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回 宽严相济谋中兴 度田不顺君忧虑
刘秀思考前朝的得失，以功高授勋，以才贤任职，作为任命大臣官吏的指导思想，对功臣宿将，采取优容与限制相结合的措施，以维持君臣的和谐和帝国的稳定。
除有治国才干的邓禹、李通、贾复等功臣宿将，依然得以，参议朝政之外，其他大多数的功臣，朝廷均不授予实职实权，而只能以列侯奉朝请的身份，与闻国事，悠游快乐地安享他们的晚年，享受和平安宁的美好岁月。
刘秀就是要让汉朝廷的文武大臣深知，皇帝对开国功臣，如此的优容宠爱，虽然是稳定国家的深谋远虑，却也并不是，毫无原则地纵容他们，任由他们违法乱纪，恣意妄行。
刘秀这样做，既能够防止，因功臣任职，而阻塞贤能人才上进之路，又解决了因功臣任职，却不能胜任自己的职务，使朝廷难以处理他们的问题。
对功臣宿将们而言，不在朝廷任职，无职无权，既可以让他们少干一些违法犯禁之事，又杜绝了他们，因自己的权势膨胀，而滋生篡权的野心。
在封爵仪式上，刘秀多次叮咛功臣宿将们，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洁身自爱，毋居功自傲。
刘秀并用丹书铁卷的汉礼，使功臣们“世无绝嗣”，“传于无穷”，永葆其功禄富贵。
在刘秀的庇护与善待下，东汉的功臣宿将们，大多得以善终，并延福泽与后世子孙，前世后世，皆不能比。
妥善安置好了功臣宿将，刘秀的心，安定了许多。
不久，一项重大的议题，又摆在了汉朝廷君臣的面前。汉朝廷君臣，商讨很久，也难以决定。
那时，太中大夫梁统上书，建议刘秀道：
“陛下：
自大汉中兴以来，豪族大姓，皇亲国戚，功臣宿将，仗恃君王的恩宠，违法乱纪颇多，严重危害朝廷的治理，最终酿成了国家动荡乃至覆灭的惨剧，值得我们警醒。
臣建议，以严刑峻法治国，削弱豪强大姓的势力，解决地方豪强骄横不法，残害百姓的弊病和宿疾。”
看完太中大夫梁统削弱豪强大姓的奏章，刘秀陷入了深思之中，暗暗思忖道：
“太中大夫大人的看法，虽然并不全面完美，但切中了时弊，值得警惕惊醒啊！
当初，豪族大姓，帮助朕，复兴大汉，功勋卓著。朕给予他们的恩赏，也是非常丰厚。但也正因为如此，豪族大姓仗恃自己的功劳和贡献，不将朝廷法令和国家和君王看在眼里，违法乱纪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啊！
虽然，此一时彼一时，时异则事异。但限制豪族大姓的势力，避免朝廷出现尾大不掉的严重问题，的的确确需要，引起朝廷特别的注意啊！”
想到太中大夫梁统提出的这个严峻的问题，刘秀十分警觉，深深地思考起来。
的的确确，随着汉朝廷战乱结束，天下太平的日子越来越久，加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前汉后期，新莽时期，早就已经存在的全国各地，豪强大姓的家族势力，急剧膨胀的问题，如今也是越来越明显，已经成为了威胁新兴的汉朝廷皇权、影响汉朝廷稳定和正常治理的严重痼疾。
光是在汉末之时，汉朝廷皇族刘氏宗室的后裔子孙，就已经达到了十多万人之多，成为了可以左右朝廷治理的一股强大力量。
更不用说后来，新莽建立以后，以王氏家族为首的皇亲国戚组成的新的豪族了。
别的豪族大姓不说，就连刘縯、刘秀兄弟所属的南阳郡舂陵侯家族这一类的小乡侯，刘氏皇族的远房旁支，都富甲一方，势力强大，逐渐成为了，汉朝廷历代君王的威胁。
当初，刘縯、刘秀诸兄弟，在南阳舂陵首倡举义，起兵反莽之时，刘縯、刘秀诸舂陵侯家族兄弟，也是依靠南阳郡和河北诸郡的豪强大姓的强有力的支持，才最终奠定了汉朝廷的中兴之局。
刘植、耿纯、阴兴与阴识兄弟、邓晨邓奉叔侄、李通、李轶诸兄弟，包括刘秀的舅舅樊宏等人，都以他们，各自家族的私兵，跟随刘縯、刘秀诸兄弟聚义，建立殊勋。
也正因为如此，汉朝廷复兴以后，那些豪强大姓们，也都不愿意，放弃或者削弱，他们自己的家族势力。
在家族的首领们病危之时，他们大都指定，自己的的子侄，代统家族的营众，不愿他们自己的家兵，落入他人之手，或者是受到朝廷控制，俨然一个小小的家族独立王国。
刘秀统一天下、复兴汉室以后，豪强大姓们，也常常聚众自保，待机渔利，甚至把皇帝的旨令，和朝廷的法律法令等，也置若罔闻，视若无物，不放在豪强大姓眼里。豪强大姓的势力太强，已经成为了威胁新生汉朝廷的毒瘤。
面对如此尾大不掉的局面，刘秀追念豪强大姓对兴复汉室的巨大贡献，对豪强大姓们，主要还是以安抚为主。
汉朝廷君臣，虽然明明知道豪族大姓尾大不掉的严重危害，但并不想采取严厉的措施，去制裁豪强大姓们，以至于侵犯豪强大姓们的权益，以免引起豪族大姓的反抗，危害来之不易的和平，影响汉朝廷复兴的大局。
然而，汉朝廷君臣的宽容，或者说放纵，并没有换来豪族大姓的感恩戴德，反而带了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些兵长、渠帅，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各个郡县，他们作威作福，危害地方，权势胜过官府，仿佛另外一个朝廷。
有时，豪族大姓们，甚至根本就没有把汉朝廷的法度和皇帝的权威放在眼里，土地分配，释放奴婢的国策，一次次受到豪族大姓的阻挠和反对，难以顺利地实施下去。
最后，豪强大姓们造成的局势是，得罪天子大臣，不过监禁、身死；而得罪这些兵长、豪帅，往往却会灭门绝族，死无葬身之地。
