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章 四张船票
1950年仲春之夜，江风带着些许凉意，从开了半扇的窗户吹进屋，吹到坐在黑暗中抽烟的槐年身上。
他背靠床头栏杆，肚子上盖条薄被，上身是一件白色内衣，他觉得凉，伸手把床边椅子上的毛衣抓过来，披在背上，两个袖子搭在胸前，妻子翁兰躺在身边，面向墙壁，背对着他，撅着嘴，闭着眼，不睡也不说话。
下午，翁兰带着两个儿子从老家里庄来到上海，虽然忙碌奔波，脸上写满疲惫，两年未见后的团聚，一家人其乐融融。
久别如新婚，晚饭后，夫妻都对肌肤之亲充满期待和激情，当孩子鼾声轻轻响起，二人也就心照不宣的开始了，槐年快乐之时，不无得意地说：“下次要到台湾去忙了，明天上午有人送四张船票过来，先到香港再去台湾。”
此言一出，翁兰如冰水浇头、冻如木偶，槐年顿觉扫兴，草草收场，躺下睡觉可又睡不着，便坐起抽烟，火星一闪一亮，屋里是浓浓的烟味。
黑暗中，翁兰说话了：“你叫我们来上海，就想带我们去台湾，那么多人去台湾吃什么、喝什么？”
“上海金库的黄金都运过去了，还有美援，还怕饿着？那边比这边日子好过。”
“整个大陆都丢了，那么小的台湾守得住吗？解放军打到台湾还能去哪儿？”
“不去台湾就待在香港也不错，喝牛奶吃面包。”
“我喜欢丹阳的大麦粥，你不也喜欢吃大麦粥吗？”
“成王败寇，我现在是寇，在军统干了十多年，手上身上沾的血不少，留在这儿能有好下场吗？”
“你不是说帮共产党做了不少事，还救过陈义，重庆谈判时还保护过中共代表团么？你对他们有恩呢？张治中、傅作义那么大的官都没去台湾也都没事，你一个上校芝麻大的官，怕什么？”
“国家的事有政策，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私交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大官没事不一定小官没事，不是有句话叫窃国者侯、窃钩者诛吗？军统干的坏事多、名声很坏，人们对军统是深恶痛绝，觉得军统特务个个最大恶极，我还是行动队长呢，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人。”说完他深深的叹了口气。
槐年把烟头掐灭在铜制烟灰缸里，抓下背上的毛衣，钻入被窝，仰面躺着，两手交叉放在头下枕着；在镇江和陈义会面的情景，又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
一个冬天的下午，天有些冷，天空中布满灰褐色的云，蓝色的云块不多也不大，云彩有的块状，有的条状；就像高处俯瞰到的荒漠中的湖泊、河流；他们在京口饭店的一个包房谈情报共享，谈抗日除奸；槐年问起抗日的形势前景，陈义爽朗地笑了，说：“我送你两句话：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后绽春蕾。”
“陈司令说得好，鬼子凶狂不了多久。”
“走，去金山寺看看。”
去金山寺的路边有一家挂着“半仙算命”幌子的小店，槐年说：“陈司令，这算命先生号称半仙，人们都信，进去算一算如何？”
“好啊，去算算抗战哪天胜利。”二人都笑了。
进到店中，槐年指着身穿长袍、头戴礼帽眼戴墨镜的陈毅说：“半仙，你给这位盐商算算命。”
半仙上下打量了一下陈义说：“先生不要哄我，这位先生绝非等闲之辈的盐商。”
陈义和槐年相视一愣、略露笑意，槐年问：“何以见得？”
半仙说：“他虽做富商装扮，却与商人大相径庭。” 说完，捻着胡须神秘地笑笑不说话。
“说来听听，别卖关子。”槐年催促着。
