向不懈努力！每个人治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正如古书所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钳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

由此可见，曾国藩认为读书对于国家，对于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报国为民；小可以修身养性，卫身谋食立足社会；可借此展现志向，拼搏进取。三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当然，这里的读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而是上升为一种理念上的行为，是治学意义上的读书了。一方面，曾氏继承先秦孑L子、孟子、墨子的观点，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士”、“君子”以至“圣人”，继而秉承宋朝朱熹之学说，主张读书要“明天理”；另一方面又继宋朝陈亮“经世致用”及北朝颜之推“谋生”之说，认为读书大可报国为民，小可修业谋生，以自卫其身。

曾国藩在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上，是在继承古代各种观点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切合实际的新的读书观。不为个人荣辱得失，不为功名利禄，不为一家之饥饱，而是为志为国为民。因此他认为读书又以报国为民为最终目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

时至今日，也还不乏读书为混文凭之人，读书为混官做之人，读书为装饰脸面之人，读书于他们不过是一纸文凭，一块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已，是否有获得全不重要。

为了这些俗物而去读书的人，虽有所成，但只会小；为报国为民而读书者，虽路途远，但必将成其大，立其功。把报国立志与读书相结合的人才是有建树的人。

曾国藩不是伟人，他只是一名封建士大夫，在国与己的选择中更多倾向于后者。他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够提出读书的最远目的是报国为民，且能志在于此行亦如此实属不易。反观现在，有志向的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人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