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地方豪族势力，与汉朝廷中央的权贵，紧密勾结起来，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以刘秀为首的汉朝廷君臣，当然是越来越担心。
实际上，这也就是刘秀，为什么要厚赏自己部下的功臣宿将的一个无法言说的重要原因。
刘秀就是想，用与自己亲密的功臣宿将们的强大联盟，去收服和摧毁那些，在地方上桀骜不驯，不服从朝廷命令、独霸一方的豪族大姓的家族势力。
然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在朝廷的强大压力下，这些豪强大姓们，各生狐疑，但又彼此联系，拥众戒备，长期不散，最终令刘秀的新兴汉朝廷的统治，一直难以稳固，难以保持天下的长久安宁。
想起豪强大姓的强横，对朝廷土地分配，释放奴婢，安置复员士卒国策的严重阻挠和抗拒，刘秀就如有芒刺在背，欲除之而后快。
如今，反复阅读太中大夫梁统的奏章，分析梁统的建议以后，刘秀更加忧心忡忡，犹豫不决，沉吟道：
“是啊，太中大夫的看法，太切合实际了。朕岂能够不清楚，豪强势力太大，这正是国家动荡、百姓怨恨的主要根源呢？
朕应该立即采取，果断决绝的行动，给予地方豪强，以更大的压力，削弱他们的势力，让他们死心塌地地，服从朝廷的治理。
然而，削弱豪族大姓的势力，却是一个难事。共同的利益和命运，已经将豪强大姓们，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朕削弱豪族大姓们势力的举措，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他们的强烈不满和怨恨，甚至导致他们，以家族武力，与朝廷抗衡。天下大乱的局面，就又可能再次发生。
朕究竟该如何处置稳妥渐进地处置豪族大姓的势力，才能减少他们的抵触和抗拒情绪，不至于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弹呢？”
思索权衡了很久很久，刘秀都没有思考出一个最佳的决策，无法做出果断的决定。
苦苦地思索了很久很久，刘秀都依然彷徨无计，心里更加不安忧虑起来。
于是，刘秀再次拿起太中大夫梁统的奏章，认真细细地研读了起来，只见太中大夫梁统，在奏疏里建议刘秀道：
“陛下啊：
臣私下以为，如今天下，虽然已经号称安定统一，但前朝遗留的沉疴弊病，还在继续危害朝廷和民间，还不是陛下，可以高枕无忧、安享太平的时刻。
豪族恶霸、地痞流氓的邪恶势力，依然还在蹂躏和残害百姓，影响着帝国安宁，臣对此是忧心如焚，寝食不安。
臣仔细剖析其中的原因，私下以为，这完全是朝廷，屈从于地方豪强的强大压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法律太过宽松而造成的。
臣曾经研读，历代判例看到，当初，汉初元五年（前44年）之时，死罪减刑的案子，只有三十四件。
而到了建平元年（前6年）之时，死罪减刑的案子，竟然达到了八十一件，其中四十二件，是凶手亲手杀人的案件。而到了最后的判决，这些杀人案子，都改作了减死一等判决。
从那个时候开始，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重罪轻判，就成为了朝廷的一种判例和恶习。
这样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重罪轻判造成的严重结果是，因为有法必依，执法不严，处罚太轻，所以人们，动不动就违法犯罪，不把违法乱纪，看做什么大的问题。
各级官员，也不在乎草菅人命，荼毒生灵。致使无势无权、遵纪守法的善良百姓，冤屈横生，哭诉无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没有谁，敢于为他们主持公道，伸张正义。
臣曾经听圣贤先哲说过，君王行事，正规直行，公正无私，应该以仁义公平为主要规范。
而仁者爱人，就是坚持真理正义，维持公正公平，就应该把残暴、丑恶，铲除干净。
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正义，呵护公正，保护公平，善待百姓，维护法律和朝廷的尊严。
否则，纵容犯罪，荼毒生灵，与谋杀何异呢？
臣特把国家的法律当中，存在较大问题的方面，一一提出来，为陛下做一报告，请陛下交给，有关单位大臣，去进行讨论裁决。
然后，请陛下选择，适当的条款律令，颁布成法律，通行天下，以惩恶扬善，呵护公平正义，维护法律公正！”
研读太中大夫梁统的奏章再三，思考近些时刻朝廷出现官吏豪强横行不法的种种严重问题，刘秀终于做出决断，拍板说道：
“太中大夫的建议很好。朕决定，先把这些问题，交由文武大臣去商议，再做最后的裁定。”
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夏末的一天，刘秀专门召集文武大臣，举行朝会，研究太中大夫梁统的建议，探讨如何依法治国，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法律太过宽松等诸多问题。
光禄勋（宫廷禁卫官司令）杜林，首先出列，建议刘秀说道：
“陛下：
臣私下以为，太中大夫梁大人的建议，不无道理，兴利除弊是朝廷的首要国策。