半仙手拿折扇，指指陈义的腰说：“一看腰，商人再富腰是软的，整天点头哈腰一套生意经；军人则不分尊卑，终日昂首挺胸，腰是硬的。”他又抬头看看陈毅的脸说，“二看皮肉，商人细皮嫩肉，军人南征北战，日晒夜露，皮肉紫亮粗糙结实。”他得意地向陈义翘起大拇指说，“我看这位先生是运筹帷幄、八面威风的大将军！” 陈义哈哈大笑说：“不对不对，算得不准，我就是商人，不算了，走吧。”
二人笑着走出小店，槐年说：“陈司令伟人气质，装扮掩不住英雄气。”
陈义拍拍槐年的肩膀说：“你也了不起，一天能消灭三个鬼子，吓走三只豹子。”
槐年说：“偶然为之，也凭运气，不足挂齿。” 陈义说的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仲秋的一个下午，槐年去茅山新四军司令部办事。进山不久，他看到三个山民打扮的人鬼鬼祟祟的，便悄悄尾随观察，发现他们比比画画，还在纸上写着什么。槐年更接近时，听到几个人在用日语交谈，确定这是几个日军的探子，他果断拔枪点射，三发子弹打死了三个鬼子。
再往里走，他迷路了，走进了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刚想看看天确定方位，发现三只豹子已经向他围拢过来，他往后退着，想迅速靠近一棵大树；一只公豹跳跃着向他扑来，他身子往油松后面一闪，公豹扑了空，重重的扑在松软的落叶上；槐年身手敏捷，转身用手按住公豹的脖颈，脚死死的踩住豹尾并大吼一声，另两只母豹掉头便逃；槐年像武松打虎一样，拳头如铁锤一般不停的砸向公豹，直至感觉压在身下的公豹由挣扎变得瘫软，用手在鼻下试试，没了气息才一屁股坐在地上。
身边的翁兰动了动，打断了槐年的思绪，他侧转身搂住妻子丰腴的身子说：“我也就是信口开河，未必走得了，去香港的轮船一个星期才有一班，买一张票都要经过好几道关，盖好几个章，不是花钱就能买到的。”
翁兰转过身，用手指戳住丈夫的鼻子，问：“要是有票，还走不走？”
“有票也不走了，跟你回老家男耕女织，行了吧？” 槐年也用手指刮了一下妻子的鼻子。
翁兰抚摸着丈夫汗毛浓浓的胸脯说：“来的路上我想了，马上要土改分田了，我们四个人能分到七八亩田，我种田你教书，但是下了火车，我发现上海蛮好的，比重庆繁华，索性我们就不回去了，你找找陈义，请他帮帮忙，他现在不是当上海领导了吗？你谋个差事应该不是难事吧？我可以到药店或医院工作。”
“也好，不过也得先回老家一趟，快清明了，给爸妈和弟弟上坟烧点纸，别让他们在那边手头拮据，过苦日子。”
翁兰摸到槐年腰背部的疤痕问：“这地方还疼吗？”
“累了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还会疼，像针扎一样。”
“你看晚了留下后遗症了，只能用中药慢慢调理。”
“多亏你爸和你救了我，也多亏这病才让我娶到你，因祸得福，我还得感谢这病呢。”槐年笑着说，这缠腰龙的老毛病，又让槐年想起很多往事。
翁兰家祖居常州孟河镇，祖先翁继明是孟河医派的创始人，世代以中医中药为业，家族传承，名医辈出。清乾隆年间祖辈迁居南京，医术在南京闻名遐迩，槐年家离翁氏诊所不远，大小毛病都去翁家诊所看，每次都是药到病除。
槐年从军后的两次大病还是到翁记诊所治好的，一次是受了枪伤，伤口总是化脓感染，军医用了不少抗生素还是不行；槐年无奈请假回了南京，去翁记诊所开了草药煎洗外敷，十天便结痂痊愈返回部队，军医看着他长出新肉的伤口，连连感叹中医的神奇。
第二次是感觉腰背疼痛，军医检查后并无外伤，只做了简单的处理，过了两天疼痛不见缓解，还发起了低烧，疼痛处起了不少水泡又疼又痒，军医又按湿疹治疗，开了几支药膏涂抹，抹了四五天，水泡连成了片，有的地方还破溃流水，槐年疼的整夜不能入睡，只好又请假回了南京。
