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4 章节

        了，但是我们又找到了另一个王璐，所以觉得很迷惑。我们被吓着了，觉得这世上是不是有鬼，还是世界上真的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主治医师点点头：“没有鬼，变成植物人的那个，根本不是王璐。”我问她怎么这么确定。

        主治医师：“王璐的身份信息是女，但变成植物人的那个‘王璐’，虽然长得和身份证上一模一样，也很秀气，但他是个男的。当时王建龙求我不要说出去，说他爸他妈知道他的性取向会弄死他，‘王璐’也是偷了姐姐的身份证，两个人才能结婚生活在一起的。”

        我忽然想起，在我联系公安局说“王璐已死”，问她是不是父母双亡时，对方告诉我：“王璐父母双全，并且还有一个弟弟，我们已经咨询过本人，王璐本人健在并已结婚生子，如果再报假警，将依法对你进行拘留罚款。”

        我拿起手机，拨打了上次王璐父亲提供的王璐手机号。电话很快通了，王璐在那边问我是谁，我直接进入主题：“你多久没见过你弟弟了？”

        王璐说：“快五年了，你是谁？”

        我说：“你和你弟弟是不是长得很像？”

        王璐说：“是，龙凤胎，你有他的消息？”

        我没回，挂了电话，转头看向田静：“死的那个是王璐的弟弟，我们现在去商业街找王建龙。”

        我和周庸、田静敲了敲王建龙的房门。他问是谁，田静报上自己的名字。王建龙打开门：“田记者、周庸、徐浪，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说不仅知道他在这儿，还知道他房间里藏着个“主管”。王建龙问：“你们报警了？”

        我说：“报了，但不是因为电信诈骗的事，是因为‘王璐’的事。我们见到了真的王璐，也见了王璐弟弟变成植物人时的主治医师。”

        王建龙点点头：“所以你们知道我的性取向了？”

        周庸：“当然知道，你的性取向是直的。你以为你和诈骗团伙的南方姑娘卿卿我我，我们没看见吗？你以为我这几天没看见你叫的‘特殊客房服务’吗？”

        我说：“是啊，装什么装。王璐弟弟用假身份和你结的婚，你们俩的婚姻不合法，现在警察已经开始对尸体进行尸检了。”

        王建龙吼道：“我就不应该接受你们的采访！”

        我说：“不是。你不该忙着搞电信诈骗，不去火葬场火化王璐弟弟的遗体。”

        十几分钟后，警察在酒店带走了王建龙和藏在厕所的“主管”。

        2013年12月，王建龙正跟着一伙南方人学习电信诈骗，父母让他去参加一场相亲会。他在相亲会上与“王璐”一见钟情，两人很快领了证，王建龙还给了“王璐”十万元做彩礼钱。

        结婚当天，“王璐”要回家告知父母，王建龙说要陪同一起去，“王璐”不同意，一个人上路。王建龙怀疑有诈，就偷偷跟上了“王璐”——果然，“王璐”的电话很快就打不通了。王建龙一路跟着“王璐”，在“王璐”参加一场相亲会时，将他拎回了燕市。他这时才明白——“王璐”原来是个跨省骗婚的。

        愤怒的王建龙将“王璐”带回燕市的家里，试图强暴“王璐”，却更崩溃地发现“王璐”是个男的——他一直在冒充自己姐姐的身份四处骗婚。

        王建龙无奈之下，将对方放走。但他越想越生气，趁着对方没走远，他叫上一个和自己一起学习诈骗的“同窗”，“不小心”开车撞了假王璐一下。本来是想撞死，没想到有人看到报了警叫了救护车。

        得知假王璐变成植物人，王建龙也挺高兴的，想着能以丈夫的身份签字，放弃治疗。但没想到，忽然有记者来采访，还有人捐款。当时不太宽裕的王建龙发现了一条维持生计的渠道——靠捐款活着。于是他假装起了模范丈夫，并把“妻子”接回了家里照顾。

        微波炉若操作不当会引起爆炸，使用时一定要当心

        随着他的电信诈骗越做越好，他也开始不在乎募捐的那点钱。正当他打算合法结束假王璐的生命时，“王璐”却忽然醒了。他陈年的积怨爆发，用刀杀死了“王璐”。然后他打开燃气，预设微波炉加热，伪装出了一场意外的燃气爆炸。

        我将这个新闻卖给了媒体，赚了一些钱。后来听说有个导演想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但不知为什么就没了消息。

        田静最好的一篇采访稿，以曲折的故事告终，我问她对这事怎么想。田静说没什么想法：“我更关心的是国内植物人普遍的生存现状，这不会因为一个个例就有所改变。”