但微臣私下以为，如今百废待兴，现在讨论，采取严刑峻法这些个问题，似乎还为时太早，似乎有些操之过急。
实际上几乎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并非尽善尽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法律的宽严，也必须因时而定，不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否则宽严皆误。
如今，天下太平的时间，还不长久，官吏百姓，对朝廷的向心力，还未完全建立，社会还不十分稳定，人们都还有一个，逐渐适应的长期过程。
如果现在，就仓促采用，太中大夫一味严峻执法的做法，有可能矫枉过正，引起局势的不稳定。
当初，高祖皇帝兴起时，废除秦王朝的苛政，约法三章，四海之内，莫不欢欣。
等到后来，法令条款，是越来越多，也越发严密。就连亲戚朋友之间，彼此馈赠一点，桃李蔬菜之类时令物品，也都成为了行贿受贿的赃物。
下层百姓，一点小小的过错，跟天下的大义，根本无关，也会被上纲上线，判处严酷的死刑。
相反地，那些贪官污吏，有权有势，官官相护，他们完全可以，凭他们自己的意愿，来随意地解释和歪曲法律，用他们的权力，超越或凌驾法律之上。
他们贪赃枉法，违法乱纪，是最大最多，自身反倒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
法律法令的条款，如果太多太细，势必会相互掣肘，甚至互相矛盾。
这样的法律法规，执行起来，反倒更加困难，缺乏可操作性，致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事情，屡次发生，更加损害法律的尊严和威信。
人人平等的法律，最终却成为了有权有势的官吏豪强，迫害善良百姓的工具。
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法律最终失去了它的公信力，再也没有谁，会信任它，也就失去了它的约束强制的效力。
法令不能遏阻人们犯罪，人们上下左右，互相逃避掩护，则弊病将会更深。
所以，基于以上理由，臣愚昧地认为，与其劳而无功地制定和修改，若干的法律条文，不如继续沿用，那些既定的，没有多大争议的法律条令，不做大的调整，严格执行，执法必严就行了！”
刘秀深以为是，点头赞许光禄勋杜林的意见道：
“光禄勋大人言之有理。如果有法必依，执法不严，还不如没有法律法规。
因为明明有法律法规存在，却不依照执行，或者执法不严，打了折扣，将会更加严重地损害，法律的威严和信誉，导致更大的后患发生。”
太中大夫梁统，对光禄勋杜林的意见，表示异议，继续向刘秀进言说道：
“陛下：
在下所作的建议，并不是认为，光禄勋大人的意见不对，也不是一味地要求陛下，运用严刑峻法，去治理国家。
臣是强调，《书经》中所说的道理：‘治理百姓，刑法应该适中’，不失为重，也不失为轻。
因为这样，所以从高祖皇帝即位，一直到孝宣（十任帝刘询）皇帝当政，才终于使社会秩序，变得井然有条。
可是后来，盗贼增多，社会混乱，都是刑法宽严不当，有钱有势者，玩弄法律的结果，造成愚昧强横的人，容易触犯法网。
尤其是地方豪强和恶霸势力，随着他们自身经济、政治实力的增强，他们是越发嚣张放肆，甚至与地方官府勾结，开始独霸基层地方官府，以土皇帝自居。
豪族大姓，与官府勾结，徇情枉法，违法乱纪，俨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家族割据势力，危害更大。
最终盗贼，朝廷的政令不通，皇帝的旨意，出不了洛阳城，朝廷只好对他们，睁只眼闭只眼，对他们的胡作非为，听之任之，任由他们坐大。
臣私下以为，如果朝廷不对这些土豪劣绅，采取更加严厉的法律制裁措施，就难以铲除，豪族大姓等邪恶势力荼毒生灵、残害百姓的痼疾，就会更加使平民百姓的利益，得不到国家保护，让整个社会，陷入朝不保夕和怨恨不满之中，最终不得安宁。
由此观察，臣坚持以为，造成这种种恶果，都是刑法过轻，对豪族大姓、土豪劣绅的纵容造成的。
刑法太轻，反倒容易放纵，豪族大姓违法乱纪，激起大祸，增加人们的侥幸心理。
就是臣所说的那说，对奸滑邪恶的人的宽大仁慈，就是谋害忠良，屠杀善良百姓！
请陛下明鉴！”
光禄勋杜林，旗帜鲜明，依然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道：
“陛下：
臣私下以为，太中大夫梁大人的推论，是犯了以果为因的毛病，有很多漏洞。
盗贼增多，社会混乱，民不聊生，造成的原因，实际上很多很多的。并不仅仅是法律自身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什么宽严不当，纵容犯罪的问题。
而恰恰是证明了，这主要是法律的执行层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各级官吏，并没有认真地履行，法律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而不仅仅是，法律条款的制定和宽严执法的问题。
法律是天下人应该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法律不是某一个人的法律，也不是专门，为无权无势的小老百姓所制定的，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没有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应当是法律的基本准则。