翁老先生检查后说：“你的这个病，西医叫带状疱疹，中医叫缠腰火丹，老百姓也叫缠腰龙，我看你这病得了有好几天了吧？”
“是。”
“治是能治，你误诊了，会有后遗症。”
“什么后遗症？“
“会经常疼痛，你每天来诊所换药，有个十天半月也就好了。”
换药是翁兰的事，她是老先生的女儿，平时跟着父亲从医，给父亲当助手；从小耳濡目染，也学了一套不错的医术。
她是标准的江南女子，皮肤细腻白净，五官精巧端庄，嗓音柔软甜美，漂亮得叫人不敢正视，有的病人说看看她病就好了三分。
槐年看着她换药，心里喜欢，话也多起来，他说：“翁护士，你们家救了我两次，也算对我恩重如山了，我怎么报答你们家呢？”
“医为仁术，救死扶伤是医者本分，不要报答。“
“还是要报的，小蚂蚁被人救过，还想法报答呢。”
“小蚂蚁怎么报恩？你见过？”翁兰羞怯地问。
“这是个传说，你想听听吗？”槐年故意停住了话头。
“讲不讲随你。”翁兰瞟了一眼槐年，手里继续忙着。
“从前，浙江富阳县有个叫董昭之的青年，有一次乘船过钱塘江时，看到船边不远处江面上飘着一根芦杆，芦杆上爬着一只蚂蚁，随时可能被波浪冲落水中；他便让船工把船靠近，弯腰捡起芦杆带上了岸。
蚂蚁说：谢谢恩人，我是蚁王，你今后只要有难，对蚂蚁说，我就会来救你。
董昭之不信，笑道：你走吧。
十多年后，董昭之蒙冤入狱，被判死刑，行刑前夜，他想起当年蚁王的话，看到地上有蚂蚁在爬，便自言自语地说：蚁王，快来救救我吧，我大难临头了！
时间不长，牢房的地上墙上聚集了大片的蚂蚁，一起咬食窗户的木框，木头的碎沫像下雪一样纷纷扬扬落在地上，两个时辰过去，窗户掉落，董昭之逃走了。”
“说得像真的一样，好吧，我家有难一定找你。” 翁兰笑着又瞟了槐年一眼。
“最好没难，有难一定找我就是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槐年的带状疱疹好了以后回到部队，以后他再也没有生过大病，也没有机会再见到翁兰，但那个江南女子会时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不久抗战爆发，槐年随政府西迁去了重庆，因为他政治军事素质出众，又有文化，被军统选中，不久升任军统行动队队长。
也是一个冬天的下午，天色苍茫，凛冽的寒风吹得树上地上的雪花到处乱飞。
天冷，多数人都躲在屋里，槐年在值班室看文件，电话铃声响起，门口传达室说有个南京来的人找他。
他到门口一看来人，还是吃了一惊，来人正是翁兰；从日军占领南京的消息传来，槐年天天为翁兰一家担心，各种不祥的设想都出现过，眼前的翁兰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肩上背着个小包袱，形如乞丐，槐年赶快把她让到屋里坐下，倒上一杯热水。
“家里怎么样？”槐年关切的问了一句。
“终于找到你了。”翁兰捧住水杯，潸然泪下，原来日军占领南京后，命令各家诊所参与救治日军伤员，翁老先生称病拒不出诊，还销毁了自家库存的所有中草药，日军山本少佐大怒，把一家七口人拉到街上当众枪杀，翁兰因为出诊才逃过一劫。
她逃出南京城，无处可去，只好沿江西行，身上的钱用完了，便一路乞讨到了重庆。
说到这里，翁兰更咽着，再也说不下去，槐年拿一条毛巾让她擦眼泪，安慰她说：“把仇记在心里，血债血偿。”
槐年把翁兰带到自己的住所，让她梳洗、换衣、吃饭，翁兰看到槐年屋里有些凌乱，也不像自己开火做饭的样子，有些羞怯地问：“你这里也没人收拾，没成家？”
“没有。”
“没碰到合适的人？”
“仗没打完，自己性命都不保，不想害别人。”
槐年把床让给翁兰睡，自己借了一块床板和两条长凳，在另一侧墙边架了一张临时床，晚上屋子中间拉起一道帘子隔开。
