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有恒，匡时救世

曾国藩声名大噪，仕途风顺，十年七迁，这在当时确实少见。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然而，官身的富贵、声名的荣耀，都没能使他安逸下去，反而促使他锐意进取的精神更趋高涨。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风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丈树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曾国藩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差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在曾国藩看来，人不论是在低微鄙陋之时，还是在飞黄腾达之中都要志存高远，砺志不息。因而他先主张立志以成材。

他认为，立志可以使人有所追求，生活有了方向，人才变得充实。

他自省说：自去年(1852年)十二月二十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白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方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啊!

曾国藩认为，有志者事竟成。他说，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呢?他又何必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呢?古书上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想得到仁，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那样的人，于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心—意地去钻研他们的学问，谁能够阻止我成为孔孟那样的人物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即使天天与尧、舜、禹、汤这些圣人住在一起，那也只能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啊!

曾国藩认为人应该立大志，他说：君子立志，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君子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曾国藩为他的六弟小试受挫，就抱怨命运不济而大惑不解，说：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他气度太小，志向不高远啦!曾国藩的一生立下极为高远的志向，为了砺志他曾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为了磨砺志向，曾国藩曾两次改名。曾国藩乳名宽一，名子诚，字伯涵。进入弱冠之年，曾国藩自己改号“涤生”，他在日记中写道：“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抒了曾国藩弃旧图新，奋自强的理想与信念。

曾国藩改号涤生，说明他能自律。十年以后，他旧事重提，说明他自律严格。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就在于他能不停地磨砺自己的志向，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卑琐灵魂的严厉审判者，他是自己淫邪恶欲的无情拷问者，他是自己羸弱身躯的猛烈抨击者，这使他得以洁身、保身、全身。他的功业，不在于他的道德，也不在于他的文章，而在于他对自己肉体和心灵的永无休止的洗涤和更新。

曾国藩在得到翰林的地位后，又一次改名以砺志。

这时，他将名字子诚改为“国藩”。这时在他为自励所作的五句箴言中，先一句就是立志，他要荷道以躬，要与之以言。就是要以一身，担当中国的道统。在人生过程中，遭遇任何危险困难，只要神定不慑，谁敢余悔。曾国藩的倔强精神，于此概见。德业之进，全靠有恒，铢积寸累，自然成功。他的箴言，许多人都铭之座右，读之思之行之，并觉受益无穷。

同时，为了能使自己真正成为国家之藩篱，他抓住机遇，努力读书。许多人一人仕途，便将书本束之高阁，专在官场中去鬼混。可是他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后，还在拼命读书。他曾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

一个做了高官的人，还要自己规定功课，按日施行，这种自律精神，不仅在今日很少见到；即在古人中，亦很难得。这种自强不息的努力，是曾国藩成功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