如果法律，只是黎民百姓的枷锁，而不能约束，有权有势的官吏豪强，地方势力，不能保护弱小，保护良善，那么最终，法律法规，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既然官吏豪强，可以用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去获利害人，谋取私利，贪赃枉法，违法乱纪。
你怎么能够，用法律和权利，去禁止善良百姓，用暴力和武力，去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利，争取他们自己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呢？
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制定的法律越多，反而越会成为，奴役百姓，残害百姓的工具。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法律只是迫害弱者平民，而不是保护弱者平民的工具。
最终的结果，也必然是，无论是有权有势的官吏，还是人微言轻的善良百姓，都不再信任法律的尊严，都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整个社会各阶层人士，都会为法律的形同虚设，付出他们沉重的代价，甚至付出他们自己的宝贵生命。
我们的各级官吏们，常常误以为，法律限制了他们，为所欲为的权力，把法律看成了他们，可以任意践踏使唤的奴婢仆人。
却不知道，实际上法律，也有保护他们的功能，尤其是当他们，失去权力的呵护之时。
如果没有法律的保障，他们将如何行使，他们的权利、保障他们的权利呢？
微臣私下以为，还是维持原状，暂时沿用既定的法律，严格地加以执行就行了！
既不用加重，也不需减轻。以免引起新的问题，造成新的社会的动荡不安。”
大臣们讨论了很久很久，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一个定论的结果。
刘秀也彷徨不安，拿不定主意，最终只得下旨道：
“诸君的意见，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朕深受启发。
朕以为，现在的时机，还不成熟，暂时把今天的这个讨论话题搁置，等时机成熟时，再行研究制定。
至于如今的法律法规，暂时保持原状，不做修订，还是按照光禄勋杜大人的意见去办理，严格执行。”
朝会结束，大臣们一边议论，一边散去。
已经到了建武十五年（公元35年）的正月，当初，刘秀信誓旦旦地对天下官吏百姓承诺的，分配土地，及时解决复员将士，流民，奴婢，及无地、少地百姓的土地问题，由于占有大批土地的豪族大姓的抵制和抗拒，依然一直没有得到，妥善圆满的解决。
在皇宫大殿里批阅奏章，处理国事，只要一想起这个问题，刘秀就烦恼不堪，禁不住对着在帘幕后看书玩耍、还不太懂事的四儿子刘阳，忧心忡忡地嘀咕起来道：
“阳儿啊，你可知道，朕这个大汉皇帝并不好当啊！
当初，王莽担任大司马，胜任愉快，上下和谐，有美好的声名，如同周公在世。
而王莽当了大新皇帝之后，处理国家大事，却刚愎自用，不听谏言，一味痴迷复古改制，葬送了一个好好的帝国不说，还弄得身死命灭，国破家亡。谁人知道，朕会不会步王莽后尘呢？”
四儿子刘阳虽然幼小，但聪明伶俐，善解人意，看见父皇焦虑不堪，急忙稚声稚气地安慰父皇刘秀道：
“父皇陛下：
你英明睿智，脚踏实地，大臣们也大多忠心耿耿，尽心尽力，怎么会步前朝后尘呢？
王莽颟顸糊涂，不识时务，不知道时移世易的道理，办事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不知道变通，怎么可能成功呢？
陛下不要忧虑悲观！陛下英明睿智，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候总会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
听了四儿子刘阳之言，刘秀稍稍舒心，急忙对懵懵懂懂的儿子解释说道：
“阳儿啊，父皇这样彷徨不安，忧心忡忡，并不是无病呻吟、杞人忧天啊！
只因朕此时此刻，也开始面临王莽当年的困局啊！当年王莽就死在了土地分配和释放奴婢等改制大事上，死在他一心依赖的大臣官吏身上啊！
按理说，释放的奴婢们，得到了自由和土地，复员士卒，无地少地的百姓，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土地，应该感激朕的善政才是。
而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啊！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
奴婢们居然宁愿重新依附于豪族大姓，而不愿恢复他们的自由之身，成为朕的编户齐民，只因为成为国家户籍上的编户以后，他们的赋税劳役的负担，甚至更加沉重。