两人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一段时间，每天翁兰把屋子收拾得干净整齐，从外面采来各种花插在瓶子里，让屋里洋溢着家的气息，饭菜做得有滋有味，槐年逐渐有了家的感觉，每天一下班赶快跑回来，他希望早点撤掉屋子中间那道帘子，朝夕相处，日久生情，半年后两人结婚了。
重庆谈判后，槐年又被派到南京任南京站站长，已经怀孕的翁兰也跟着回到南京，因为两家的老房子都成了废墟，槐年只好把翁兰送到里庄老家。
老家的房子、田地都被堂伯家占了，堂伯不愿意腾退房子、田地，对槐年说：“翁兰就一个人，又怀孕了，一个人生活不方便，就让她跟我们一起过吧，我们还好帮着照顾。”
槐年觉得也好，就把妻子安置在腾空的西屋住下；给堂伯留了些大洋，拜托他们照顾翁兰，自己回了南京。
刚开始还相安无事，孩子三岁以后，堂伯两口子的态度变了，嫌孩子吃得多，还淘气吵人，嫌槐年给的钱少，他们没得赚；嫌翁兰照顾孩子多，家里和地里的活干的少。
翁兰怀上老二后，堂伯母更不高兴了，说：“男人不在跟前，肚子还闲不住，要在跟前，不是像母鸡下蛋那么勤了。”
翁兰觉得屈辱，暗自垂泪；几个月后，翁兰肚子大了，堂伯母仍让她到外面拾柴，到收割后的麦田里捡麦穗，堂伯母有自己的道理，她说：“你生孩子要吃鸡蛋，吃鸡蛋就得养鸡，不出去捡点麦穗，家里哪有那么多粮食喂鸡，家里人多粮食不够吃，你又不是不知道。”
翁兰只好每天挎个篮子到麦地去捡麦穗，每次慢慢蹲下又慢慢站起，捡满一篮子麦穗，累的腰酸背痛，有时遇到下地干活的人，看她可怜，就帮她捡一些，挎一篮子麦穗回家，家里人早已吃完了饭，只能吃凉了的剩菜、剩粥。
有时她身子乏不想吃，回房躺下，堂伯母就大声嚷：“自己不吃饭，就不能洗洗锅碗，真把自己当军官太太了，当军官太太该去南京享福，回里庄干什么？”
有时堂伯母还当着翁兰的面埋怨丈夫：“都是你当的烂好人，要一起过，现在一个变三个都是吃饭的人，没一个干活的。”
翁兰寄人篱下，常常在晚上孩子睡着之后悄悄流泪，她盼着战争结束，一家人团聚，盼着能有自己的房子，离开堂伯父的家。
这次接到槐年的电报，让她们速去上海，她喜极而泣，觉得苦日子终于熬到了头，终于有人为自己和孩子遮风挡雨了。
没想到槐年叫他们到上海是要带他们去台湾，她很意外，很生气，直到槐年表示不去台湾，她心里才慢慢平静，躺在丈夫的胳膊上沉沉的睡着了。
夜里她还做了一个梦，梦见寒流来袭，黄浦江冰冻三尺，江上的船都冻住了，码头上有人喊：“退票！退票！船不开了。”
翁兰高兴得拍手跳了起来，一跳跳到了天上，见到了死去的父母，父亲问：“你怎么来了？”
“槐年要去台湾，我拦不住他，你去说说他。”
“我只会看病，不管你们的事。”
母亲说：“我教你个办法，把他绑起来。”翁兰回家照母亲说的做，没想到槐年被捆住手脚还是飞走了？她一着急醒了，见丈夫还在呼呼大睡，大手搭在自己的胸上，她擦擦额头上的汗笑了。
早上起床后，槐年洗漱完毕，拿了个小圆箕出去买油条烧饼，翁兰烧了汤泡饭，小菜是翁兰从家里带来的五香萝卜干和酱豆腐。
槐年觉得味道好，称赞妻子是个聪明人，干什么像什么？翁兰说：“没钱买，大人孩子又要吃要穿，只好自己动手做，也是逼上梁山了，现在衣服破了自己补，鞋子坏了自己做，不求人。” 说完，得意地笑笑。
槐年拿过妻子的手，翻来覆去的看，妻子的掌心厚实有茧子，有与年龄不相称的温柔粗糙，他说：“苦了你了。”
“没有，大家的日子不都是这样过么？”
一家人坐下吃饭，翁兰说：“我又给你做了两双鞋，吃完饭试试，这次保证合脚，你的脚也怪一大一小。”
“多数人都是这样，据说大一些的是爸的，小一些的是妈的。”
“你总有歪理论。”翁兰笑着说。