        16

        他花一百万买俩孩子，还没到手就被抢了

        2016年国庆期间，我正和周庸在俄罗斯度假，一个人接连给我打了几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叫李超，是我高中同学。

        他的嗓子有点哑：“我儿子丢了，希望你帮我找一下。”

        我上一次见李超，还是2015年年初，我们俩一起吃火锅。他当时在一家大企业上班，做财务。他刚和老婆领了证，要办结婚典礼，来给我送请帖。

        我问他做婚前检查了吗。他说没做：“不想做。”我问他为什么。

        李超喝口酒：“怕丢人。就咱俩，实话实说啊，我怕我检查出精子质量不行。要是检查出个不孕不育什么的，太丢人。”

        我说：“超儿，你是不是把简单东西想得太复杂了，婚检根本没有检查精子质量这一说！”

        李超听我说完还不信，我只好掏出手机给他找证据。

        李超过两天带媳妇去专业的体检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结果李超的身体确实没什么问题，但他媳妇却查出了点毛病——她的输卵管和子宫都有点问题，受孕概率将会非常低。夫妻俩都是爱孩子的人，伤心了几个月后，决定采取一种极端办法——代孕。

        代孕在我国几乎变成了一项刚需。国内对代孕的需求很大，每年都有数万婴儿通过代孕诞生。而李超的孩子，即将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我最后一次和李超联系，是在2015年的11月，他经人介绍找到了一家能做代孕的机构。

        我平时调查加写稿，很忙，他估计也没闲着，以至于我们俩近一年都没联系了（好像同学之间一年不联系也挺正常的），就偶尔在朋友圈互相点个赞。但接到他帮忙寻找孩子的求助电话后，我和周庸立刻买了当天的机票，坐了近八个小时回到了燕市。

        一下飞机，我们立即打车去了李超家。李超家在一个超过十五年的老小区。李超去年搬到这边，因为这是对口小学的学区房，将来孩子上学方便。

        我和周庸上了楼，李超招呼我们进屋，在客厅坐下后，他媳妇给我们倒了两杯水就回屋了。

        我问李超他儿子怎么丢的，是否报警。

        李超摇头：“没法报警。孩子的出生证明还没办，没法证明是我的，甚至没法证明这孩子是存在的。”

        2015年10月11日，经人介绍，李超找到了一家叫圆梦生育中心的代孕机构。

        李超到了生育中心。中心的经理很热心地接待他，向他咨询了情况，然后提出了四种合作方式，让李超自己选。

        第一种是人工方式，也是合作双方最能够接受、最普及的方式，即在代孕者排卵期，男方体外排出精液，女方用注射器吸取注入子宫。

        第二种是自然方式，即通过双方协商，在代孕者排卵期，发生非婚性行为导致怀孕。

        第三种就是试管方式，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借腹生子”，由客户提供已经受孕的卵子，植入代孕者体内，这需要有资质的医院配合。

        第四种是盲捐方式，即只需要代孕者提供卵子，在有资质的医院提取。李超选择了第三种，试管培育受精卵，然后借腹生子——这能保证孩子的基因完全来自自己和妻子。

        我说：“不对啊，这事就专业的医疗机构能做，但卫生部门又不允许医院干这个，他们是在哪儿给你们培育的受精卵？”

        李超：“我也不知道。蒙上眼睛，开车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采集完精子卵子又蒙上眼睛把我们送回来了。”

        我点头：“多少钱？”

        “一百二十万。”

        周庸：“这么贵！”

        李超点头：“我们选了最贵的套餐。代孕的姑娘长相身高都不错，学历也是本科以上的。姑娘怀孕后能住在豪华小区里，有专门的保姆照顾。今年8月初，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孩。因为听说吃母乳能提高免疫力，我打算先放在代孕妈妈那里，吃几个月母乳再抱回来。”

        我说：“你确定那孩子是你的吗？”

        “应该是，他们说先做亲子鉴定再付尾款。”

        我点点头：“孩子到底是怎么丢的？”

        据李超找的代孕妈妈说，那天晚上她推着小孩在楼下玩时，孩子被两个男人抢走了。

        周庸：“徐哥，我觉得可能是人贩子做的。”

        我问他为什么。周庸拿出手机：“最近这条消息都刷爆朋友圈了，两百名人贩子偷小孩。”

        我说：“你就不能少看点谣言，这谣言几年前就有了，早辟谣了。不过基本每年都传一次，也不知道谁这么闲！”

        我让李超把代孕姑娘的地址给我，我去和她聊聊，看能否发现点什么。告别了憔悴的李超，我和周庸打了一辆车，周庸问司机能不能抽烟，司机说可以。周庸按开车窗，递给我根烟：“徐哥，你是不是怀疑那中介公司？”