这一点，与王莽当初好心好意，释放奴婢，土地改制，结果却事与愿违，南辕北辙，是何其相似啊！这就是父皇，深深忧虑的地方啊！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
复员士卒，无地少地的百姓，更是对朝廷的土地分配国策，颇有微词，甚至不满和怨恨。
幸好朕不是王莽那样，不听谏言的君王，朕才能够得到真实的信息，了解到真实的民情，得以想方设法，兴利除弊。
朕一心为百姓着想，为帝国的长远利益着想，想不到，却难以得到豪强大姓和平民百姓的支持拥戴。
朕身为一国之君，民之父母，怎么能够不忧心如焚呢？朕治国理政，到底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呢？
豪强地主们，更是对朝廷的国策，不满抗拒。
豪强地主们，利用他们所处的强势有利的地位，总是想尽千方百计，去阻挠朝廷分配土地、释放奴婢法令的顺利实施，保卫他们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不愿意做出一点牺牲、让步和妥协。
他们或公开，或隐蔽地对抗，朝廷度田、释放奴婢的旨令。鼠目寸光的豪族大姓们，看重的只有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不懂得，妥协让步，有时也是一种大智慧，可以让他们，获得更多，更长远的利益。
豪族大姓与下层无地少地百姓，巨大的利益利害冲突，使朕的度田、释放奴婢的旨令，难以贯彻执行，难以真正施恩于百姓。
就连饱受朝廷恩赐的官绅阶层，也阳奉阴违，不支持朕的国策，甚至与土豪劣绅狼狈为奸，相互勾结，扰乱朕的度田国策。
好不容易才稳定不久的汉朝廷全国的天下太平的局势，也逐渐变得微妙起来，已经潜藏着深深的危机，酝酿着动荡的苗头。
既定的兴利除弊国策，不能够得到很好的实施，不能够得到官吏百姓，尤其是豪强大姓们的支持，朕常常有一种无力之感啊！”
刘秀心中的愤怒，也越发日增，无尽的烦恼，总是纠缠在刘秀的心里，忧心忡忡地对儿子刘阳述说道。
儿子刘阳虽然懂事乖巧，但毕竟太小，只是似懂非懂地看着父皇，不知道究竟怎么安慰才好。
但是，对儿子刘阳述说了一番以后，刘秀有了倾述的对象，心情也稍稍变好了一些，不再说话，继续闷头批阅奏章，处理国事。
国事处理完毕，刘秀与儿子刘阳一道，手牵手漫步回到皇宫内廷里。
然而，回到内宫里，刘秀也难以轻松，常常是那么烦心，甚至一反柔和平静的常态，脾气变得有些喜怒无常，阴晴不定起来。
不知为什么，近些年来，刘秀觉得自己的妻子皇后郭圣通的脾气，也是越来越坏了，刘秀的恼怒和不满、怨恨，也越发加剧。
妻子郭圣通，似乎是越来越不了解自己的夫君刘秀了。
国事处理的不顺，妻子圣通常常阴沉着的面孔，不时的冷言冷语，让刘秀的情绪，更加低落，沮丧，恼怒。
孩子都已经那么多了，那么大了，可是圣通却越来越没有自信，常常用防贼的心理，去对待自己的夫君，生怕自己挚爱的夫君，被别的妖媚女人夺去。
圣通狂热自私的，饱含嫉妒的狭隘的爱，不满怨恨的抱怨，反而逼使自己的夫君刘秀，更加远离她，希望躲着她，差不多将要变成，不想回家的男人了。
圣通似乎永远也不懂得，男人们的心理，以及欲擒故纵的道理，总是喜欢用自己特立独行的爱，去伤害自己挚爱的夫君和自己深爱的孩子。
有时，刘秀忙于朝廷大事，很晚才能拖着疲累的身体，回到后宫里，最需要的，就是心灵的港湾，就是妻子和亲人，亲切的问候和关心。
可是作为妻子的圣通，却常常不知道自己夫君的心理需要，无视自己夫君的感受。
回到后宫里之后，刘秀却听不见妻子圣通一丝的关切和问候，更多的，是圣通难堪的语言盘问、抱怨和难看的面色。
统一战事结束以后，贵人阴丽华，也回到了东都洛阳，可陪伴刘秀的机会，却是越来越少了。
有时，多一点时间与自己的夫君刘秀相处，丽华也要时时担心和顾及，皇后圣通的脸色和嫉恨。
皇后圣通与贵人丽华相处的距离近了，矛盾冲突也日渐明显公开。尤其是她们，都深爱着同样的一个难以割舍的男人。
虽然贵人丽华温婉柔弱，处处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也不能完全打消皇后圣通潜藏在心里的嫉恨。
刘秀被夹在两个深爱他的女人中间，始终力求保持中立公正的态度。
然而感情的天平，却总是会不自觉地向一边倾斜，让刘秀不能自已。
有时，刘秀宁愿让他的儿子刘强、刘阳陪伴自己，呆在朝中处理国家大事，而不愿回到内宫里，与妻子们相处。
因为刘秀很有些害怕，回到后宫，听见皇后圣通的冷言冷语，害怕见到圣通的那双质问的眼睛。
刘秀越是这样，圣通的愤怒和怨恨也越盛，刘秀更加心情郁郁，不得快乐。
这时候，刘秀就会情不自禁，不由自主地去到丽华的宫里。看见丽华，刘秀的心情就会好了许多。
见皇帝到来，丽华也同样会很是高兴。
丽华会急忙关切地询问刘秀为什么忧心生气，刘秀的心中充满暖意。
刘秀还常常会迫不及待地把心中的苦闷，一五一十地向丽华倾诉。
这一天，刘秀又躲着皇后圣通，来到了丽华的贵人宫里。见到夫君进来，贵人丽华急忙关切地询问刘秀道：
“陛下啊：
什么事又惹陛下你生气了啊？
看陛下整天忧心忡忡、闷闷不乐的样子，一定又有什么烦心的事情，困扰陛下了吧？
是文武大臣，还是圣通妹妹，又惹陛下生气了啊？
陛下啊，你乃男子汉大丈夫，何必为女人们的小事情，扰乱了心情，急坏了龙体，影响国家大事的处理呢？”
“是啊！朕不知道为什么，圣通皇后现在是越来越小气了！她总是说，朕在与宫女们，妃子们厮混。
朕是那些荒淫糊涂的君王吗？朕哪里有那样多的时间、精力和心思啊！