吃完早饭，翁兰洗了锅和碗筷，收拾停当，解下围裙擦擦手，晾在绳子上，打开从家带来的包袱，取出一双布棉鞋，一双布单鞋，说：“试试吧。”
槐年接过看看，都是白底黑帮，鞋底厚、针脚密，他心想，这千针万线得花多少功夫啊？他一边脱皮鞋一边说：“以后买鞋穿吧，做鞋太辛苦了。”
“没事，都是晚上孩子睡了以后做，还有些零七八碎的时间，有空就做点。”
槐年换上黑布单鞋，在屋里走了两圈说：“合脚，透气绵软，是比穿皮鞋舒服，今天就穿它了。”
“中国人几千年都是纳鞋底做鞋穿，肯定有它的优点和好处。” 翁兰心情愉悦地说。
大儿子国强在里屋看画册，小儿子国兴过来要母亲讲故事，翁兰说：“我的故事都讲完了，让爸爸讲。”
槐年将小儿子抱在怀里，往椅子上一坐，问：“想听什么故事？”
“打仗的故事。”
“现在不打仗了，讲点别的。”
“讲《狼和小羊》的故事。”
“这个故事听了很多遍了吧？”
“嗯。”
“那我给你讲白蛇的故事吧。”
“妈妈讲过了，我知道法海是坏蛋。”
“那就讲人和蛇的故事吧，这条蛇是感恩报恩的好蛇。”
“和咬农夫的蛇不一样吗？”
“不一样。”
小儿子高兴了，说：“好！讲一个好蛇的故事。”
“从前，邛都县有一个老姥，家里很穷，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她每天吃早饭时就有一条头上长着角的小蛇，从床底下游出来看她吃饭；老姥看小蛇可怜，就省下些吃的喂它，三年后小蛇长大了，有一丈多长，它白天出去找东西吃，晚上回来就睡在老姥的床下和她作伴；县令有一匹骏马——”
“什么叫骏马？”小儿子问。
“就是好马，跑得快的马，那马爱吃老百姓田里的青苗，一吃就是半亩地，老百姓敢怒不敢打，只在老姥面前咒骂那匹马和县令，老姥很生气，便让大蛇去把县令的骏马咬死了；县令大怒，带着衙役上门，要老姥交出大蛇，老姥不交，县令便叫衙役把她绑到县衙，要杀害老姥。这天晚上雷声大作，狂风暴雨，县衙突然塌了，只有关押老姥的牢房留在水面上，人们划船将老姥救出去了。”
“再讲一个。”国兴仰脸看着父亲胡子黑黑的大下巴说。
“讲一个好了，槐年，你去街上转转，有闹钟买一个，吃饭干活好看个时间。”翁兰在厨房说。
“好吧，那我去了回来再讲。” 槐年把国兴放在地上，摸摸他的头，起身穿了件灰色中山装，今天破例没戴礼帽和墨镜，走到门口又回过头说：“要是有人送船票，就说不要了。”
“好的。”翁兰笑眯眯地答应，槐年这句话，她听了很是高兴。
天气晴好，暖阳高照，春风不大，白云在蓝天下缓缓的飘动，树叶轻轻摇晃，马路宽敞干净，车辆穿梭，人来人往，说话声喇叭声交织在一起，有点嘈杂。
马路上有几个农村来的男人女人，他们背着孩子去大医院给孩子看病，杏年知道他们多数家在南通农村，那一带孩子得小儿麻痹病的多，那病不好治，钱花光了，有的孩子还是死了，或者是瘫痪了。
马路拐角的墙根下，坐着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婆，头发凌乱，衣服破旧，她的面前地上放着一块旧布，上面放着一些什么古董物品，旁边一个小木盆，盆里有几张小面值纸币，盆下压着一张白纸，有一圈人在围观。
槐年从人缝中探头进去看，纸上写着：“国民党特务制造南通惨案，杀我一家，我无依无靠疾病缠身，看病花了很多钱，现在生活困难，只能卖家里旧货换钱买粮。” 国民党特务那句话像刀子一样扎得槐年心头一颤，他知道那件惨案的始末。
1946年3月18号，北平军调处到江苏南通调查国民党军队在停战令生效后进攻新四军之事，如皋参议员徐浩泉如实反映情况，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中共南通城工委组织一千多群众，高呼着“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口号，前往军调处下榻的桃之花旅馆递交请愿书。