        我把烟点上：“是，快做亲子鉴定的时候孩子丢了，也太巧了。而且李超前期已经交了八十万元了，就算孩子找不回来，这钱估计也退不了。”周庸点点头：“长途飞行太累，先回家睡一觉再说吧。”

        第二天上午，我和周庸开车来到代孕妈妈所在的小区。这算是燕市里环境比较好的小区，最小的一室一厅户型也得有八十到一百平方米，月租金一万元以上。

        按照李超的豪华套餐，高档小区一人一套房、有保姆照顾的生活，起码要持续到哺乳期结束。虽然现在孩子找不到了，但代孕的姑娘还住在这儿。我和周庸按了门铃，上了六楼，一个姑娘站在走廊等我们俩。她看起来也就二十岁多一点。把我们俩带进屋后，她让我们在沙发上坐下，转身去倒水。

        代孕姑娘把两个纸杯摆在我和周庸面前：“孩子父母急坏了吧？”

        我说：“是，盼了那么久的孩子丢了，能不急吗？”

        代孕姑娘说：“我也急。孩子要是找不着，我一分钱都拿不到，这一年的子宫算是白租给别人了。”

        我问她和这家代孕机构以前是否有过合作。她说：“有，这是第二次合作了，之前也生过一次。”

        周庸：“啊？你生下的孩子，给别人，你不心疼吗？怎么感觉孩子丢了你也没那么伤心。”

        她摇头：“我有自己的孩子要养活，做这个（代孕）就是租子宫赚钱。”我说：“那这是你第三次生孩子？”

        她说：“是，我2011年大学一毕业就结婚生子了。而且代孕机构招人时，招的都是生过一次孩子的人，怀孕时有经验，能降低流产的风险，节省成本。”

        我点头：“上次找你代孕的是什么人？”

        她说是两个男同性恋：“我们有个‘代孕妈妈群’，有时会互相交流点心得——找我们代孕的，最多一种就是身体有问题没法生育的，剩下就是上年纪的失孤人群以及同性恋。”

        我站起身假装活动身体，四处扫了眼客厅。电视是壁挂，没有电视柜，茶几和餐厅桌子上都很空，看起来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我背后给周庸做了个拖住的手势：“我上趟洗手间。”

        我走向洗手间。周庸往前探，看着她：“现在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代孕姑娘觉得他贴得太近，有点不好意思，往后靠了靠：“还好。”

        我趁机开门进了她的卧室，从兜里掏出手套戴上，轻手轻脚地翻找。

        在床底下一个行李箱的夹层里，我找到了她的身份证和户口本，户口本上的信息确实如她所说——已婚，育有一子，学历是本科。这证明她之前所说的真实度很高——如果身份信息真实的话。我拿手机拍下来后，又找了找，没什么新发现，就给周庸发了条信息：“吸引她的注意力。”

        听见周庸的手机响了后，我数了五秒，打开卧室门闪进了卫生间，按下了马桶的冲水键。洗个手走到客厅：“有点坏肚子，没什么事咱走吧。”

        出了小区，我和周庸站在车边抽烟。“徐哥，下一步什么计划啊？”

        我说：“我刚才拍下了她的身份信息，先验证一下真假。要是她身份什么的都没说谎，证明这人心里应该没什么鬼。”

        周庸：“怎么验证身份真假啊？”

        我告诉他可以通过学籍：“你学着点，我现在拿着她的身份证号去注册学信网——这网站实名注册后可以查看学籍信息和学历信息，注册手机号什么的不用和身份证绑定，而且大部分人都没注册过。”

        周庸：“那别人掌握了我的身份信息后，是不是也能掌握我的学籍信息？”

        我说是。

        成功注册后，我查到了她的学籍，××大学的2007级，大学毕业的年纪和户口上孩子出生的年龄正好能对上——说明她刚才说的应该是真的。

        周庸：“咱下一步是去查那家代孕机构？”

        我说：“是，打算假扮成有需求的客户，去那代孕机构看看。”

        周庸：“刚才那代孕姑娘说，去那儿的基本三种人，没生育能力、同性恋、失独的中老年人。失独老人你肯定演不了，岁数不够大；不孕不育和同性恋你选一个吧。要不咱俩合伙演次同性恋吧，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我说选不孕不育，然后拿起手机给田静打电话，问她有没有时间。

        下午两点，我和田静到了圆梦生育中心。到了前台，一个正装小帅哥热情地迎了上来：“您好，是熟人介绍还是网上找来的？”我说我是在网上搜到的。

        他笑着点点头：“那您搜出的前两条应该都是我们，一个月二十多万元广告费呢！”

        他介绍了一下情况：“我们和燕市的几家三甲医院都有合作，用的都是美国的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可以随意选择性别。”

        我问他，卫生部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