最近朝廷上发生的事情，件件都令朕闹心。说实话，朕为国家大事都愁怀了，朕哪里还有心思，还有精力，去想那些事情，去与女人们厮混啊！
朕有时在想，朕还不如一个农人，那样逍遥自在，活得潇洒自如，轻松自在呢！
不知为什么，这段时间，朕总是觉得，自己处理国事，总有些缺乏冷静。缺乏耐心。也许是朕，已经年老了吧！
文武百官的一点小小的过失，如果赶在朕的气头上，也会惹得朕暴跳如雷，变得罪不可赦啊！
朕的烦恼和忧虑，就在这里！丽华啊，你能够理解，朕的烦恼忧虑心情吗？
正月二十三日那一天，朕无缘无故，就火冒三丈，下旨把大司徒（宰相韩歆）大人，给免职了啊！
不瞒丽华说，想起这事的前因后果，整个经过，朕的心里，一直到现在，都还是非常非常生气。
怪只怪司徒大人这个人，性情太过耿直了啊！他说话又不讲一点技巧，喜欢直来直去的，没有一点隐晦和忌讳。
他太不知道，照顾朕的面子了啊！
朕知道自己，其实虚荣心很重，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喜欢人，说话文雅，委婉含蓄。
虽然朕自以为自己，一向很是大度，纳谏如流。但有时，朕的的确确，也会很专断，喜欢放纵自己的性子，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那段时间，朕的心情，本来就不太好。
当时，朕听了司徒大人的意见，脸色已经很不好看了，但司徒大人依然故我，自说自的，没有照顾到，朕的心情和切身感受，朕就更加生气恼怒了。
司徒大人指天指地，恳切刚烈地一口肯定，天下将会发生重大的饥馑。
司徒大人上奏之时，完全没有把朕这个大汉皇帝，放在眼里的意思，朕很是难堪和恼怒啊！
朕愤怒冲顶，怒火冲天，于是暴跳如雷地下旨，将司徒大人逐回自己的故里。
朕后来越想越气，愤怒久久都没有消失，心里更加愤愤不平，怒火中烧。朕越想越气，又派使节，给司徒大人送去诏书，激烈责备司徒大人。
没有想到，大司徒父子，性格都是那样的刚烈。司徒大人，居然父子俩，一同自杀了。
朕为韩歆他们父子俩自杀身亡这件事，心里一直悔恨自责不已，内疚不安。
朕知道，司徒大人，一向拥有美好的名声，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罪过，却被朕逼死，一定会有人，人心不服。
朕不知这件事，究竟应该如何处置最为妥善呢？
如今，朕一想起这些事情，心里就会非常的自责、恼怒和后悔，非常的气闷。
可是，朕回到圣通那里之时，本来是想得到，圣通皇后的一些安慰的。
然而，圣通却常常给朕脸色，照样给朕使小性子。朕也因此，更加烦恼不堪，恼怒万分了。”
刘秀气鼓鼓地向丽华述说道。
“陛下啊：
臣妾早就知道，陛下是在为国事烦恼啊！可惜臣妾，却不能帮助陛下什么。
臣妾只是希望陛下，能够放宽自己的心思，不要再为做错的事情，而耿耿于怀，保重自己的身体才是。
谁人没有过错呢？
为今之计，臣妾私下以为，陛下您还是尽量安顿好，大司徒父子两人的后事为好，在他们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慰。
不如这样吧，陛下马上下旨，追赠大司徒父子金钱粮食以及祭奠的礼仪，并用完整的礼仪，去祭奠安葬大司徒父子，不以大司徒父子，死于非命，而贬降朝廷的礼数。
如此，则可以弥补一些，陛下心中的遗憾和悔恨。陛下，您以为这样处置如何呢？”
丽华小心翼翼地建议刘秀道。
“丽华言之极当！也只有如此了！
丽华啊，朕多么希望，你是一个男人啊！如此的话，你就可以展示，你的智慧和才能了。
说不定，你还可以当上朕的大司马、大将军呢，也免得别人非议，妇女干政！”
刘秀夸奖贵人丽华道。
“陛下太夸奖臣妾了！臣妾一介小女子，久居深闺，没有见过世面，能够有什么才能哦！
臣妾这些看法，这还不是经常跟随侍奉英明的陛下，耳濡目染的结果啊！”
丽华依然带着那种，曾经使刘秀魂牵梦萦的笑容，淡淡地自己的夫君刘秀说道。
10
大司徒韩歆，字翁君，也是南阳郡人，并且是南阳郡当地的著名士大夫，很有学问才干。
王莽末年，天下大乱，豪杰四起。刘縯、刘秀诸兄弟，也在自己的家族所在地舂陵白水起兵，并与绿林三部英雄豪杰，结成联盟，一道反莽。
更始帝元年(公元23年)，掌控汉军主力部队的绿林三部诸将，摒弃贤明正直的大司徒刘縯，而拥立刘縯同舂陵侯家族的堂弟，汉远属宗室子弟刘玄为帝，建立了玄汉朝廷。
韩歆(xīn)作为南阳郡赫赫有名的著名士大夫，也受到了更始帝的重用。更始帝刘玄下旨，任命韩歆，为河内郡(治所在今河南省焦作市)太守，镇守一方。
不久，河内郡韩歆的同乡，归降大司徒刘縯的原新莽棘阳代理县宰岑彭，也被更始帝下旨，任命为颖川郡太守。
但此时，颍川郡(治所在今河南禹州)已经被舂陵侯宗室子弟刘茂所占据。
岑彭不能到颍川郡治所，上任颖川郡太守，就只好跑到河内郡，去投奔自己的同乡好友韩歆。
河内郡太守韩歆，将颖川郡太守岑彭，收留在河内郡，两人同守河内郡。
更始二年(公元24年)秋，大司马刘秀，率领忠于自己的大军，在击败邯郸赵汉皇帝刘子舆以后，又在射犬(今河南省沁阳县东北)一带，击败了众多的流民军队伍。
大司马刘秀的实力大增，已经有对玄汉王朝，有取而代之的心愿，遂乘势进入河内郡，收取了河内郡各属县。
河内郡太守韩歆得报，准备闭门坚守郡城，以抗拒大司马刘秀，但自身军力不足。
颖川郡太守岑彭，因曾被刘秀的大哥大司徒刘演所救，曾经在大司徒刘縯部下效过力，比较了解刘縯、刘秀诸兄弟，所以极力劝说韩歆，归附大司马刘秀。