军统中统恼羞成怒，3月23日密捕了八个组织活动的骨干分子，残忍杀害后抛尸长江。
槐年未参与此事，但南通军统特务也在其管辖之下，事件发生后，他为自己未能干预那次行动感到自责和愧疚，他从人缝中挤过去，从口袋中摸出几张钞票，放在小木盒里匆匆离去。
槐年低头往前走，走到一家店铺门口时，迎面走过来一个中年汉子，个子不高，上身穿件白褂子，扣子敞开着，露出里面的黑套衫和铜头皮带扣，槐年往右边让了让，两人碰面时，那人向右跨了一步，槐年避让不及，两人撞了个满怀，那人手上的东西掉在地上；槐年说声：“对不起！”赶快弯腰去捡掉在地上的小布包，那人接过小布包打开一看，说：“钱包怎么没了？”
“我没动你钱包，你亲眼看着的。”槐年有些惊愕地说。
“你本事真不小，眼疾手快，把我钱包偷走藏身上了。”
“我没拿你的钱包。”槐年从口袋中掏出自己的钱包说，“你可以搜我身上，如果还有钱包你拿走。”
那人一把抢过槐年手里的小黄牛皮钱包，大声喊：“这就是我的钱包，还敢说没偷！”
槐年生气地喝斥说：“耍什么无赖！”他伸手去抢钱包，那人不给，反而一手揪住槐年的中山服领子，大声喊：“快来人！特务抢钱包了。”
他这么一叫，好几个路人围了过来，一个年长者问：“你怎么知道他是特务？”
“我知道，我认识他，平湖磨子桥惨案就是他带着日本人干的！”
年长者老家是浙江平湖，知道那个杀了一百多老百姓的惨案，愤怒地说：“狗特务该打！”他上前对着槐年的鼻子就是一拳，槐年伸手去挡，头上和胸前背后又挨了几拳，还有人用脚踢他。按他的身手对付身边这几个人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但他没有还手，只是一味退避遮挡，直到巡街的解放军战士跑过来制止，围殴槐年的人才一哄而散。
槐年的钱包没了，也没了逛商店的兴致，他捂住被打得出血的鼻子心情沮丧地往家走，他心里很痛苦，可有口难辩。
1941年6月4日，有四个鬼子在廊下镇磨子头村被杀，日军中队长坂田平郎率队前去报复，槐年获悉情报后带人前去阻击，谁知日军翻译诸葛宫搞错了地方，把日军带到了平湖衙前镇磨子桥，槐年扑了空。
日军在朱家圩大坟前挖了一个大坑，残忍的伤害了136个村民推入坑中掩埋，这本非槐年之错，但他却受到降一级的军纪处分，没想到解放了，在上海还有人认得出他，还有人提及此事。
槐年回到家，在厨房忙碌的翁兰问：“买闹钟了吗？”
“没有。”
“没有合适的。”
“钱包让扒手偷走了。”
“扒手本事真不小，还能从你身上偷走钱包。”翁兰笑着说：“偷就偷了吧，破财免灾；来帮我烧火，煤炉火不行。”
槐年进里屋，对着镜子擦干净脸上的血迹，到灶下去烧火，他问妻子：“船票送来了吗？”
“送来了，说是明天下午的船，我跟他说票不要了，他说钱已经付了，让自己去退票，他说票好退，好多人想买还买不到呢，你抓紧时间去退票，省得耽误别人去香港。”
“吃了饭再说吧。”
“票在书桌的抽屉里，四张。”
“嗯。”
翁兰心情好，做了满满一桌子菜，有槐年爱吃的茨菇烧肉、红烧百叶，还有孩子爱吃的糖醋鲤鱼、蒸蛋，素菜有炒青菜，白萝卜烧豆腐，她还把从老家带来的一坛封缸酒拿上桌，倒满两杯，端起一杯递给槐年，笑着说：“为我们一家人团聚，为一家人再不分开干杯。”
碰杯时，翁兰看到槐年脸上的伤痕，不安地问：“你怎么了？跟人打架了？”
“没有，给人劝架，被打了一下。”
“改不了爱管闲事的毛病，钱包是被人趁乱偷了吧。”
“吃饭吧。”槐年没再说什么，两个杯子碰了一下；翁兰一饮而尽，槐年心事重重，喝了三次才喝完；两人对饮三杯，翁兰还要倒，槐年挡住了妻子的手说：“不喝了，三碗不过江，吃饭吧。”