可是，韩歆依然决心，效忠西京长安的更始帝，断然拒绝了颍川郡太守岑彭的劝说。
不久，刘秀率领主力大军，进逼郡城怀县。河内郡太守韩歆，见刘秀兵强马壮，知道无力抵御去，遂开城，归降了刘秀。
然而，当得知河内郡太守韩歆，曾想带兵，抵抗自己的军队时，刘秀勃然大怒，令人将韩歆，捆绑起来，按在门外鼓下，准备斩首示众。
幸得颍川郡太守岑彭等人的竭力求情，称说韩歆是南阳名士，才干卓越，可以为刘秀效力。
刘秀这才下令，赦免了韩歆，给予韩歆重用，让韩歆到前将军邓禹的部下，去做军师将军。
更始二年(公元24年)，赤眉君大首领三老樊崇等，率领赤眉大军主力，大举西进长安。
为了争夺长安的控制权，更始二年(公元24年)十二月，刘秀任命邓禹，为前将军，率军二万余人，出师西征长安。韩歆作为前将军邓禹的军师，也随军西征。
邓禹的西征军，一路西进，直抵安邑(今山西夏县)，更始帝刘玄，急令王匡、成丹、刘均等将领带兵，救援安邑。
更始三年(公元25年)六月二十五日，邓禹的西征军与玄汉军，双方在安邑城下，展开了一场大战，前将军邓禹失利。
天黑后，双方停战，军师韩歆和诸将，见己军气势已挫，都主张乘夜退走。前将军邓禹不从，坚持出战反击玄汉军队，最终大破敌军，平定了河东郡。
占据河东郡之后，前将军邓禹、军师韩歆，率军继续西进，最终在西京长安附近，与赤眉军展开大战，邓禹的西征军，又被赤眉军击败。
建武三年(公元27年)闰正月，前将军邓禹，战败以后，只身率领二十四骑，逃回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军师韩歆就在其中。
前将军邓禹，西征失利之后，韩歆回到东都洛阳任职，继续随刘秀征战，立下许多功劳，被封为扶阳侯，并先后被任命为，尚书令、沛郡太守等重要职位。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大司徒侯霸去世。
刘秀下旨，把沛郡太守韩歆，从沛郡(治所是相县，在今安徽淮北市境内)调到京城洛阳，让韩歆代替侯霸，担任大司徒。
韩歆为人直率坦诚，喜欢有话直说，没有一点隐讳。刘秀常常感到有些难堪，久而久之，再也难以容忍。
有一次朝会，在读到隗嚣、公孙述从前的来信之后，刘秀情不自禁地对着群臣，感叹惋惜道：
“哎呀，诸君啊，隗嚣、公孙述这两人，死得实在是有些可惜了啊！其实，此二人，也很有才干啊！”
韩歆应声答道：
“陛下，不然啊！
照陛下这么认为，亡国之君，都是十分有才的了！夏桀和商纣王，也是很有才干的啊！”
刘秀见韩歆当庭出言讽刺，唱对台戏，心里大为不满，马上变脸，勃然大怒道：
“司徒大人，你的言词，实在有些太过激了。这只是朕一时的感慨，肺腑之言罢了，你何必上纲上线，指桑骂槐呢？”
韩歆见刘秀发怒，不敢再说话。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正月，汉朝廷举行朝会，商讨国家大事。
朝会上，司徒韩歆讲到各地官员反应的地方受灾情况，心里十分担心和不安，害怕皇帝，没有引起重视，于是指天画地，好心好意，言辞有些急切地提醒刘秀说道：
“陛下：
近些年来，灾害频繁，气候不好，恐怕朝廷要遇到庄稼歉收，流民遍地的情况。请陛下严密警惕，不要掉以轻心。到时候，在仓促应对，恐怕有有些来不及了。”
刘秀不以为然，反驳司徒韩歆的意见说道：
“司徒大人：
你说话议事，不要这样危言耸听好不好呢？每年地方上有些自然灾害，都是一件稀松平常、很自然的事情，哪里有你所说的那样严重的情况呢？”
为了这件事，君臣之间的矛盾和隔阂，越发加深，刘秀对大司徒韩歆的直言无忌，更加不满了。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正月二十三日，刘秀正式颁诏，命令将免去韩歆的大司徒的职位，并遣送韩歆父子，一道回乡。
即便已经如此一反常态地处理了韩歆父子，刘秀回想君臣很久的积怨，心里还是觉得，很不解气。
司隶校尉鲍永，曾经一再为大司徒韩歆求情，刘秀一直没有答应，反而认为他们两人，是朋比为奸。
于是，刘秀又下了一道，措辞更加激烈的责备诏书，派使者去追上大司徒韩歆父子，交给了他们父子。
按照汉法的惯例，对于有罪贬谪的大臣，如果是在贬谪路上，被皇帝的诏书再次责问，实际上就是，逼其自杀谢罪。
在路上接到刘秀的责问诏书以后，韩歆与他的儿子韩婴父子两人，当即伏剑自杀，以死谢罪。
大司徒韩歆，是儒家大儒，著名士大夫，一向名气很大，只因同情百姓灾难，说话直言无忌，而触怒刘秀，以致无辜身亡。
文武大臣，都十分同情大司徒韩歆、韩婴父子，对刘秀的贬谪处罚，不以为是。
见众怒难犯，听了妻子阴丽华等人的劝说以后，刘秀也感到深深的愧悔。
为了表示自己的遗憾悔恨，刘秀下诏，追赐韩家金钱、粮食等，又令有司，以大司徒之礼，安葬了韩歆，并对大司徒韩歆、韩婴父子的家属，予以安慰抚恤，以弥补自己的过失。
11
大司徒韩歆，素习经学，是经学大师。韩歆钻研的学术，属于古文经学的范畴，还不是主流。
在西汉时代，虽然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行，但古文经学，难当大雅之堂。
汉王朝专门为今文经学，设立了学官博士，而古文经学，却还未取得，设立学官博士的殊荣。
就是在刘秀中兴汉室之后，兴办太学，下旨设立《五经》博士，博士共十四人，也全都是今文经学家。
时任尚书令的韩歆，认为汉朝廷歧视古文经学，不太合理。
于是，尚书令韩歆，向刘秀提议，设立《费氏易》、《左氏春秋》等古文经学博士。而《费氏易》、《左氏春秋》等，就属于古文经学系统研究的范畴。
刘秀下诏，请群臣商议，尚书令韩歆的建议。
建武四年(公元28年)正月，刘秀在宫中云台，大会有学问的公卿、大夫、博士等，亲自主持了这场讨论。
讨论的两方，一方以尚书令韩歆、太中大夫许淑，作为代表，赞成立《费氏易》、《左氏春秋》为太学《五经》博士。
另一方，则是反对的一方，以博士范升，作为代表。
双方针锋相对，一直争执不下，一直到日中时分，辩论才不得不停止。
后经研究《左氏春秋》的大学问家陈元，再次上书皇帝建议，刘秀才最终决定，设立古文经学《左氏春秋》的博士。
所以，尚书令韩歆，因为率先向刘秀提出，建议汉朝廷设立《费氏易》、《左氏春秋》等古文经学博士，而为古文经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2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正月底，刘秀下旨，任命汝南郡太守欧阳歙，回朝担任大司徒，接替自杀身亡的大司徒韩歆的职务，主持汉朝廷政事。
新任大司徒欧阳歙，字正思，乐安郡千乘县（今山东高青东北）人。
早先，欧阳歙因为人廉洁，谦恭礼让，而闻名天下，靠祖传“伏生尚书”的学习研究，而任朝廷的博士。
新莽王朝时，欧阳歙曾经担任，长社县县宰，后投奔更始帝刘玄，被更始帝改任为原武县县令。
刘秀称帝之后，看中原武县县令欧阳歙的忠诚、才干、学问和功绩，遂提升欧阳歙担任河南尹，受封鄱阳侯，后又迁升欧阳歙，为汝南郡太守。
欧阳歙在汝南郡担任太守，共九年时间。他照顾豪族大姓，任用贤才，治理郡县，在士大夫里，名声卓著，人人称颂他，很有政绩，广有人望。
刘秀听信豪族大姓，士大夫们的称颂，也认为欧阳歙，学识渊博，才干卓越，很有见识威望，于是遂下旨，任命欧阳歙，为大司徒。
不想，三公罢黜、任命的烦恼，才刚刚结束，刘秀又有了新的烦恼。
13
经过几十年时间的养精蓄锐后，此时汉朝廷北方边塞的匈奴汗国，又恢复了不少元气。
匈奴汗国君臣，一直不认可汉朝廷的复兴，再次开始大举出兵，骚扰汉朝廷边塞，烧杀抢掠，掠夺边塞军民财富。
匈奴汗国军队，对汉朝廷的边境郡县，侵略掳掠的次数越来越多，情况日益严重。
汉朝廷君臣见到匈奴汗国军队不断侵扰北方边塞郡县，边民民不聊生，十分担心。
其时，汉朝廷正在加紧实施，休养生息，复员士兵的计划，汉朝廷御边的兵员，严重减少，根本就无力抵抗，匈奴汗国军队的大举入侵。
汉朝廷君臣，对匈奴汗国咄咄逼人的气势无力应对，遂决定，暂时对匈奴汗国，采取守势。
刘秀接受大臣的建议，运用退避忍让的战略，下旨放弃，边塞郡县的城池，下令沿边各州郡的军民，尽力后撤。
建武十五年（公元35年）二月，刘秀下旨，任命大司马吴汉，担任主将，率领扬武将军马成等将领，带领汉朝廷军队，把雁门郡，代郡，上谷郡等三郡的官员和居民，约六万人，强迫迁移到居庸关（北京昌平县），常山关（即飞狐关，河北唐县西北）以东，远离匈奴汗国军队的侵扰。
然而，匈奴汗国单于栾提舆，并不善罢罢休，反而得寸进尺，命令匈奴汗国东部军区的军队，继续追击，退却避让的汉朝廷边塞州郡军民。
匈奴汗国大军跟踪追击，继续进入汉朝廷边塞州郡侵扰。边塞军民，越发苦不堪言。
匈奴汗国大军，在边塞不断的袭扰和入侵，使中原汉朝廷，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汉朝廷君臣忧心不止。
刘秀知道汉朝廷国力虚弱，无力反击。
刘秀只好下令，尽力增加边塞各要塞的守卫部队，采取守势，使各个据点的将士人马，多达数千人，以防止匈奴汗国军队，对内地郡县的大举入侵。
14
当初，有司大臣请封诸皇子爵位，刘秀拒绝道：
“如今天下初定，应该以天下为公，不宜私肥，封诸皇子爵位，以免朕受到，公孙子阳一般的非议。”
刘秀一直不允许。
如今，眼见儿子们已经逐渐长大成人，公卿大臣固请连年，而匈奴汗国，入侵边塞郡县，需要皇子们帮助，镇抚地方，拱卫朝廷，刘秀这才答应，命令分封诸皇子爵位。
建武十五年（公元35年）四月十一日，刘秀下旨，封自己的二儿子刘辅，为右翊公，三儿子刘英，为楚公，四儿子刘阳，为东海公，五儿子刘康，为济南公，六儿子刘苍，为东平公，七儿子刘延，为淮阳公，八儿子刘荆，为山阳公，九儿子刘衡，为临淮公，第十子刘焉，为左翊公，第十一子刘京，为琅邪公。
同一天，刘秀思量酬庸固始侯李通诸兄弟，首倡聚义之功，乃封李通的小儿子李雄，为邵陵侯。
固始侯李通的小儿子李雄，乃刘秀的嫡亲小妹，宁平公主刘伯姬所亲生。
建武十五年（公元35年）四月十七日，刘秀感念大哥刘縯、二哥刘仲的创业之功，追封自己的大哥前司徒刘縯，为齐武公，二哥刘仲，为鲁哀公。
15
奖励功臣勋旧，分封诸侯虽然十分顺利，但到了如今，新的问题，又重新出现。
分封的功臣、宗室、皇子，越来越多，而朝廷直接管理的郡县，也就越来越少。
朝廷的赋税等收入，也相应急剧减少，国库、内库，有了一种捉襟见肘之感。
加之朝廷的土地改革，进行得很不顺利，更加加剧了汉朝廷财力的窘困，严重影响了新兴的大汉帝国的稳定。
刘秀见此，忧心忡忡，担心不已，于是与汉朝廷大臣一道，商议破解应对之策。
为了恢复经济，休养生息，平定边患，稳定社稷，汉朝廷君臣发誓，一定要想方设法，破除各种阻力，着力解决好复员将士和无地少地农民、流民、释放奴婢的土地问题，安抚天下人心，振兴大汉经济，稳定复兴的社稷。
还好，汉朝廷君臣同心，理政大臣，也感到了问题的急迫和重要，既定的度田等国策，得以继续实施下去。