国强笑了，说：“爸爸说错了，是三碗不过岗。”
槐年也勉强笑了笑不说话，端起饭碗埋头吃起来，翁兰见槐年情绪不佳，也不再说话，夹两块肉一块鱼搁在丈夫的碗里，又夹了些菜，放在两个儿子碗里，自己夹了青菜豆腐，埋头吃饭。
槐年随便吃了几口就放下碗筷，走到门边，神情茫然的抬头看着天，蓝天下一只孤鸟在飞；他低头看小园子，园中有三棵树，大的是桃树，树形中间空旷四周周饱满，粗壮的树干向四周发散，像一把朝天的巨伞，园子里的多数荫凉在它之下；一棵龙爪槐树枝下弯，树冠圆形，也像朝上打开的伞；有一颗是紫叶李，有几只麻雀在枝头上叽叽喳喳蹦来蹦去，等翁兰和两个孩子吃完饭，翁兰收拾停当，槐年重新坐回桌边，他说：“我想船票不退了，还是走，我们一起走。”
翁兰一愣，脸变了色，生气地说：“说好不走的，怎么出去转了一圈又变卦了，碰到谁跟你说什么了？”
“没有人说什么，是我自己想想还是走的好。”
“不行！”翁兰想起梦里母亲的交代， 转身进屋，拿来捆行李的绳子，往槐年胸前一套三绕两绕，把他绑在椅子上，绳头在椅子背后打了一个结，小儿子国兴觉得好玩，跳脚拍手说：“爸爸做贼绑起来了。”
有一次他在老家看到树上绑了个人，妈妈告诉他：“那人是贼被抓了，绑在那儿，小孩子不能拿别人东西。” 妈妈的话她记住了，凡是被绑的都是贼。
槐年挣扎着说：“腰疼背也疼，快松开。”
“别骗人，就绑着吧，要喝水给你倒水。”
“没骗你，真的疼。”
翁兰没理他，带孩子去里屋睡午觉，听见槐年在外哼哼，她又不放心，出来解开绳子，撩起衣服看，腰背处几处深褐色的斑，麻麻拉拉还有红肿。
她知道这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忙从包袱中取出从家带来的药膏，用棉签沾了在患处涂抹，她说：“这是按孟河医派传世的秘方调制的，抹上过一会儿就好了；听我爷爷说，因为药好，周边上海、南京，远至浙江、安徽、江西都有人慕名来常州孟河镇求诊，你要是去台湾，可没有这种特效药。”
翁兰抹完药，盖好盖子，药盒放入上衣口袋说：“你去屋里睡会儿，别胡思乱想了。”
“好吧，那你陪我躺会儿。”
“大白天的，我还陪你躺会儿？”
槐年搂着妻子的肩来到床前，两人对脸躺下，槐年知道今天过后，这种机会再也没有了，他不舍地抚摸着妻子的脸，泪水无声地顺着眼角流到枕头上。
翁兰慌了，摇着他的胳膊问：“你是怎么啦？说话呀。”
翁兰问了几遍，槐年开了口：“我骗了你，我脸上的伤是今天出门被人认出来打的，在上海居然碰到一个浙江平湖磨子桥惨案的幸存者，他一骂我狗特务，立刻有一大堆人围上来打我，把我钱包也抢走了，其实那件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一顶特务的帽子戴在头上，我就有口难辩了，我躲在哪都有人认得我；我如果不离开这儿，总有一天被人悄悄打死，扔进黄浦江喂鱼，到时你连尸首都见不着。”
翁兰听了也忍不住流下泪来，槐年紧紧的搂着自己的妻子，两人一起陷入了沉默。
沉默许久，槐年说：“真搞不懂，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也抗日，日本鬼子打败了，国共两党自己又打起来，都是投笔从戎，樟年杏年就是革命烈士，我却是特务，当初真不如在家种田好，去念什么书、从什么军呢？”槐年的话里充满了深深的无奈和懊悔。
“国家的事政府的事，谁能看得清说得准？下边的人还不是听上头的令吗？怪不得你，你别那么自责。”
“可我在军统干了这么多年，虽说是执行上面的命令，手上到底沾了不少血，有些事情很惨，成了我心里的带状疱疹，时不时触景生情，心就流血，很难过，就算为了我，咱们离开这儿，台湾的条件不会比上海差，你去了很快就能适应。”
“祖上的根在这儿，家人的坟都在这，每年总要有个人去扫扫墓烧点纸，咱们都走了怎么办？”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天色渐渐暗下来，两个儿子早已经午睡起来，在园子里高兴地玩耍。
“饭总要吃的。”翁兰起身准备晚饭，中午的菜饭剩了很多，她把剩下的饭菜热热，重新端上桌子，叫丈夫和两个孩子吃饭，槐年知道这是自己和家人吃的最后一顿晚餐，他强迫自己多吃了些。
夜深了，两人都睡不着，槐年紧紧搂着妻子，生怕他跑了；翁兰说：“我想来想去，你还是走吧，看看情况，出去待一阵子再回来。” 说着又流下了眼泪。
“别哭了，我走以后，你在上海人生地不熟的，我不放心；你就带孩子回里庄，那里本乡本土的，也有亲戚们互相照应一下。”
“好。”
“我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共产党也不知搞不搞株连，两个孩子就跟他奶奶改姓蒋吧，省的让人说孩子在台湾还有个当特务的爸，影响他们的前途。”
“好。”
“我一过去就找机会托人带信回来，等这边形势政策明朗了我就回来。”
“好。”
“如果我五年还回不来，就是有什么事了，你就寻个好人家改嫁，别熬着，孩子太小，你一个人太辛苦了。”
“你到那边有什么事？”
“不好说，当年就有人说我通共，要秋后算账。”
“你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槐年想起什么，翻身起来，到箱子里拿出一百块大洋给妻子说：“这些钱给你留下，你带三张嘴回里庄，多近的亲戚也会嫌弃，自己有钱，生活方便点。”
夫妻相对一夜无眠，天刚蒙蒙亮，翁兰就起床了，她和了五斤面开始烙饼，麻酱红糖、桂花白糖和椒盐葱花三种馅都烙了一些，槐年说：“坐船最多两三天就到了，吃不了那么多。”
妻子不说话，只是干活；饼烙完，她又拿个小坛子装了满满一坛子咸菜，把口封好，说，“咸菜是自己做的，够咸的，能吃一段时间坏不了。” 槐年知道妻子是把不舍和思念烙进饼里、装进坛子里了。
夕阳照在十六铺码头上，码头旁停了大大小小十几艘船，有一艘船在缓缓进港，有一艘开往香港的客货两用船已经起锚，鸣了两声气笛、缓缓驶离码头，船上的人在护栏边和窗口朝送行的人说话挥手，有的人兴奋，有的人流泪；码头上的人们也在挥手喊叫。
槐年站在二层的通道上，一手扶住栏杆，一手举着，朝那三个熟悉的身影挥手告别，两个儿子挥着小手喊着：“爸爸！再见——”
翁兰喊着：“早点回来——”她不知槐年有没有听见。
阳光依旧，码头依旧，船与码头的距离渐渐拉大；那三个人影在变小，槐年已看不清那三张脸，可以想到那脸上有细长的泪痕，从高到低连在一起就是三叠水，他记不清在庐山还是别的什么地方见过三叠泉瀑布，他不知何年何月再故地重游三叠泉，也不知有生之年能否再见到亲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
翁兰的手紧搂着儿子，一边一个，她咬着牙尽量不畷泣出声，眼泪太多了，往上衣上滴，她忙去口袋摸手绢，摸到了药盒子，她想喊：“等一等，带上药盒。”
她知道不可能了，心里又多了一层担忧，台湾不知有没有这么好的药膏？匆匆忙忙，悲悲泣泣，把这么重要的事忘了，她用泪眼去看，槐年站的地方模模糊糊一片，早已分不清谁是谁了；只听得有歌声从一只江轮的窗口飘出：“今日送君去远行，耳边又是风雨声，风大雨大情意浓，请君多保重，山高水远多艰险，思君在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